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月中旬到3月底，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主導下，國際聯盟的雛形終於成型了，但是為了使國際聯盟能夠建立起來，威爾遜總統無疑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以至於最終國際聯盟的定義和其在和會前所主張的國聯相去甚遠。
在離開美國前往巴黎之前，威爾遜總統信誓旦旦的向美國人民保證，國際聯盟將會塑造一個永久和平的新世界，而美國將會成為締造這一新世界的偉大國家。
但抵達了巴黎之後，威爾遜總統就發現英法的立場並不和美國一致，英國和法國並不想要一個新世界，他們只想恢複戰前的舊世界。所謂的民族自決原則，在英法意看來就是對世界的重新瓜分，只不過過去的明目張胆的殖民統治變成了所謂的委託統治。
英國和法國都不願意為世界的和平提供什麼擔保，他們只想讓美國人出錢出力，但很顯然這種協議是沒法在國會獲得通過的，為了不兩手空空的返回國內，此次參加和會威爾遜總統拒絕讓共和黨分享勝利者的榮譽，這使得他不得不面對一個棘手的問題，他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已經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會變成民主黨的失敗，因此他必須要帶回一個說得過去的成果，以避免被共和黨所攻擊。
這個說得過去的成果自然就是他在國內所鼓吹的國際聯盟，英法也很快的意識到了威爾遜總統的軟肋，因此為了讓威爾遜總統屈服，他們不斷的在國聯問題上製造麻煩，以迫使威爾遜總統對自己讓步。
於是國際聯盟從大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會議變成了各國平等對話的會議，這就意味著國際聯盟失去了對世界安全問題的負責對象。而國際聯盟的正義性，原本應當是只有民主國家才能成為聯盟的一員，但這又違反了英法意的利益而被廢除，於是國際聯盟也就失去了傾向性，變成了一個俱樂部式的組織。
法國人倒是試圖建立國際聯盟下的永久性軍事組織，以此來對付德國和俄國的革命力量，但是英國和美國都不願意捲入新一輪的歐洲對抗性活動，所以英國人反對，美國人附議，最終法國人的圖謀失敗。而法國失去了利用國聯以控制歐洲的希望後，就轉為了戰前世界秩序的維護者，也就是拒絕了美國人對舊世界進行改革的要求。
在英國的強烈反對下，包含共同防禦部分的條款最終被否定了，也就是國聯不能強迫任何大國採取行動來保衛和平。雖然各成員國同意，任何不符合國聯盟約的條約是無效的，但是對於過去的條約該如何處理卻沒有做出規定，這就意味著戰前的舊秩序依舊是成立，國聯並不能侵犯這種舊秩序。
真正宣告國聯思想破產的，還是克里蒙梭在4月初提出的把德國皇帝作為戰犯送上審判席，但是這一要求被拒絕了，在克里蒙梭看來，所謂的國聯壓根就不能成立什麼新世界，因為它什麼都不敢改變。克里蒙梭只能試圖和英美建立跨大西洋的三邊協定，也就是另一個協約國來維護法國的安全。
不過美國想要的顯然不是這樣一個有利於老歐洲的大西洋協定，但威爾遜總統已經騎虎難下，如果他拒絕的話，就意味著國聯會徹底的失敗，接受的話反而讓美國海軍難以再突破大西洋的歐洲海權封鎖。
在這種交鋒之中，英法對於德國的懲罰終於落下了塵埃，法國終究還是因為實力不濟失去了對於薩爾地區的佔領，該地區由國聯管理，1935年舉行公投以決定歸屬，期間生產的煤炭都歸法國所有；萊茵區解除武裝，被協約國佔領15年，直到德國履行完成和約所規定的其他義務。
法國人把蘇台德區交給了捷克人，僅僅因為這有利於捷克的安全，但是這一決定絲毫沒有歷史依據，也不符合民族自決原則。法國人還否決了奧地利和德國的合併，但又認為奧匈帝國的瓦解是符合民族自決原則的。
波蘭在巴黎的臨時政府要求獲得但澤和上西里西亞，這一臨時政府拒絕承認在俄國和德國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民選政府，他們認為那個政府不過是德國人的傀儡。
在賠款問題上，法國人認為重建法國需要的640億金馬克得德國出，德國的賠付總額不得低於910億金馬克，法國至少要佔55%。而勞合喬治一開始找來的專家們為德國計算的賠款是2200億金馬克，大約是戰前德國五年的國家收入，到了4月時德國代表團講到了1320億金馬克。
與其說是講價，倒不如說是德國代表團一直在聲明這一賠款的不合理。威爾遜總統最終還是放棄了為德國代表團說話，表示接受各國把撫恤金計算入賠款的方式。
按照協約國的要求，德國必須在一年內先支付50億美元，可以以實物形式支付，之後德國再開出一張200億金馬克的借據，以履行其1922年之前的義務，之後再開出400億金馬克得借據，作為整個30年代的賠款額度，如果德國經濟得到了改善，那麼就需要再支付400億金馬克。
美國人之所以要放棄德國，也是因為協約國內部的戰債問題開始爆發。英國主張協約國內部的債務應當取消，如果不向德國索要賠款的話，這樣一來美國將會蒙受近17億英鎊的損失，而英國也將損失6.5億多英鎊的債權，最大的得利者是義大利，它將被免除7億英鎊的債務，其次是法國，減少了5.1億英鎊的債務。
美國的資本家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要求，因此只能拋棄德國。不過威爾遜總統的做法讓德國人大失所望，要知道德國人放下武器的契機就是相信了威爾遜總統說的，美國加入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結束戰爭，而不是試圖毀滅德國。
但是現在的巴黎和會給出的答案卻明確的告訴了德國人，協約國就是要毀滅德國，要讓德國失去一切。所謂的民族自決原則，在協約國的操控下，變成了針對德意志民族的嚴厲處罰。
德意志人民開始從聲討戰爭轉向了對協約國的仇恨，在德國簽署停戰協議到協約國提出和約的正是條款的期間，一部分德國人試圖把戰爭的罪責歸類給德國的舊統治階級-德皇和軍隊。但是隨著協約國給出的和約條款傳回國內，德國的左中右群體都認為德國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對抗協約國貪得無厭的帝國主義行徑。
一時之間，艾伯特政府的支持率反而穩定了，因為大家都認為換誰上台都不能解決和約的問題，革命反而會帶來德國的真正滅亡，因此還不如讓艾伯特政府去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再謀求新的解決方案。當然，德國的右翼因為失去了政治上的號召力，他們知道讓艾伯特下台只會讓更加左傾的社會黨人主導德國政治，因此他們雖然憤怒但依然竭力維持艾伯特政府。
只是在林信義看來，時機已經到來了。他協助德國的左派社民黨在北德意志地區建立基層組織，就是為了現在這個機會。艾伯特、謝德曼等人不願意和協約國撕破臉，那些德國的舊統治者們畏懼革命比畏懼德國覆滅更甚，但是對於德國的無產階級來說，這卻是一個奪取國家領導權力的大好機會。
林信義在阿姆利則慘案爆發後在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和柏林工人代表的集會上發表了演講，他表示道：「這場世界的大戰並不是世界人民所發動的，而是各國的統治集團、帝國主義者、資產階級所聯合發動的。
俄國人民、德國人民在戰爭中意識到了這一點，最終用自己的行動推翻了發動戰爭的統治階級，從而結束了國內的戰爭製造因素。我不認為俄國人民和德國人民對戰爭負有什麼責任。
同樣的，英國人民、法國人民、義大利人民、奧地利和匈牙利人民…以上各國人民都不應當對戰爭負有什麼責任，他們都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但是在今天，英國、法國、義大利這些國家製造戰爭的統治集團試圖把戰爭的責任加諸於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俄國等國人民身上，以此來顯示自己的潔白無瑕。
不過在印度阿姆利則爆發的屠殺事件證明了，劊子手是不可能把自己裝扮成天使的。英帝國主義者用實際行動告訴了世界人民，他們想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恢複那個大英帝國統治世界的舊時代，如果德國人民向英帝國主義者和法帝國主義者、義大利帝國主義者乃至其他帝國主義者做出讓步，那麼受到傷害的將不僅僅是德國人民，還有印度人民、波斯人民，乃至一切被帝國主義所欺壓的民族。
為了世界的和平和人民的幸福未來，德國人民不應當向帝國主義繳納一個芬尼的賠款。德國人民應當聯合各國人民召開屬於人民的和平會議…」
1920年4月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人群體中的組織能力可比1919年4月強的多，在一年前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內部派系林立，雖然他們都表示自己站在無產階級的一邊，但是就對工人階級的動員能力來說，是遠遠及不上社會民主黨的，畢竟後者有著一個健全的黨組織，哪怕在政治上背叛了無產階級，但其組織依然能夠動員起不小的社會力量。
林信義要求左派社會民主黨人聯合併重新加入社民黨，就是為了奪取並破壞社民黨的地區組織，哪怕地區的工人群體不認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理念，也要確保他們不會被右翼社民黨人所動員起來，從而分散工人群體的力量。
而當艾伯特政府上台後，林信義進一步對社民黨及工人組織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改造，重點在於打破社民黨地區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的隔閡。
從某個角度去看，社民黨成員實際上都在擺脫工人的團體生活，他們更類似於政治上的工人概念，而不是真正的工人代表。比如艾伯特、謝德曼，都是工人出身，但是隨著他們不斷的加強自己的政治身份，現在已經脫離了工人的生活，而成為了職業的政客。
那些沒有脫離工人生活的工人代表，往往都會成為工會的一員，而工會的多樣性，使得工會並不代表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代表某一工廠、某一行業、某一地區工人的利益，於是為了本工會代表的工人群體的利益，工會代表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和資本家、政府妥協就是尋常之事。
革命工長，實際上就是工人群體代表的聯合體，雖然他們在政治上比那些試圖調和勞資矛盾的黃色工會更革命一些，但是就政治上的追求來說，依然是低於主張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革命派的。
之前林信義促成了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和革命工長的聯合，但他認為這種聯合是不牢靠的，因為革命工長的目標始終不是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因此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支持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發動革命。而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同樣帶有社民黨人的弊病，總是要求工人無條件的服從自己，而不試圖在工人中建立真正的基層組織。
北德意志蘇維埃聯盟的建立，本質上就是為了推動工人和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融合，使工人明白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是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也令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知道，他們只是工人的代言人，不是工人階級的領導者。
為了確保雙方有著正確的認識，林信義推動了社會民主黨人的退出機制。黨員的退出機制實際上是列寧的創造，對於列寧來說，是否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不是依賴於一張黨員證件來證明的，而是取決於個人的政治覺悟。
凡是跟不上黨的前進步伐的黨員，理所當然的就會被清退出黨，當你跟上了黨的前進步伐，又可以再一次入黨。通過這種黨員的退出機制，布爾什維克雖然在二月革命時人數遠遠少於其他政黨，但是卻始終保持了黨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
十月革命後，黨員一度暴漲六倍，但俄共布依然能夠管束住黨的組織，沒有令地方黨組織失去控制，這也是各地蘇維埃能夠逐漸向著最高蘇維埃靠攏的重要因素。
而林信義在德國社民黨內部推動的黨員退出機制，和俄共布有些不同之處，就是社民黨黨員的清退並不是由黨的組織部一手決定，而是通過工人代表的投票來決定的。凡是工人代表認為不代表工人利益的黨員，就會從黨內除名，直到其改過得到工人們的認可，才能重新加入黨。
通過建立這一黨員的清退機制，社民黨的基層組織和工人進行了直接的聯繫，從而跳過了革命工長這個過去的中轉站。從當前的局勢來看，雖然一部分黨員對清退機制有所不滿，但是工人對於社民黨基層組織的信任度卻大大提高了，原本是工人第一選擇的工會，開始讓位給社民黨的基層組織。
於是，林信義在集會上的演講得到了黨內大部分成員的認同後，這一演講所表達的意思也很快就被北德意志地區的工人階級所接受了。左派社民黨人反對締結和約，聲援印度人民，主張另外召開世界和平會議，這一訴求很快就引發了國內外的軒然大|波。
謝德曼認為左派社民黨人的聲明只是嘩眾取寵，這種強硬姿態除了刺|激協約國之外並不能解決問題，不過謝德曼自己也不認同和約內容，認為這份和約不可能獲得德國民眾的認可。
德國右翼政客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德意志帝國財政部長，他反對以強硬姿態拒絕和約。他認為戰後的新秩序-國聯已經建立，德國只有先加入這個新秩序，然後才能謀求在國聯內部進行上訴。
他認為英法不會佔領整個德國，他們只會拿走一切有用的東西，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們還對世界的進步與和平發展抱有希望，那麼就得先付出一筆沉重的預付金，選擇合作而不是對抗。至少和約給了德意志民族國家一個機會，讓它可以保持完整。
當然，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的聲明，首先遭到了普魯士王國的憎恨，畢竟按照和約割讓土地的是普魯士王國而不是其他公國。不過埃茨貝格爾的主張還是得到了一部分德國軍人的支持，他們主張保持完整的德國為優先選擇。
但是，北德意志蘇維埃聯盟選擇了支持左派社民黨人的主張，並拒絕把德國公海艦隊交給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者用於鎮壓印度人民。北德意志蘇維埃聯盟表示，要麼協約國支付糧食讓他們拆除軍艦，要麼他們就把軍艦送給俄國人民，以支持俄國人民保衛自己。這一聲明極大的刺|激了英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