吉田茂給國內的發回的電報引發了河原內閣在外交路線上的分歧，牧野伸顯對於法國人遞來的橄欖枝還是產生了動搖，主要是這位對於同協約國進行對抗並沒有多大的信心，畢竟他在歐洲留學的期間，看到的是一個遠遠超越日本的文明世界。
在牧野看來，這個世界的文明中心始終還是在歐洲，雖然日本的生存空間需要拓展，但是這種拓展是迫不得已下的生存需要，從長遠來看，日本終究還是要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去，而不是如那些守舊派學了一點歐洲文明的皮毛，又開始打起了皇國特殊論的旗幟。
皇國特殊論的本質就是封閉日本的社會，從而維持住日本的特殊國體，其實和清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辭是一致的，根本的用意就是主張既得利益階層不可被動搖，新興資產階級必須要服從於皇國體制，而不是試圖破壞這一體制。
對於歐洲文明的支持者來說，皇國特殊論顯然是跟不上時代的，牧野伸顯作為伊藤博文之後的開國派領袖，他的立場其實要比伊藤博文更為激進，畢竟伊藤還試圖保留天皇制度下清理舊的貴族階層，而牧野則認為天皇體制本身也該做出改變，最好是建立英國式的立憲君主體制，天皇作為國家名義上的君主存在下去。
由於林信義這個意外因素的干預，伊藤博文沒能推動日韓合併，日本和俄國之間也因為中國勞工黨的出現失去了合作的機會，東亞一體化的機會卻顯露了出來，所以伊藤博文沒有被朝鮮獨立主義者刺殺，而失去了朝鮮半島控制權的陸軍勢力大減，黑龍會這些右翼團體遭到了海軍的鎮壓，日本國內保守勢力遠不及另一個時空那麼的強勢。
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海軍掌握權力時正好遇到了中國統一、歐洲大戰的兩次經濟景氣，這就使得海軍主張的東亞合作及海權擴張論壓倒了陸軍的大陸擴張理念，畢竟海軍的合作主張投入不多，但是收益極大，並且刺|激了國內民生事業的發展，而陸軍主張的軍事擴張主義只能有利於部分重工業財閥的利益。
所以，海軍自日俄戰爭開啟到歐洲戰爭結束的這段時間內，一直都保持了政治上的強勢，把號稱長洲閥的政治勢力給壓制住了，這就使得原本利用海軍壓制山縣派的伊藤博文，在歐洲戰爭爆發後也不得不重新調整了立場，轉向支持山縣，以避免在元老不斷凋零的大正時代，元老徹底失去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不過伊藤支持山縣只是為了維持政治上的平衡，不是支持陸軍的大陸擴張政策，在勞工黨統一中國之後，就連陸軍中的主要派系都認為大陸政策已經不可能實施，因為勞工黨統一全國後對滿洲地區的工業化，已經讓日本失去了分割滿蒙的機會。
至於在大陸上和一個統一的中國打一場大陸戰爭，老實說這和海軍跑去登陸美國西海岸也沒啥區別，都是自尋死路而已。特別是這場歐洲大戰表現出的軍事科技對戰爭帶來的巨大變化，通過派出的觀察員不斷傳回國內後，陸海軍都在進行研究和思考。
其中陸軍對歐洲戰爭研究的最為透徹，通過臨時軍事調查委員等陸軍內部機構的調查和研究，陸軍深刻認識到構築總體戰體制在應對未來的戰爭方面的必要性。
陸軍認識到，在人力、物力資源被總動員的總體戰中，精神上與肉體上均以國民為基礎的「國民之國防」和「國民之軍隊」不可或缺。
然後陸軍就發現，中國勞工黨實際上在歐洲戰爭爆發前就在這條路上前進了，現在的中國軍隊和最廣大的民眾達成了一致，工農紅軍視自己為人民的解放者，而中國的底層民眾也同樣是這麼認為的，對於那些地主階級和買辦來說，勞工黨是洪水猛獸，每到一處就在掠奪他們的財富，但是這些人壓根得不到底層民眾的支持，因為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就是對底層的欺壓者。
所以，不管是日本或是英國、法國，雖然他們不停的支持中國內部對勞工黨的反對勢力，但是勞工黨的力量卻越來越強了，陸軍在大陸政策上的失敗就是沒能清楚的意識到這一點。
同樣的，陸軍在國內失去民眾的支持，也是在於沒能站在民眾的基本利益述求上。海軍在大東京地區不斷獲得民眾的支持率，就在於海軍執政以來一直在推動大東京地區的土地改革和工業化，從而令這一地區的民眾收入增加速度高於了全國其他地區。
比如原本在大東京地區最為支持陸軍的千葉縣，這裡原本是最靠近東京的農業區，風氣極為保守，直到1905年時都沒有一個稱得上市的城市，即該地區的城鎮人口都沒有超過三萬規模，可見該地區就是一個大農村。
但是在海軍上台後提出了千葉縣工業中心的發展計畫後，到了1919年，千葉縣已經出現了十二個市，該地區的城市人口比例達到了18%，雖然還低於全國平均城市化人口比例25%，不過千葉縣已經開始脫離農業區，成為了一個不斷發展的新興工業區。
超過1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千葉縣已經完全變成了海軍和自由黨的支持者，陸軍和軍國主義的支持者成為了少數派。
海軍的這種強勢，自然就引發了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的聯合遏制，其中海軍的外交路線被攻擊的次數是最多的，亞洲聯盟的建立雖然給日本工商業的海外擴張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是對於陸軍和一部分金融資本而言，他們並沒有分享到好處。
亞洲聯盟所維護的地區經濟貿易秩序，實際上是一種看似公平秩序下的經貿秩序，為什麼說是看似公平？因為對於生產力發展不同的地區之間的公平貿易，實際上就是有利於生產力較高地區的。
日本的工業能力雖然和歐洲相比是落後的，但是相對於東南亞地區卻是先進的，即便是和中國相比也是領先了一步。但是在陸軍和一些金融資本看來，即便是這種有利於日本的地區經貿秩序，對於日本來說也是吃虧的，因為日本幾乎承擔了所有的海上防務壓力，而且海軍試圖撇開國際金本位搞亞元，也令支持金本位制度的金融資本感到了不滿。
所以這部分政治力量要求日本完全主導亞洲聯盟，並制定更加有利於日本的規則，實質上就是想要把亞洲聯盟改造為日本殖民亞洲的工具。
海軍內部對於這種呼聲並不是沒有反應的，比如加藤友三郎為代表的艦隊派將領就比較傾向於牧野的融入國際秩序的主張，他們認為在德國戰敗之後，日本海軍應當完全控制對亞洲聯盟艦隊的領導權，從而以聯盟為後盾，和英美開啟世界海權分割的談判。
海軍大臣東鄉正路和文部大臣安部磯雄、工商大臣松方幸次郎則認為維持日中互信才是亞洲聯盟存在下去的基礎，當下亞洲聯盟艦隊由日本、德國、中國共同領導的模式其實相當的穩固給，把德國人排除在外，必然會刺|激到中國對亞洲聯盟艦隊控制權的立場。
由內閣的爭論也能看得出來，明治時代強勢的元老政治，在此時的日本已經極大的衰退了，內閣對於政治的掌控力獲得了加強。山縣和伊藤也只能在御前會議上要求內閣首相給出政策解釋，而不能再如從前那樣直接干涉內閣會議。
河原要一此時的立場是到點下班，他已經完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最大追求，擔任了一屆內閣首相，至於其他的政治理想是沒有的，所以他並不打算破壞海軍此前確定的政治路線，只想要安全的下台獲得首相禮遇。
牧野融入歐洲的外交理念，山縣和伊藤試圖在政治上牽制海軍的繼續上升，加藤友三郎等艦隊派謀求提升海軍在國際上的地位，在河原看來都是陷井，這些政治上的變動都可能讓他沒法滿載榮譽的過退休生活，他自然是不願意去支持的。
不過，在當前內閣發生了分歧的情況下，他也不得不做出回應。河原首先認為法國人的建議沒安什麼好心，因為法國在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已經難以維繫，所謂的把安南和寮國交給日本，實際上就是讓日本阻止法屬印度支那的完全獨立。
日本即便拿到了安南和寮國也得不到多大的好處，反而會引發中國和東南亞各民族的猜忌，這將令日本在東南亞的國策難以維繫。日本在東南亞的國策就是經濟上的一體化，向東南亞地區輸出基礎設施，從而獲得當地的資源以提升日本的工業實力。
工商大臣松方幸次郎是這一國策的積極推動者，他認為法國人的建議實際上就是對亞洲市場的政治分割，這種分割對於日本來說是不利的，因為以日本的國力根本不可能同列強在政治、軍事和工業上發起競爭，只有在解放東南亞的旗幟下，日本的工商業才能獲得東南亞民眾的認可，從而獲得這一市場的最大佔有率。
更別提，當前日本最大的經貿夥伴就是中國，為了安南和寮國和中國交惡，無疑是丟了珍珠拿了木盒當成了寶物，實在是得不償失之舉。
這自然不是松方幸次郎的個人看法，而是和其站在一起的新興工業資本集團的共同立場。在1905年之後，隨著海軍提出了戰略產業的發展規劃，圍繞著能源、石油化工、通訊技術和機械產業，冒出了許多新的工業資本家。
這些新興產業的資本和傳統的官商資本立場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的，後者更加依賴於權力支持下的市場壟斷，因此更加提倡國家主義，而新興資本更仰賴於技術革命帶來的市場佔有率，他們更主張自由競爭和產業協調合作。
能源、石油化工、通訊技術和機械產業在新技術的推動下表現出了比傳統行業更快的生產效率的提升，而這些新興產業還沒有遇到能夠壟斷國際市場的超級巨頭，所以這些新興資本更加青睞於自由競爭下的市場開發和養成，而不是如傳統產業的對抗性競爭。
亞洲聯盟實際上就承擔了亞洲市場的開發和養成，對於日本的新興產業資本來說，當前的重點不是用武力或政治瓜分亞洲的市場，而是利用亞洲聯盟建立的一體化市場，提升日本工業產品在亞洲統一市場中的影響力，並通過合作將歐美工業產品排擠出這個大市場。
松方幸次郎等新產業資本家就很認同林信義的斷言，「日本的優勢在於領先於亞洲各民族的工業化，日本的未來在於如何領導亞洲各民族的工業化。
歐美的工業化建立於對世界其他農業地區的掠奪，日本的工業化太晚，想要走歐美的工業化之路已經沒什麼可能性，因為歐美的工業產能已經超出了世界其他農業地區的消費能力。
所以日本的工業化只能走另外的道路，就是推動世界其他農業地區的工業化，從而擴大這些地區的消費能力，從而擴大世界市場。
從目前來看，亞洲地區的工業化是未來數十年內最具有成長性的市場，而這個亞洲的市場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東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和南亞地區，這三大地區的人口佔據了世界一半的人口，所以當這三大地區進入工業化進程，將會創造出比過去100年里歐洲工業化所創造的財富更多的財富。
只要日本能夠抓住這個機會，那麼日本就能夠藉助亞洲工業化的大潮流，進入到先進工業國的行列。」
到了1919年時，林信義判斷的亞洲工業化潮流，至少在東亞地區已經出現了雛形。中國在國內推動的交通幹線的修建，開始整合南北資源，為中國的工業化打好了基礎。而日本的經濟已經開始受到中國工業化帶來的擴張效應，日本對於中國的工業品出口不斷上升，從而帶動了對於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原物料的進口。
松方幸次郎這樣對自己的父親主張道，「現在和中國交惡，實質上就等於是主動放棄了中國不斷增長的市場，把中國市場讓給了德國人和其他列強。這還不包括，日本將會被排斥在歐亞鐵路橋計畫之外，我們等於連中亞和俄國的市場也一併失去了。
而對中國來說，日本並不是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但是日本和中國的合作對於維護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是有好處的。如果日本因為想要獨佔東南亞的市場而和中國及東南亞民族交惡，我實在看不出來到底日本能得到什麼好處…」
松方正義倒是願意站在兒子這邊，但是面對協約國的壓力，他也並不支持日本單方面倒向中、德、俄一方，這方面他其實和伊藤的立場比較相近，認為現在的局勢下，日本更適合中立。
不過國際形勢的發展，很快就讓試圖中立的日本政府發覺，自己越來越不可能中立了，協約國方和中、德、俄方對於日本的立場詢問越來越直接，中國政府的一位外交人員甚至直言不諱的在私下對一位日本外交人員表示道，「當前世界正日益分為新舊世界的對立，假如日本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場的話，今後恐怕是很難在國際事務中發出自己的聲音的。」
日本政府很清楚，這位中國外交人員的私下講話，實際上代表著中國政府的一種暗示，中國人希望日本說明自己的立場，假如新舊世界的對立正式成立的話。
新舊世界的對立，這個問題對於日本的政界來說也是一個極為傷腦筋的問題，因為日本才通過維新追上了歐洲文明的腳步，現在還沒有真正開始享受列強的待遇，結果有人卻宣告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自然引起了內部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