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在海軍將官會議正式就擴軍問題展開的討論中，作為新晉議員的林信義少將提出了兩個主要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日本的國防安全是建立在亞洲聯盟安全基礎上的，因此不能在國防安全中只考慮日本的安全。這一觀點得到了秋山真之、有馬良橘、加藤友三郎等人的認同，這三人是當前海軍的中堅領導力量，特別是加藤友三郎，在西門子事件之後已經成為了接替齋藤實成為了山本-齋藤派系的領導者，他們三人的支持幾乎就等於是海軍中堅領導層的認可。
而這幾人支持林信義的這一觀點，倒不是為了向林信義示好，此時的林信義因為年齡關係還不能走上海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但是憑藉著對海軍內部青年軍官的號召力，對海軍、政府、經濟界的影響力，大家都很清楚，想要成為海軍大臣必然是要得到林信義的支持的，否則就沒法在政府中獲得支持。
日俄大海戰之後，日本海軍的聲望雖然達到了頂點，但是日本海軍同樣也意識到了過去的敵對目標已經都被自己超越了，失去了對手的海軍實際上已經很難再獲得什麼資源投入了，英國皇家海軍的實力太過強悍，美國海軍遠在大西洋，實際上日本海軍在東北亞及太平洋北部已經取得了實際控制權，但想要向外拓展一步也是困難的。
在這種局勢下，海軍迫不及待的提出了以美國海軍為對手的國防案，實際上就是為了保持國家資源對於海軍的傾斜，林信義提出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組建亞洲聯盟海軍，本質上並沒有推翻以美國為對手的國防方案。
而之後林信義推動的一系列政治鬥爭，都是協助海軍在國家決策中獲得更多話語權，這也是海軍一直站在其身後的原因。當然，雖然海軍如願以償的通過企畫院、千葉縣重工業中心對國家政治、經濟有了較大的影響力，可是這種影響力並不是海軍直接獲得的，而是通過林信義建立的政治、經濟機關施加的。
於是海軍高層也尷尬的發覺，實際上政府和經濟界通過這些機關，對海軍內部也有了一定的影響力，過去較為封閉的海軍人事，現在也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干預了。比如過去的海軍大臣只要提出爭奪軍費就能統一海軍內部的聲音，但是現在就難以實現了，因為海軍內部的不少部門，已經不單單只考慮海軍的利益，他們在海軍之外的工業利益、在亞洲聯盟中的政治利益，也在影響這些部門負責人的立場。
海軍大臣這個職位，現在更類似於一個小型內閣的首相，他需要協調內外利益才能真正獲得海軍和政府的信任，僅僅只考慮軍費的增加是不夠的。因此能夠協調海軍內外關係的林信義就變得重要了起來，誰能夠獲得林信義的支持，誰就任海軍大臣的機會就更大一些。
日本政治的傳統就是高層人事，中層做事，底層凝聚人心，日本海軍的內部生態也是如此，不過林信義則是一個例外，雖然他身處于海軍的體制之內，但他的權力又非全然來自於海軍組織的賦予，海軍的支持只是林信義權力來源的一部分，這就是林信義可以超然于海軍組織的底氣。
但是在這一次的海軍擴軍問題的討論中，海軍中堅力量認同林信義的觀點卻並不是想要拉攏他，而是林信義的主張是符合海軍利益的。亞洲聯盟先不說，亞洲聯盟海軍在成立時主要的日本和德國爭奪領導權，日本海軍其實還是低了德國人一頭的，因為德國是一個大國，日本雖然佔了地利可依然沒法對抗德國對日本的巨大實力優勢。
但是歐洲戰爭的開啟，使得德國海軍失去了對於亞洲聯盟海軍的控制，中國及其他亞聯成員此時都站在了日本一方，約束太平洋聯邦所屬的德國海軍分艦隊不得對協約國發起挑戰，以避免將亞聯拖入戰爭的漩渦中去。
因此日本海軍在亞洲聯盟海軍中的話語權正在逐步提升，林信義主張的日本海上安全不應當只考慮日本一國的安全，對於日本海軍來說是認同的，因為亞洲聯盟的海上安全，實際上就是日本海權的延伸。如果沒有亞聯，那麼日本海軍出現在澳大利亞外海就是一種挑釁行為，但是現在則只是一種日常巡航，這也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對日本的反對情緒不斷升高的原因。
如果是在戰前，日本海軍說不得還得退讓一二，畢竟澳大利亞作為英國的自治領，日本和其發生衝突必然會破壞日英關係，在避免和英國發生對抗的前提下，日本海軍也不得不容忍澳大利亞、紐西蘭對日本移民的排斥政策。
但是現在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日本和澳大利亞、紐西蘭的衝突得到了亞洲聯盟的支持，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對黃種人的歧視政策，本身就不能得到亞洲人的認同，而大英帝國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引發亞洲的民族情緒，因此反而壓制了澳大利亞的白人種族主義，向日本及亞洲聯盟做出了一定讓步。
因此，日本海軍在亞洲聯盟的框架下獲得了更大範圍的活動權和對更多國際事務的話語權，這就使得日本海軍不可能放棄亞洲聯盟，反而要想辦法進一步擴大日本海軍在亞洲聯盟海軍中的話語權。
林信義提出的亞洲聯盟共同防禦權，對於日本海軍來說自然是一個積極的觀點，他們當然不會為了日本的國防安全而丟掉亞洲聯盟共同防禦權的話語權，那就是相當於日本海軍的防禦範圍從馬六甲海峽、龍目海峽撤退到了棉蘭老島以北海域，這顯然是一種後撤。
而林信義提出的第二個觀點就是，亞洲聯盟的海上防禦應當考慮的是英美非協調狀態下的海上防禦計畫，他坦率的說道，「假如英美就大西洋安全達成協調，那麼亞洲聯盟要面對的就不是一個美國的海上力量，而是整個英美的海上力量聯合，這種時候，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反登陸戰，而不是什麼海上防禦計畫。」
對於這一觀點，海軍將官會議上倒是掀起了不小的討論，但是大家討論來討論去，最終還是承認林信義的主張是沒問題的，如果美國能夠把整個海軍的力量用在太平洋，那麼英美協調關係就建立了，這種時候就算日本打退了美國海軍的進攻，英國也會從印度洋向北，從殘破的日本海軍手中接管太平洋西部的海權。
也就是說，此前海軍所設想的，對付單個列強的海上防禦計畫是行不通的，日本要麼和其他國家聯手對付美國海軍，要麼就是美國海軍和其他國家聯手對付日本海軍，日本海軍需要避免後一種局面的出現，這也就意味著實際上海軍擴軍計畫不是日本海軍的首要任務，破壞英美協調才是日本的第一要務。
海軍將領們之所以在這一觀點上爭論不休，實際上就是一部分單純考慮軍事問題的將領試圖保持純潔的海軍戰略制定方案，但爭論的結果卻表明，海軍的戰略規劃必須要和政治相配合，單純的軍事規劃是沒法承擔起海軍的戰略的。
加藤友三郎是最先醒悟過來了，在此次會議結束之後，他向東鄉平八郎就會議討論內容進行彙報時就指出，「海軍戰略已經不是單純的軍人能夠決定的問題了，雖然我並不認為林信義對海軍的規劃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的思路卻是正確，隨著日本的國勢擴張，想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出更大力量的日本海軍，就不得不接受政治優先于軍事的國際關係協調立場。」
東鄉平八郎對此結果也是無可奈何，雖然他還是艦隊派的精神領袖，但他也知道自己其實沒法阻止林信義對海軍規劃的前進方向，這種沒辦法不是權力的不足，而是在國際視野上的差距，至少他和山本、齋藤都是沒法在近衛師團發動兵變的時候，把這場兵變轉化為一場有利於海軍路線的政治革新的。
歐洲大戰對於他們這些老人來說是一場威脅，但是對於林信義來說卻是危險的機會，而事實也證明了，林信義這樣的年輕人有抓住這種機會的能力，從而把日本政治扭轉到了他所希望的方向。
1917年11月，接任陸軍大臣的勞合喬治藉助備忘錄事件向阿斯奎斯首相發起挑戰，12月5日阿斯奎斯辭職，勞合喬治接任首相，愛德華格雷子爵也宣布辭職，不過格雷子爵很快就作為英國外交特使前往美國，說服美國政府參戰去了。
1917年美國對協議國的出口達到了史無前例的32億美元，其中軍火價值就接近了13億美元，這一年日本和中國加起來的對外出口貨物總額也就12億美元多一點。而美國對同盟國的貿易卻從戰前的一億多美元下降到了一百多萬美元，同時美國對協約國的貸款數額已經超過20億美元，對同盟國貸款只有2700多萬美元。
對於美國資本來說，天平已經向協約國傾斜了，同盟國贏得戰爭對美國的利益損害極大，而失敗則幾乎沒啥損失，而美國政府對於國際秩序的話語權也有了一定的想法，他們不希望德國完全戰敗，英法獲得完全的勝利，這樣美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將會大大的提升，也就是英國勢力均衡外交的一種翻版。
威爾遜總統領導的美國政界力量和美國資本力量聯合在了一起，並在海軍試圖擴大海權的慾望下，開始為介入歐洲戰爭做起了輿論和物質上的準備。
英美的密談很快就被德國人所察覺，同時也讓日本政府受到了消息，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夠獲得美國準備加入戰爭，並不是日本駐美英的外交官的能力，而是德國外交官的愚蠢，德國外交部得知了英美就參戰展開協商後試圖讓墨西哥牽制美國人，結果這份電報被英國人破譯了，而在美國輿論憤怒的聲討這份德國電報時，日本政府自然就判斷出了美國即將參戰的結論，此時已經是1918年三月了。
美國的參戰意味著英美之間的接近，這就證明了林信義做出的判斷，一旦英美協調一致，日本壓根就沒法對抗英美海軍的施壓，因此關於聯盟海軍的建設問題被快速的推動了。
1918年3月底於青島，亞洲聯盟內部的五個主要相關方，日本、中國、太平洋聯邦、朝鮮及赤塔，就亞洲聯盟的共同防禦問題進行了閉門會議。
這一會議討論的實際上已經不僅僅是亞洲聯盟海軍的擴軍問題，還包括了亞洲聯盟戰後的外交及陸上軍事行動的協調問題。
德國人在這次會議上對亞洲聯盟加入戰爭一事已經不抱希望，當美國準備加入戰爭的消息傳來，德國的失敗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因為整個亞洲聯盟的力量只能保持亞洲地區的基本安全，想要插手歐洲戰爭顯然是力有不逮的，而美國則佔據了地理上的優勢，只要英法還在和德國僵持，那麼美國就能毫無顧忌的把大量的人力運輸到歐洲大陸，令人力資源枯竭的德國失敗。
因此在這次閉門會議上，德國人的立場就顯得保守了許多，一個是竭力保持亞聯的中立地位，避免德國在國際上進一步孤立；另一個則是為戰後重建德國做好準備。
於是會議上積極發言的反而是日本和赤塔共和國。日本的積極發言倒是很簡單，就是為了讓聯盟承擔美國海軍擴軍的壓力，並就戰後歐洲列強重返亞洲做出對策。而赤塔共和國的發言就比較有意思了，隨著俄國在戰場上的不斷失利，布爾什維克派在共和國內部也對護國派形成了壓制。
1917年是協約國所謂的東線決戰之年，俄西南方面軍從六月到八月在烏克蘭區域內發起了多點突破，俄軍的行動對協約國的戰略規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奧匈帝國雖然沒有被擊敗，但是在此戰後也失去了獨立作戰的能力，德軍中斷了凡爾登的作戰計畫，導致總參謀長換人，而羅馬尼亞則因為此戰倒向了協約國一方。
但是對於俄國來說，這場夏季攻勢就是一個災難，俄國人在這一次攻勢中損失了100萬人，於是在1917年結束時，俄國為了這場戰爭已經傷亡了近600萬青壯年，俄國的徵兵命令已經擴張到了中亞地區，直接導致了中亞大起義。
此前赤塔共和國內還有護國派為政府參戰辯護，但是隨著俄國在戰場上的不斷失敗和大量士兵的傷亡，護國派已經沒有了民眾支持。老布爾什維克伊萬·瓦西里耶維奇·巴布希金完全的掌握了赤塔共和國的政權，托洛斯基也不得不承認繼續把戰爭維持下去是對俄國人民的犯罪。
那些鼓吹把戰爭堅持下去的護國派，只會要求人民上戰場，而他們自己是絕不肯去前線當炮灰的，在戰爭爆發之初，赤塔共和國還有人前往歐洲去保衛國家，但是到了1917年，大量的俄國人通過鐵路跑到了赤塔共和國，就是為了躲避兵役。
巴布希金在1917年提出的口號就是，「把那些護國派送上戰場，讓他們為沙皇的國家去流血，人民應當在家裡保衛自己的老婆孩子。」
中亞地區的牧民反抗沙皇的士兵時也是這麼喊的，「打倒白人沙皇…讓當官的自己去打仗…」而俄國民眾的這種情緒到了1918年3月，也就是俄歷2月時爆發了，這個冬天的寒冷讓彼得堡的民眾也在挨餓，而沙皇政府還試圖把彼得堡的軍隊調往前線，最終引發了彼得堡的工人起義。
彼得堡爆發全城政治總罷工，前來鎮壓的士兵為了不上前線也轉到工人一邊，革命者很快就佔領了保羅要塞和冬宮，為了避免俄國就此退出戰爭，英法駐俄國大使決定拋棄沙皇，支持俄國資產階級掌握權力，並將戰爭繼續下去。
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國家杜馬中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竊取了革命成果成立了臨時政府，而所有的俄國革命者都在返回彼得堡，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預備奪回革命的果實。
此時的俄國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統一的政權組織，在沙皇政府的高壓統治下，不管是資產階級或是無產階級都沒有能力建立起全國性的政治組織，當沙皇政府瓦解時，名義上的人民代表國家杜馬並不代表全俄國人民，而工人階級只能控制幾個大城市，農村處於無序狀態，能夠決定俄國前途的實際上只有軍隊，但是軍隊並沒有什麼有威望的統帥可以令軍隊統一於一面旗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