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日本政府的詢問，中國政府這邊並沒有立刻做出回應，中國勞工黨雖然獲得了執政權力，但為了儘快把國家形勢穩定下，勞工黨認為當前的首要敵人是國內的地主階級、封建勢力和國外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為了對付這些首要的敵人，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國際資本都是可以聯合的對象。
因此組成國會的政黨中勞工黨並不佔絕對優勢，黃興、宋教仁的中國國、民黨，孫文、汪精衛的中華革命黨加起來就佔了國會四成席位，另外再加上一些站在農民立場上的開明紳士小黨和站在對外開放立場的買辦的代表，實際上都能超過一半以上的國會席位了。
只不現在的中國採取的是雙重權力架構，黨領導下的蘇維埃體制，國會-政府體制，國會-政府體制具備了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能，但是蘇維埃有保衛無產階級利益的最終否決權。軍隊、最高檢查權、財政審計權、警察權、司法權，都歸蘇維埃所有。
也就是說，勞工黨如果不能在國會內部否決某個法案，那麼就可以動用蘇維埃體制，在國會的法案得到政府承認之前否決之。按照宋教仁的說法，「蘇維埃體制顯然是不符合民主原則的，勞工黨不應當在代表全民意志的國會內投票失敗後，又以無產階級的名義單獨否決國會的決定。」
孫中山、汪精衛等人也大為支持宋教仁的觀點，認為蘇維埃體制應當和國會進行合併，他們接受勞工黨在國會內佔據更多席位，但不能接受勞工黨這種背棄民主原則的做法。
田均一對此則不留情面的回道：「勞工黨承認，當前的中國尚不足以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勞工黨願意和社會各階層在民主原則上對國事進行充分討論的現實基礎。
但是，勞工黨成立的目的就是推動中國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確保無產階級不斷增長並保持其領導地位。過去，勞工黨並不是沒有給過其他階層以機會，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數量太少，教育文化水平太低，許多人壓根不明白什麼叫做無產階級革命，而是把無產階級革命視為了窮人打江山，坐江山。
所以勞工黨並不想給中國的無產階級留下這種錯誤的印象，才會選擇在承認滿清統治下先行發展工業，以教導民眾什麼叫做工人階級。
但是，滿清朝廷的腐敗無能，對於列強的唯唯諾諾，對於內部民眾的不斷施壓，迫使勞工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成熟的時機發動了革命。
憑藉著武漢十萬工人階級和紅色軍隊的頑強鬥爭，我們擊敗了滿清政府的討伐軍，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其他地方有人站出來響應我們，顯然在滿清的屠刀面前，所謂的民主原則是不存在的。
自那之後，中國的無產階級在對上國內的反動勢力和國外的帝國主義的進攻時，沒有看到過一次民主原則的勝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廣大勞動者們用自己的生命和汗水贏得了最終的勝利。
勞工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可以在國家的框架下和其他非反動的社會階層實現民主原則，這個民主原則並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什麼外國文明的傳入，而是無產階級擊敗了國內外的反動勢力，所以才能實施民主原則下的國家重建。
但是無產階級重建國家的目標是向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而不是維持一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社會形態。所以無產階級不會容許任何人試圖從自己的手中奪取政權，包括勞工黨在內。蘇維埃代表最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勞工黨並不高於其。
只有勞工黨服從蘇維埃的決定，而不是相反。勞工黨如果否認了蘇維埃的最終決定權，就等於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就不能被稱之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勞工黨對於民主原則的理解：在國家範圍之內，勞工黨代表無產階級和其他進步階層實施民主原則；在無產階級內部，蘇維埃代表著無產階級的民主原則。後者的民主原則顯然要高於前者。」
田均一的對於民主原則的評價自然是引發了軒然大|波，但是輿論對於勞工黨的批評並沒有改變蘇維埃體制的支持度的下降。不管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或買辦們如何試圖用民主原則來批判勞工黨的極權主義，他們都不能改變當下中國的社會矛盾-如何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
民主原則在同樣物質基礎上的群體來說確實是重要的，但是對於不同物質基礎的群體來說，利用國家機器限制某些群體的行動，才是最優先的選項。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買辦們，他們所主張的民主原則，實際上就是確保當前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長期維持下去，畢竟勞工黨現在執行的是國家資本壟斷主要產業，私人資本及外資允許投資部分產業，沿海的幾處貿易港口，雖然被收回了租界的特權，但是其經濟上並沒有受到打擊，反而隨著全國市場的統一、中國工業體系的不斷完善而快速的增長了。
比如天津和青島兩地，雖然失去了租界法權的保護，一些離開的外國商人認為，勞工黨壓根發展不了貿易，收回租界只會讓這些貿易港變成死港，因為外商是不會冒險進入一個沒有保障的地方長期發展的。
不過歐洲戰爭的爆發很快就讓這種評論變成了笑話，協約國和同盟國滿世界找著供應商的時候，壓根沒人關心勞工黨代表著那個階級的利益，參戰的列強只想要儘快的獲得資源去取得勝利。
因此在歐洲大戰帶來的全球經濟景氣期內，勞工黨粉碎了那些外國資本對於中國經濟的威脅言論。不過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依託這一波世界大戰做進出口貿易富裕起來的群體，非常不願意朝著什麼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他們認為現在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中國。
黃興和宋教仁成為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言者，他們試圖把當前的資本主義形式法律化，從而建立一個美國式的民主共和國，以避免勞工黨走向強權政治，也就是另一個北洋政府。
至於孫文，他倒是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他主張共和主義。他反對所謂的社會階級的分法，主張除了民族之外就沒有階級之分，中國存在多數民眾和少數民眾之衝突，但這種衝突不是階級利益的衝突，而是道德毀壞的後果。
孫文強調漢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他認為，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民族。要復興漢民族的地位，窮本極源，「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複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複」。
孫文反對勞工黨提出的階級鬥爭學說，反對勞工黨的民族區域自治理論，主張在漢人中恢複傳統道德觀念以消除內部矛盾，然後擴大漢民族的外延，把那些少數民族同化為漢民族，如此中國就能恢複歷史上的強盛時代了。
孫文主張的共和主義，一個是民族之間的共和，另一個則是漢人內部的共和，從而消除勞工黨的階級鬥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內部民主。孫文的主張主要是對歐洲民族主義的漢化解釋，但是在經濟上他不僅不能和勞工黨比較，甚至都不及國民黨提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只是，勞工黨的本錢實在是太雄厚了，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在政治上也是遠遠壓過其他各黨，除了中華革命黨還能拿革命先行者為自己鼓吹，其他各黨壓根沒法和勞工黨討論，畢竟在整個中國革命的過程中，至少九成工作都是勞工黨一家完成的，剩下的才能歸於各界的行動。
哪怕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許多小資產階級試圖保住自己的美好生活，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當前的中國除了勞工黨之外，其他人根本維持不住局面。所以在對內問題上，勞工黨的主張基本都能通過，但是在對外問題上，爭論就比較激烈了。
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兩黨就極力反對因為俄國、緬甸、太平洋聯邦的問題和協約國交惡，擔憂因此被協約國爭奪，切斷中國的對外貿易航線，大英帝國在戰爭中對德國的封鎖，他們看在眼中，自然是極為擔憂的。
在內政問題上，勞工黨能夠得到多數人支持不同，在這種外交事務上，實際上很多人是不關心的，而關心對外事務的人群，基本上又和對外貿易產業是息息相關的，他們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
因此勞工黨在國會中受到了不小的壓力，許多議員都主張不應當立刻為太平洋聯邦提供安全背書，應當先和協約國方進行協商，或者以放棄薩摩亞群島為交換條件，要求協約國放棄對其他群島提出要求。
這些議員的主張是，他們確實要保護太平洋聯邦，但不可能為了太平洋聯邦的一處領土去和協約國開戰，在德國都投降的今天，中國拿什麼去保衛遠離亞洲，位於太平洋中心地區的薩摩亞群島？英國皇家海軍要是發起攻擊，他們根本無力進行阻止，除非他們南下進攻緬甸，但這種反應又過於激進了，這就意味著中國和協約國直接開戰了。
勞工黨內部也對是否和協約國正面對抗抱有疑慮，畢竟現在協約國已經擊敗了同盟國，雖然從賬面數字來看，協約國恐怕是損失慘重，但總算是在歐洲解決了自己的對手，可以把力量用於其他地方了，澳大利亞、紐西蘭對於薩摩亞群島的挑釁其實不是孤立事件，在印度大陸英國人做的更加過分。
在戰爭爆發之前，為了讓印度人支持自己，倫敦曾經表示要進行政治改革，給與印度以更多的自主權，從而贏得了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支持，最終人民黨領導的東北地區只能單獨保持中立。
當戰爭進入膠結狀態時，新上任的印度事務大臣蒙塔古發表宣言：英國在印度統治的目的是逐步發展自治體制，逐步實現責任政府，使印度成為不列顛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一年後美國宣布參戰，印度事務大臣蒙塔古和印度總督契姆斯福擬定的印度改革草案中表示：總督下設兩院制立法機構，其成員一部分由選舉產生，另一部分指定。強調：新的改革是使印度完成自治的道路上的第一個階段，英國政府今後將每十年定期研究一次印度的狀況，審查使印度進入新的自治階段的問題。
這一草案顯然是不符合英國人在戰前的承諾的，印度民族主義者要求的是被當成一個正常的民族對待，在大英帝國的框架內取得和白人一樣的權利，也就是印度民族認為自己並不是落後於歐洲文明的野蠻民族，所以他們有資格贏得自治的權利。
但是蒙塔古-契姆斯福法案則表示，印度民族還是一個未開化的野蠻民族，所以還需要英國繼續引導，直到英國政府認為其有能力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才會移交自治權。而且這個自治權也不是一下子就移交，而是通過十年一次的評估，再一點點的移交。
這份法案簡直沒有絲毫誠意，不過是給了印度民族一張未必會兌現的遠期支票，哪怕是戰時積極支持英國的國大黨，也陷入了憤怒之中。當然，比這些印度精英更為憤怒的還是印度人民。
在法案公布後，印度人民就爆發了多次反英遊行，於是在德國簽署了停戰協議後，1920年一月，印度供職的英國法官S.A.羅拉特為首的委員會提出了平時戒嚴法，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徹底變成了非法活動，這就引發了廣泛的抗議。
人民黨也意識到了不對勁，顯然英屬印度政府在歐洲戰爭結束後，已經打算解決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了，人民黨領導的東北地區成了首當其衝。
而英屬印度政府的強勢，又得到了印度英國軍官團的支持，曾經在中英西藏之戰中被擊敗的道格拉斯·黑格上校，現在已經成為了英國陸軍元帥。這位元帥最大的傷口，莫過於雷金納達·愛德華·哈里·達厄爾上校的死亡，英國報紙過去一直鼓吹是黑格上校放棄了同僚，才使得達厄爾上校被中國人擊斃了。
既然英國已經在歐洲取得了勝利，那麼這些曾經在印度遭受屈辱的英國將軍們，自然是想要挽回自己的面子的。於是人民黨派出了特使前往北京，尋求勞工黨對於東北地區的支持，並詢問如果印度爆發一場獨立戰爭的話，中國是否願意向印度人民提供支持。
勞工黨的主流共識是不能放棄同印度人民黨的聯盟，畢竟這是林楓為亞洲聯盟奠定的基礎框架，從林楓同志制定各地的革命方案來看，沒人會質疑這位亞洲革命之鷹的規劃是不切實際的，有些地方之所以沒有出現變化，那就是時機還不成熟。
因為日本人不會去宣揚林楓是日本人的事實，所以勞工黨上下就以中國革命者的形象來塑造林楓的，這也使得勞工黨在亞洲民主革命同盟中佔據了優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勞工黨放棄對於人民黨的支持，無疑是主動放棄了對於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這顯然是不行的。
中國和日本在國力上雖然開始恢複差距，但是在當前的具體實力上其實也是半斤八兩，因為海軍力量不足，實際上對於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力量是弱於日本的，但是亞洲各民族大多親近中國而不是日本，就是有賴於林楓在亞洲革命者中的影響力，亞洲革命之鷹的稱號正是人民黨對林楓的稱讚。
勞工黨所猶豫的，還是對於人民黨的支持到什麼程度，特別是對於英國是否要走到開戰的地步。而在勞工黨糾結的時候，印度的民眾抗議運動終於遭到了英國人的強力鎮壓。
旁遮普地區是該次印度民族運動的主要支持地區，而作為英屬印度政府軍隊的核心，15萬穆斯林和旁遮普人組成的印度軍隊，是英屬印度政府在遷都之後重建印度武裝力量的基礎，也是英屬印度政府試圖用來解決東北地區的武力基礎。
所以英屬印度政府禁止了印度民族主義者在這一地區進行集會活動，4月10日凌晨，兩名民族主義活動家無視禁令抵達阿姆利則，兩人立刻被警察逮捕。
阿姆利則3萬市民集會市政府門前，要求釋放被捕者，遭到警察和騎兵的鎮壓。集會者奮起反抗，於傍晚佔領火車站、電報局和電話局。當晚，英印軍隊開進阿姆利則市，實行宵禁。
4月13日，約5萬人在阿姆利則市賈利安瓦拉·巴格廣場舉行集會，抗議殖民當局專橫暴虐。當天下午英軍將領指揮裝甲車堵住廣場狹窄的出口，然後下令向密集人群開槍射擊，廣場上頓時屍橫遍野。該慘案震驚了印度，也震驚了亞洲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