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底，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被押回莫斯科接受公審，托洛茨基作為公訴人在革命法庭上對沙皇進行了公開的申訴，其罪名高達二百餘項，光是沙皇直接下令對工人罷工事件的鎮壓命令就有七八十件，另外包括了沙皇下令的對江東六十四屯、海蘭泡的屠殺事件，對中亞、高加索原居民、對國內猶太人的屠殺事件，最重要的一項則是發動了這一次的戰爭，讓俄國人民遭到了數百萬的傷亡。
旁聽的美國記者認為，這場審判是歷史性的，就道德上來說也是無可挑剔的，因為革命法庭並沒有判處沙皇死刑，而是給與了終身監禁的判罰，這個判罰實際上並不符合革命群眾的意願，在審判之前各地蘇維埃都表示應當絞死這個羅曼諾夫的屠夫。
當然，人民委員會之所以給與沙皇終身監禁而不是死刑的判決，是因為現在俄國國內革命形勢大好，對於列寧等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來說，當前最大的任務不是保住俄國革命的勝利果實，而是如何重新規劃戰後的歐亞秩序。
二月革命之所以爆發，可不是因為俄軍在前線的戰敗，而是資產階級們意識到沙皇政府已經無法在戰後維持帝國形態了，這就意味著除了斯拉夫民族的基本居住區外，其他邊疆地區恐怕都有獨立之可能，而俄國在東歐、中亞等地的傳統勢力範圍也要被迫放棄，一夜之間俄國就回到了彼得大帝時代，這就是資產階級拋棄沙皇的原因，他們寧可在協約國的體制下維持一個僕從身份，也不願意變成小俄羅斯。
列寧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原則最終能夠在黨內獲得通過，就是因為許多黨員已經見到了邊疆民族的分離決心，如果繼續大俄羅斯主義，那麼這些邊疆民族中的進步勢力也會倒向民族獨立意識，不要說邊疆民族存在獨立意識，就是頓河哥薩克和烏克蘭人，理論上來說都是斯拉夫民族的一員，但是這兩個地區也一樣有著極強的獨立意識。
所以十月革命之後，民族自決原則從分裂俄羅斯變成了維護蘇維埃聯盟的重要工具。正因為人民委員會支持了民族自決原則，使得各邊疆地區蘇維埃的首要問題就從是否脫離俄羅斯，變成了如何才能保證蘇維埃不被反動力量推翻，討論的結果就是要在蘇維埃聯盟內對付白色力量。
而民族自決原則的落實，也令俄國革命得到了亞洲聯盟的認同，在亞洲聯盟的支持下俄國革命穩固住了東方疆域，也因此有餘力解決歐洲領土上的混亂局勢。
如果沒有赤塔紅軍穩定住西伯利亞地區和中亞地區，那麼人民委員會實際上能夠控制的只有彼得堡到莫斯科地區，當然這裡也是俄國無產階級力量最強大的地區，俄國反動力量想要拿下彼得堡和莫斯科是極為困難的，可人民委員會也會被四面圍攻，壓根沒法迅速恢複國內秩序。
但是現在么，當人民委員會和德國簽署了和平協議之後，俄國國內的白衛軍就被壓縮在了伏爾加河下游和波羅的海沿岸，近70%的俄國疆域為人民委員會所控制，俄國的國內秩序開始恢複，白衛軍的失敗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接下來人民委員會要面對的是，戰後的歐亞局勢。
這個時候，林信義和人民委員會會面時談到的戰後歐亞局勢變化就變得重要了，之前除了列寧、捷爾任斯基等少數中央委員認為有必要考慮亞洲同志對於戰後的歐亞局勢規劃，其他中央委員都認為討論這個問題還太早。
畢竟他們連國內的秩序都沒有恢複，戰爭結束之後還要面對被資本主義列強幹涉的風險-基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大多數黨員認為他們將會如巴黎公社那樣遭到資本主義的圍攻。因此大多數黨員認為應當採取防禦姿態，而不是繼續向外輸出革命。
但是到了五月份時，哪怕是最保守的中央委員也認為，國內的白衛軍不是俄國革命的首要問題，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阻止協約國集團徹底擊敗德國，從而完成英美帝國主義對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之所以這些中央委員會有這樣的認識，因為林信義在德國驗證了自己的主張。
在和人民委員會溝通時，林信義認同了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特殊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把世界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
但是他在帝國主義的論述下認為：帝國主義之間也是有著對立矛盾的，金融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海權帝國和陸權帝國之間的矛盾，但帝國主義的最終目標是統合為單一的壟斷組織，從而對全人類實施統治。
協約國集團和同盟國集團之間的對抗，就是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對抗，美國之所以加入協約國一方，因為美國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了孤立於歐亞大陸之外的孤島，其資本組織心態和英國差不多，通過海權和對歐亞大陸的勢力平衡來擴張本國的金融和工業資本。
德國、法國、俄國實際上都是陸權國家，他們原本可以建立起互補的資本合作體系，但是在英國的干涉下，在德、法、俄三國的封建勢力的阻擾下，這三個國家不僅沒有聯合起來，反而形成了互相對立的關係，但是這種互相對立並不符合三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所以，當德國被擊敗之後，法德兩國的資本主義依然是不會滿意英美所構築的世界秩序，除非兩國解散本國的資本壟斷組織，變成英美資本的附庸，否則他們就會在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中趨於下風，並最終為英美資本所吞併。
相比起英美的資本主義，實際上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德國和法國資本主義的威脅並不大，只要我國的無產階級不試圖在德國和法國煽動起暴力革命奪權，那麼德國和法國的資本主義就有可能和本國的無產階級達成妥協，以對抗英美資本主義。
而對於俄國、中國、日本乃至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而言，當前最大的敵人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更為落後的封建主義，如果無產階級不能把那些封建主義下的民族解放出來，那麼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被封建思想所控制的各國農民群體將會變成資產階級最大的幫手。
也就是說，林信義不認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只要在歐洲中心獲得勝利就能真正勝利了，他主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將會長期化，不能指望一次暴力革命就能消滅資本主義，並認為應當首先解放歐洲以外的各民族，幫助他們進入到資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進程，然後再聯合各地區的無產階級向歐洲資本主義的堡壘發動進攻。
在這一場會談中，林信義表明了亞洲無產階級政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認識：不能在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不能通過一次暴力革命就完成對於資產階級的勝利，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可以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但是不能實現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這場會談其實並沒有得出什麼結論，反倒是表明了亞洲無產階級政黨和俄國布爾什維克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分歧。比如布哈林等人就認為亞洲同志對於農民的看法過於悲觀了；斯大林倒是覺得農民確實是反動的，但是他不能認同一國建不成社會主義的看法，只要國家和人口數量達到一個程度，他覺得一國也能建成社會主義。
列寧倒是覺得這場會談挺好，至少亞洲同志把自己的意見都擺在了檯面上，而不是在背後反對俄國革命的一些做法。當然，列寧依然認為如果能夠在德國獲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會有著極大的影響力，至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倒不必由他們來品嘗。
當然，列寧並不反對林信義前往德國拉攏德國的資本家們，從而先解決掉俄國革命在西線上的威脅。只是他也沒有預料到，林信義做的如此出色，確實令德國的資產階級出現了分化，並藉助德國資本集團對於協約國資本的抗拒，成功的讓德國無產階級獲得了一部分政治上的權力。
雖然德國無產階級還不能因此建立起德國的無產階級政權，但是卻能夠阻止德國資本集團倒向協約國，這對於戰後的俄國無產階級政權來說確實是極為重要的，畢竟每多過一天，俄國的無產階級力量就能壯大一分。
當林信義實踐了自己對於德國資本的判斷後，人民委員會對於沙皇的痛恨就放到了第二位，而把革命的發展放在了第一位，為了安撫德國資本及東歐地區的貴族勢力，顯然一個活著的沙皇比死了的沙皇要好的多，在俄國革命已經接近成功的當下，沙皇本人對於反動勢力的號召在下降，用來招撫中間力量的價值卻在上升，於是人民委員會就改變了主意，不再認同各地蘇維埃的處死沙皇意見，而是改為終身監禁。
霍夫曼上任軍需總監後就下達了前線部隊迅速撤回興登堡防線的命令，這是戰爭中最為堅固的防禦體系，自比利時橫跨至法國北部，其規模可謂空前未有。在大體布置上，興登堡防線不僅有蜿蜒曲折的縱深壕溝、用水泥強化的防護所、還有大片鐵絲網覆蓋在戰線前方，同時火力兇猛的機槍點和後方布置的炮兵更隨時準備向對手傾瀉彈雨。
如果不是為了發動皇帝會戰，德軍是不會放棄這條防線出擊的，但是這場出擊並沒有獲得總參謀部的預期，反而讓這條防線有了被協約國擊破的可能，喪失士氣的德軍顯然不能如從前那樣堅守於此。
霍夫曼對此做出的應對是在萊茵河地區設立備用防線，抽調東線部隊到西線，允許前線部隊組建士兵委員會，並明確表示德國將不以取得勝利為目標作戰，而是以獲得一個公正的和平協議而保衛祖國，如此總算是恢複了一些前線的士氣。
德皇也於八月一日在柏林發表公開演講，表示戰爭不應當再繼續，他將會任命新政府對和平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德皇在演講時沒有穿自己的軍服，而是選擇了一套平民常穿的夾克，雖然這讓他喪失了威嚴，但總算沒有得到輿論過多的批評。
威廉二世的發言並沒有獲得一部分軍方人士和右翼政治人士的認同，雖然他們也認為德國需要和平，但並不打算交出自己的權力，他們認為和平政府應當讓他們推薦的人選來組建，而不是由皇帝來決定，這代表著戰敗的責任有可能落在他們身上。
軍方建議由巴登親王來組建和平政府，這位親王有著溫和派的名望--特別是反對無限制潛艇戰一事—可以通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與協約國進行停戰協商。只是很顯然威廉二世已經不再信任這些軍方的提議，他認為和平政府不應當出現軍人和貴族，他也不認為威爾遜總統有能力阻止協約國對德國的報復。
在皇帝和軍方、右翼爭論不下時，八月七日調防芬蘭灣的一支德國艦隊在里加宣布革命，希佩爾中將逮捕了為自己召開宴會的戈爾茨將軍和庫爾蘭公爵等軍政大員。希佩爾中將發表了里加聲明：表示德國不應當再無謂的流血，因此其麾下艦隊決定退出戰爭，並聯合本地反戰人士建立波羅的海蘇維埃，向蘇維埃俄國發去了和平建議。
戈爾茨將軍和庫爾蘭公爵的被逮捕，直接導致了波羅的海地區的德軍失去了領導者，霍夫曼的部下順利的接收了這支軍隊的控制權，並決定從波羅的海地區撤退。有一部分德軍則選擇加入希佩爾中將領導的革命，退出戰爭。
里加革命引發了東線德軍和基爾軍港水兵的震動，東線德軍士兵開始普遍要求退出戰爭，一部分試圖在當地建立親德勢力的軍官失去了對於軍隊的控制，東線德軍統帥部開始恢複對於各支部隊的控制，因為統帥部表示會在年內把各部隊撤回國內。
而基爾軍港的水兵則在士兵委員會的領導下發起了向柏林進軍的行動，這場進軍的目的就是向皇帝要求和平。在北德意志的工人蘇維埃的支持下，水兵和軍工工廠的工人，大約有數千人組成了赤衛隊抵達了柏林，並佔據了柏林東北部的工人區，從而形成了和柏林駐軍的對峙。
亞歷山大近衛團、近衛燧發槍兵團等部隊都陷入了混亂，他們既不想上前線，但又對赤衛隊感到了擔憂，不少軍官認為赤衛隊的目標就是他們這些軍人，他們會和俄國革命那樣在解散軍隊後絞死保衛祖國的軍人。
在這些軍官們的影響下，一部分士兵對水兵的革命行動報以冷漠態度，當然也有一部分士兵認為如果上面還要把戰爭繼續下去，那麼一場革命不是什麼壞事。
面對柏林有可能爆發內戰的風險，首相格奧爾格·馮·赫特林伯爵宣布辭職，而巴登親王表示自己不會接受首相的任命，軍方和右翼政客做出了退讓，以避免一場革命的爆發。
八月十五日，社會民主黨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接受了首相任命，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共同組建新政府，由於左派革命的風險變大，資產階級不得不接受艾伯特擔任首相，而不是他們更中意的自己人施特雷澤曼。
艾伯特內閣是八月十六日成立的，在成立當日艾伯特就宣布了兩件事：一件事是德國轉為議會制國家，議會將會討論一部憲法來約束君主的權力。另一件事是向協約國提出停戰，商議和平問題。
艾伯特的聲明在德國的議會中、國內都沒有引起騷亂，曾經軍方和右翼以為會出現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大家都是如釋重負，覺得戰爭終於要結束了。
對於德國爆發的革命風潮，協約國方面表現出了不同的看法，法國人拒絕談判，認為至少要佔領了德國在萊茵河西岸的土地才能在談判中佔據優勢。而英國人卻想要和德國人妥協，因為英國人擔心德國也來一場十月革命，那麼歐洲局勢就完全失去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