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雷澤曼代表團向柏林發回了協約國給出的35項條款，很快就引起了柏林上層的嘩然，哪怕是之前支持同協約國停戰的資產階級，這一刻也開始動搖了。
德國資產階級之間的分裂並不僅僅是金融、航運資本和工業資本之間出現的分歧，還有德意志民族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分歧。
在1910年德國猶太人口就達到了61.5萬，雖然只佔德國總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在最富裕的100個德國人里，就有30個是猶太人，其中最富裕的猶太人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其次是門德爾松、奧本海默、西蒙等等。
當然，羅斯柴爾德家族實際上已經不能算是德國資本，而是成為了跨國資本，其在英國小倫敦城也一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戰前德國猶太資本之所以支持德國對抗法俄，就是因為法俄在戰前都是反猶主義盛行的國家。
東歐地區的反猶傳統，實際上就是斯拉夫民族興起的。1264年波蘭-立陶宛王國通過法律，同意接納猶太人居住並在經濟上給予他們自由，這是歐洲國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向猶太人敞開大門，掀起了猶太人進入東歐的第一個高潮。
波蘭國王卡西米爾三世（1310-1370年）又邀請猶太人前往西烏克蘭，希望藉助他們的力量幫助波蘭向東發展，為此卡西米爾三世曾有「猶太人國王」的美譽。
這一後果造就了斯拉夫民族對於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殖民反抗同時，就是對作為波蘭人幫凶的猶太稅吏和高利貸者的痛恨，再加上基督教對猶大出賣耶穌的傳說，反猶就成為了俄羅斯人的文化傳統。
波蘭-立陶宛王國的衰敗，使得猶太人失去了保護者，沙皇政府對於猶太民族的迫害就成為了習慣性政策，每隔幾十年就要來上一次，一是為了掠奪猶太人的財富，二是為了轉移底層民眾的不滿。因此在19世紀中後期，俄國猶太人大多成為了反沙皇主義者。
沙皇尼古拉二世給他母親的信中就說「壞人又在抬頭，……由於他們十分之九都是猶太人，所以人民的全部憤怒都指向他們，這才發生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革命是由異族人——波蘭人和猶太人——組織的」。歷來被認為是相對開明的俄國杜馬還發起過「不給猶太人有同等權利」運動。
正因為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行動，使得大量的俄國猶太人離開了俄國人遷移到世界各地去，而這些猶太人的第一站總是在德國，然後才是其他國家。也正因為如此，德國猶太人對於沙皇俄國是充滿仇恨的，他們在政治上是反對同俄國結盟的，這就使得德國猶太資本成為了德國軍方的支持者。
猶太教信仰的德意志國民中央協會，在戰前受到錫安主義的影響，認為應當返回到故土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
奧地利猶太出版商Nathan Birnbaum所創，並首次出現在他於1890年出版的刊物《Selbstemanzipation》（「自我解放」）當中，維也納記者和劇作家西奧多·赫茨爾發起錫安主義運動，號召全世界猶太人回歸故土，恢複本民族的生活方式。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第一屆錫安主義議會，開始將錫安主義變成一個政治性的運動。
到了1914年，巴勒斯坦已經定居了8.5萬猶太人，佔總人口的12%；奧斯曼帝國感受到了危險，於是下令驅逐猶太人，但是德國此時已經面臨和協約國開戰，因此在這一問題上選擇了保護猶太人的定居權，奧斯曼帝國面對德國政府的強硬立場便取消了驅逐令。
於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官方刊物表態說，德國必將解放被壓迫者，猶太復國主義的出版物全力支持德國，大多數猶太領袖相信德國必勝。
歐戰爆發後，德國的猶太學者弗朗茲·奧本海默更直接，說德國的戰爭是神聖的自衛戰爭，為了真理、法律、自由和世界文明，同反動、黑暗的沙皇俄國及其幫凶英法進行鬥爭。
也就是說，在開戰問題上德國猶太資本是持積極立場的。在戰爭中，大量的猶太銀行家和商人在負責經濟的戰爭協會中被委以重任。這個機構為帝國在東線作戰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財政支持。瓦爾特·拉特瑙甚至是陸軍部戰爭原料處處長，為陸軍解決了大量的軍火生產問題。
從某個角度來說，德國猶太資本和德國軍方實際都是推動戰爭的主要推手，反而是德國的民族資本在戰爭問題上搖擺不定，因為畏懼大英帝國的皇家海軍而一度是反對開戰的。本時空中，克虜伯、西門子領導的中德商會更是堅定的反戰派，因為德國工業支持開戰的原因是老牌列強瓜分了世界，使得德國工業失去了市場和原料，但是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德國資本合作，他們支持戰爭的理由幾乎消失，自然不願意和協約國開戰。
只是國內金融、航運資本和軍方的聯手，又壓制住了這些工業資本家的聲音，最終因為一場暗殺事件捲入了大戰。如果猶太資本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德國軍方一樣默不作聲，那麼德國的民族資本也許還不會對猶太資本感到厭惡。
可隨著戰爭形勢對德國不利，特別是美國宣布參戰後，猶太資本就開始洗白自己的戰爭責任，開始支持反戰罷工運動，並拒絕接受軍方訂單。對於德國統治階層而言，猶太資本簡直就是背叛，於是左派社民黨提出的英美壟斷資本發動戰爭試圖消滅各國工業能力的陰謀變成了猶太資本試圖統治世界的陰謀。
一些原本和瓦爾特·拉特瑙、阿爾伯特·巴林站在一起，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主張和協約國妥協的日耳曼民族資本，在看到35條停戰協議後也失去了聲音。從協約國給出的這份協議來看，顯然協約國是在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而不是和平。
瓦爾特·拉特瑙支持和協約國和平，因為依賴國際猶太資本的協助，他並不認為協約國能夠對自己的財產進行剝奪，但是對於日耳曼民族的資本來說，他們沒有這個底氣去賭博。奧古斯特·蒂森在看到35條之後就立刻聯繫了克虜伯，表示要加入中德商會提出的泛大陸工業發展計畫。
甚至於連阿爾伯特·巴林也動搖了，雖然他也是猶太人，但他是搞實業的，他之所以支持和協約國妥協，因為他的漢堡-美洲公司的經營範圍都在協約國海軍的掌握下，只有協約國解除對德國的禁運和歸還商船，漢堡-美洲公司才能生存。
不過35條中協約國明確規定了，對德國的封鎖不解除，而且對於航行自由的解釋權也要由協約國來決定，這就意味著漢堡-美洲公司沒法因為停戰恢複事業，戰後甚至也未必能夠拿回自己的財產，阿爾伯特·巴林將會失去對於公司的控制權。
停戰35條對於德國軍方來說也是不能接受的，協約國不僅要求德軍從所有非德國領土上撤離，而且打算沒收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解散德軍，銷毀德國的全部武器裝備。德國軍方的強硬派領袖興登堡、溫和派領袖馬克思親王，乾脆就不出聲了，把這個問題交給了政府去解決。
左派社民黨的高層會議上，對35條的討論中，林信義以觀察員的身份發言，壓制住了主張服從政府和反對停戰的兩種意見。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兩位左派社民黨的領袖在這一問題上顯得過於原則了，他們一方面認為停戰而不解除對於德國的禁運是不道德，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簽署的話，他們應當服從，因為他們現在也是社民黨的一員，必須要接受民主的原則。
對此林信義乾脆的指出道，「我主張社會民主工黨和社民黨的合併，目的就是為了把社民黨中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開除出去，而不是和小資產階級討論，誰來領導工人階級。
戰前社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居然能夠通過支持戰爭的決議，就說明了社民黨已經失去了建立初期作為無產階級代表的政治理念。我們不能為了民主原則去犧牲無產階級的政治理念，這和效忠國王究竟有什麼區別？民主原則的神聖化取代了天賦王權的神聖化，如此而已。
無產階級的利益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就沒看出來社民黨此次在戰爭中究竟哪裡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加入社民黨然後再把小資產階級開除出去，而不是重新建立一個新黨？
因為社民黨在過去幾十年里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基層組織，雖然社民黨在政治理念上變質了，但是這些組織不會就此消失。如果我們不去爭奪社民黨的基層組織，那麼德國的反動勢力必然會利用社民黨中的小資產階級來控制這些基層組織，最終在工人群體中製造混亂。
現在就是我們揭露社民黨內小資產階級真面目最好的實際，我們要在停戰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立場，從而讓德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認識到，到底誰才能保衛他們的利益。
因此，我建議，把35條儘快的公布出去，並以左派社民黨的立場發表聲明，反對協約國繼續封鎖德國。左派社民黨支持和平，但前提是為了讓德國人民能夠生存，而不是讓協約國以更輕鬆的方式消滅德國人民。德意志帝國可以解散軍隊，但德國人民不會放下武器，因德國人民有權保衛自己的生存權力…」
林信義的主張就是，要麼艾伯特接受左派社民黨的主張，那麼左派社民黨就可以進一步在黨內獲得領導權。如果艾伯特敢簽署這份協議，那麼就要和黨內的小資產階級代表作鬥爭，把這些小資產階級代表開除出黨。
艾伯特等右翼在社民黨內雖然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但正如林信義所主張的，社民黨實際上已經官僚化了，許多基層組織壓根不關心黨的理念，而只是服從於中央的決定，只要把上層開除出黨，這些人就立刻失去了對基層組織的控制力。
也許艾伯特、謝德曼能夠聯合一部分右翼社民黨員重組政黨，但是他們在工人面前就失去了社民黨這塊金字招牌，工人們將會按照他們的政治主張而不是社民黨身份來判斷他們的立場。此前獨立社民黨及其他左派黨員之所以沒法撼動艾伯特、謝德曼在工人中的影響力，並不是工人們真的支持兩人的政治主張，而是工人們還在支持社民黨這個傳統的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
所以，哪怕獨立社民黨等左派人士反對戰爭的立場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但是在如何反對戰爭的問題上，工人始終都希望由相熟的社民黨來組織反對行動。1919年春天的柏林大罷工，社民黨的拖後腿，也是工人罷工委員會最終決定自行結束罷工的一大原因，因為社民黨反對全國性的罷工反戰運動。
艾伯特是左右為難，他實際上並不適合擔任首相職務，就決斷力和領導力來說，他完全不是謝德曼等人可比的，他的影響力在工人群體中，因為他是社會福利制度的支持者，這使得他在戰前獲得了工人群體中的極大認可。
謝德曼等人和艾伯特合作，就是希望利用艾伯特在工人中的聲望對社民党進行控制。特別是在戰爭爆發後，德國在戰場上並沒有迅速的結束戰爭，所謂的色當戰役並沒有出現，支持戰爭的謝德曼等人在工人中的形象就更加的惡劣了。
正是和艾伯特的聯合，謝德曼領導的社民黨右翼才能把左翼排擠出黨，這才有了獨立社民黨的出現。當然，因為得不到軍方、資本家的認可，工人又因為傳統繼續支持社民黨，使得獨立社民黨既不能動搖社民黨的組織度，也不能消除社民黨在工人中的政治影響力，難以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的唯一代表。
不過左派社民黨和社民黨的合併，謝德曼及其追隨者被開除，讓社民黨的政治立場開始左移。艾伯特開始逐漸失去工人的支持，畢竟現在工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福利，在貨幣的不斷貶值及戰時供應體制下，資本家的福利條款簡直就是一紙空文。
當然，艾伯特和謝德曼之間的聯繫並沒有斷絕，謝德曼依舊是他政治上的參謀，只不過謝德曼因為失去了黨內身份，已經無法直接插手黨內組織問題。對於協約國給出的停戰三十五條，謝德曼給艾伯特的建議是簽署。
謝德曼的理由是，「現在的德國正在革命的前夜，只要戰爭一日不結束，那麼社會秩序就一日不能恢複，那些左派分子就越能得到工人的認同。不管協約國的條件多麼的苛刻，只要達成和平，那麼德國的社會秩序就能恢複了，而我們也就不必擔心革命的爆發了，協約國各方是不會允許德國爆發一場俄國式的革命的。」
艾伯特在其勸說下，就請其去探聽一下軍方的反應，畢竟35條中對於軍隊的處置可謂是極為嚴厲，沒有軍方的支持，他也是不敢簽署的。
謝德曼本身和馬克思親王就走的很近，在國內革命問題上，他和馬克思親王的立場是一致的，如果沒有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那麼就會迎來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
馬克思親王當然是支持停戰的，重點不在於解散軍隊，重點在於阻止國內革命，當然他是不會公開支持35條的，他對謝德曼表示，他會和興登堡談一談，說服軍方接受政府的最終決定，但是他不會公開的支持艾伯特政府的決定。
謝德曼認為這已經足夠了，在他看來，艾伯特擔任和平首相，本身就是為了背鍋的，這場大戰打到這種程度，哪個德國精英會覺得協約國方會善待投降的德國？他們可沒有善待過想要退出戰爭的羅馬尼亞和俄國。
只是在艾伯特向談判代表發出命令之前，左派社民黨把35條公布了出來，並表示反對協約國繼續封鎖德國，這根本不符合十四點和平原則，是對德國的誘降。並且左派社民黨還主張：德國在東方和各國的和平協議是具有法律效應的，不應該被協約國方干涉。而且，阻止德軍撤回國內、反對德國釋放俘虜的正是協約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