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信義所代表的亞洲聯盟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外部支持力量下，三個德國社會主義左派團體終於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就是結束戰爭恢複德國工農業的生產能力，然後再謀求對不公正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變革。
林信義則提出了幾個補充意見，「德國的無產階級不能只考慮德國人民的生存問題，也要考慮歐洲各交戰地區的人民的生存問題，比如法國人民、奧匈帝國的人民、義大利人民及東歐及西亞各地區的人民，我們必須要考慮出一個整體性的戰後饑荒解決方案。」
對於林信義提出的這個主張，革命工長組織和斯巴達克聯盟的代表表示認同，而獨立社民黨的少數派代表則有所遲疑，因為他們覺得德國甚至連自己的人民都未必能照顧的了，如何去照顧其他地區的人民，至少得先解決了德國人民的溫飽問題才能談及其他。
對此林信義沒有正面進行回覆，而是提到了另一個補充意見，「在回答為什麼要提出一個戰後交戰各國整體性解決方案之前，我先說說德國工農業的戰後恢複問題。
當前德國的工農業生產已經完全在興登堡計畫的控制之下，所有的德國資源都被用於戰爭，這就是德國經濟還能維持到今天的原因，因為德軍最高統帥部實際上採用了戰時公有制的計畫經濟體系，在這一計畫經濟體系下，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都失去了自由選擇的權力，但是卻能夠把德國所有的資源都擠壓出來供應給戰爭。
從這一點來看，戰爭確實是推動人類社會制度變革的最大推動力，而這場戰爭發起的原因雖然是愚蠢的，但是這場戰爭卻無疑為我們展示了公有制體系下人類社會能夠動員起來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不僅僅是德國，英國、法國、美國都採取了不同程度的計畫經濟，凡是計畫經濟程度越低的國家，都已經先於戰爭而失敗了，比如俄國、羅馬尼亞，或者瀕臨失敗，比如奧斯曼帝國、義大利王國和奧匈帝國。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點，資產階級雖然可以在戰時實施公有制體系下的計畫經濟，可戰爭一旦結束，這種戰時公有制就必然會瓦解，那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能就是保住自己的本金和戰爭中獲得的利潤。我的意思就是，各戰敗國的資本都會選擇外逃，以避免負擔戰爭期間積累下來的國家債務和對於戰勝國的賠款。
也就是說，先不提德國作為戰敗國對於協約國的賠償是多少，當前德國1000多億的國債都會落在無法逃離德國的無產階級頭上，你們的積蓄很快就會變成廢紙。我以為，這是德國無產階級應當首要明白的一件事，戰爭結束的時候，才是無產階級更大災難來臨的時候。」
里夏德米勒為首的工人代表們有些茫然，他們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但是其他社民黨的代表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一下就聽懂了林信義的意思，作為戰敗國的德國顯然是無法償付本國在戰爭中積累的龐大內債的，因此一旦國際金融恢複流通，國內資本一定會變現逃離德國，那麼沒法逃離的德國民眾就不得不為戰爭支付債務了。
在這些人的解釋下，工人代表們也紛紛醒悟了過來，隨著議論聲音漸漸激烈起來，林信義才繼續開口說道：「所以，我們決不能容許資產階級主持同協約國的和平談判，否則他們會為了自己的財產而出賣德國人民，不管那些資產階級向你們承諾什麼，其實都是在欺騙你們，只要他們能夠和協約國達成和平，把自己的資產轉移到國外去，那麼他們的承諾就自動失效了。」
里夏德米勒忍不住起身向林信義說道：「這位同志，您說的對，那些資本家確實能幹出這種事，他們的和平和我們要的和平不是一回事…」
李卜克內西看著這群情激動的場面一時都有些愣住了，他們剛剛在討論如何取得和平時，不少人還在主張應當維護國家的團結下去爭取和平，也就是支持資產階級組建一個包容左右兩派的新政府去和協約國進行和平談判，並不願意和那些資產階級爭奪新政府的領導權，這可能會引發暴力革命。
他可沒有想到，林信義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就讓這些支持資產階級領導和平政府的代表們改變了主意，而對方說的其實和他之前說的沒啥區別，只不過他強調資產階級害怕革命的爆發，因此一定會和協約國達成有損德國無產階級利益的和平協議，而林信義則強調德國資本會把債務留給無產階級，自己逃離德國。但是兩人話語的效果卻相差太大了。
對此林信義是不意外的，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政治理論確實比他強，但是他們過於理智了，以至於難以激發起工人階級的憤怒，而革命除了理論的指導之外，也是需要激|情來推動的，沒有情緒高漲的群眾的支持，革命就不會創造奇蹟。
和資產階級會向協約國投降的結論相比，其實德國人更擔心的是資產階級單獨向協約國投降，也就是讓他們來承擔戰敗的責任，如果資產階級能夠帶著他們一起投降，然後大家一去都對付俄國的無產階級，搞不好許多人都是樂意的。
魏瑪共和國的成立，實際上就是許多德國工人群體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試圖通過站隊來恢複德國在戰前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最終他們得到的卻是一場大通脹。德國人民深刻的感受到了被協約國背叛的憤怒，希特勒所主張的十一月罪人實際上並不是德國人所痛恨的對象，德國人所痛恨的是簽訂了凡爾賽協議的資產階級和欺騙他們放下武器的協約國，最終這種對背叛者的痛恨被希特勒所利用了起來，於是猶太人變成了替代資產階級上火刑台的女巫。
所以他提前指出了這一點，當社民黨成員及工人代表意識到德國的資產階級能夠獨自跳船逃生，他們就無法再信任資產階級能夠帶給德國和平了。如果把德國的債務變成德國人民的負債，這樣的和平對於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點醒了在場的代表之後，林信義才接著說道：「德國的資產階級一定會欺騙德國人民，告訴他們一旦和平之後德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就能恢複正常，但實際上德國的資產階級會趁著戰爭結束後德國馬克還沒有快速貶值的時期，儘快的把德國馬克資產變成美元及以外國貨幣計價的資產。
因為他們很清楚一個事實，戰敗的德國是沒法保住自己本幣信用的，國際金本位制下，沒有黃金作為儲備金的貨幣都是廢紙，而德國的黃金在戰爭中就已經消耗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那點黃金，協約國一定會以戰勝國的身份收繳過去，所以他們一定會在協約國動手之前把黃金變成自己的財產轉移到海外去。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出現了，沒有黃金支撐的德國馬克要如何從海外進口原物料以滿足國內工廠的開工？假如進口不了原物料，那麼德國又拿什麼出口換回糧食和工業原料？
英國、法國、美國是當前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戰後唯一可以向德國實施貸款的資本主義強國，現在的問題是，這三個強國為什麼要對德國工業貸款，從而和本國的工業爭奪市場？
所以我認為三大資本強國最優先的選擇是，等待德國馬克的崩潰，然後再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收購德國資產，這將會是一場對於德國人民的空前洗劫。哪怕協約國在和平協議中給出較為優待的協議，通過摧毀德國馬克的信用，協約國也一樣能夠拿到德國所有有價值的資產，而這一切都是合法的，合乎資產階級所制定的私有產權的保護法律。
德國人民想要逃離協約國設立的雙重陷阱，第一個是政治上決不能讓資產階級掌握和平談判，不能讓資產階級制定戰後資本自由流動的法律，無產階級應當對國內的所有資本採取嚴格的監管措施，以避免資產階級套取現金離開德國。
第二個就是避開國際金本位制進行國際貿易的結算，按照勞動價值觀建立起歐亞大陸國際貿易的新結算體系，而戰後各國都將會陷入通貨膨脹之中，因為黃金在戰爭中流向了世界工業第一的美國，所以以黃金作為國際貿易結算，各國都會陷入資本匱乏的困境。
這就是我主張應當對戰後各國的經濟恢複提出一個整體性解決方案的原因，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避開黃金結算，以各國勞動力的價值為基礎進行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滿足各國人民的需求，從而儘快的恢複各國的工農業生產能力…」
林信義所提出的補充意見極大的扭轉了三個左派組織對統一之後的組織建立模式及對加入第三國際的爭論，李卜克內西試圖效仿俄國布爾什維克建立起一個嚴密的革命黨，但其他人都不感興趣，獨立社會民主黨反對等級制度，認為黨的路線政策應當允許黨員自由討論，革命工長則反對黨直接領導工人，認為工人的行動應當由工人代表們來決定。
但是在林信義提出的德國人民即將被資產階級背刺的預告下，獨立社民黨的代表和革命工長的代表都做出了讓步，他們意識到憑藉自由民主和工人自己的力量，是沒法阻止資產階級出賣德國的，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獲得對於政權的監督權，而沒有一個嚴密的黨組織是做不到的。
對於成立第三國際的問題，獨立社民黨和革命工長的態度不一，獨立社民黨覺得俄國革命的方式過於暴力，他們反對單一的暴力革命的路線，而革命工長在被軍方鎮壓後，從原本的和平抗爭轉向了暴力革命的路線，里夏德米勒就從工人運動轉向了蘇維埃革命的立場。
而為了反對國際金本位制度，大家發覺第二國際是沒法做到這一點的，因為第二國際對於本國本民族利益的優先原則，使得各國社會主義者沒法建立一個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國際組織，國際金本位制其實就是強國對於弱國的剝削和壓迫工具，想要避開它就得先成立一個國際勞動力平價計算原則，單靠一兩個國家的認同是沒有意義的。
在承認了這兩點之後，一個嚴密的革命組織的建立也就是必須的了，所謂黨不能直接領導工人階級的主張，就不可能被接受。於是最終三派決定成立一個類似布爾什維克的黨，在林信義的建議下取名為德國社會民主工黨。
之所以林信義建議取這個名字，因為他主張在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之後，應當儘快和社民党進行合併。對於林信義的這個提議，三方代表都表示了疑惑，因為社民黨現在實際上已經成為德國社會主義左派最大的敵人，比資產階級和容克貴族還危險。
林信義對此倒是不隱藏的解釋道：「之所以德國社民黨對德國無產階級及社會主義運動有著如此大的危害性，因為社民黨的前身是社會民主工黨和全德工人聯合會，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聯合，所以即便一些右派分子背叛了無產階級利益，但大多數德國無產階級並沒有放棄對於社民黨的認同。
從社民黨中獨立出來，固然讓左派脫離了右派分子制定的黨的錯誤路線，但是也失去了對於全德無產階級的天然號召力，大多是德國工人雖然不認同右派分子的主張，但他們還是願意支持社民黨這個組織的，這就是歷史的慣性。
因此，我們不能容許那些站在資產階級和容克貴族一邊的右派分子繼續掌握社民黨，那樣德國的無產階級就會分裂，社民黨就會變成資產階級和容克貴族用以分裂德國無產階級的工具。因此我們要重新回到社民黨中去，去和右派分子進行鬥爭，不能讓他們繼續把持社民黨的旗幟…」
林信義的主張實質就是，回去社民黨，然後把社民黨的右派開除出黨，然後再更換黨的名稱，這樣右派分子就失去了對德國無產階級的號召能力。
林信義還指出，當前左派分子最危險的敵人就是菲利普·謝德曼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右翼聯盟，後者在1905年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在工人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他信奉工會主義，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沒有太大的興趣，更多的是注意工人實際生活的改善，以及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和道德觀念，前者則完全成為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林信義主張道：「我們必須要在黨內論辯中把菲利普·謝德曼及其黨羽從無產階級的代表中開除出去，然後用工人對戰爭的反對意見迫使艾伯特站在我們這邊，這樣社民黨就能重新被工人階級所掌握，接下來我們才可以利用社民黨的傳統政治影響力，在柏林發起一場結束戰爭的抗議，並奪取德國的領導權。」
林信義奪取社民黨控制權的主張倒是得到了革命工長代表們的極力支持，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已經受夠了被謝德曼及其黨羽欺騙的行為，這一次一、二月份的柏林工人罷工，社民黨也是站在了政府這邊，分化了罷工委員會，而之後軍方就徵召了五金工人，並將一部分罷工工人給關押在了集中營，從而引發了革命工長組織對德皇、社民黨的強烈不滿。
里夏德米勒在意識到了政府和軍方的無恥後，就從溫和的抗議運動者轉向了暴力革命路線，畢竟軍方已經打算把他們這些反對戰爭的工人們送上戰場當炮灰了，他們自然無法再平靜的談什麼合法的鬥爭運動了。
獨立社民黨的代表們也認為應當把社民黨的控制權奪回，雖然他們不同意社民黨支持戰爭的路線而退出社民黨另外組織了黨派，但是就影響力而言是遠不及社民黨這種富有悠久歷史的政黨的，所以他們認為奪回社民黨的控制權，確實是有利於無產階級獲得新政府的組建權力的。
而因此推導出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工人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以保衛結束戰爭和控制資本外逃的政治路線。大家都很明白，光憑口頭上的言論是沒法結束戰爭，也沒法阻止德國資本的外逃的，必須要有武裝力量才能完成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