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和英國人就東亞秩序進行溝通的外相牧野，不過牧野也不得不放棄自己所主張的外交獨立性，和林信義進行溝通，因為沒有海軍和企畫院的認可，外務省壓根就不能決定什麼外交策略，最後只會變成對於英國人的欺騙。
外交獨立性導致國內政治的混亂，從而讓英國人感到不滿，最終日英外交關係破裂，這條道路顯然是外務省的精英們沒法接受的。因此牧野不得不和海軍、內閣進行協調，承認海軍的利益和內閣對外交的指導權，從而避免外務省制定無法被國內政治認可的協議。
從這一點來說，外務省的外交路線決定權，實際上已經從少數精英的決策變成了為政府整體戰略服務，這無疑是一種進步。當然，對於牧野這些外交精英來說，依然是一種失敗，雖然他們擺脫了元老對外交路線的干涉，但又換來了代表內閣的對外交問題的指導權力。
不過林信義並不會對牧野為首的外交精英做出什麼讓步，因為他和陸海軍的其他人不同，陸海軍需要外務省為自己的軍略進行外交活動，但他可以通過日共和亞洲民主革命同盟的聯繫同各國進步力量進行溝通，簡單的來說，外務省對於他來說並不是那麼的重要，如果外務省要自行其是，那麼他其實是可以另起爐灶來完成內閣的外交路線的。
當然，如果外務省的精英們能夠理解日本內閣的政治路線，並對外交路線進行協調，從而放棄所謂的外交獨立性的價值觀，那麼他並不介意和外務省合作下去。在他看來，所謂的外交獨立性實際上就是歐洲貴族政治的一種外部聯繫，並不適合於民主政府。
三十年戰爭對於歐洲各國來說並沒有贏家，當各國統治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之後，就達成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從而令歐洲步入到了協議時代，而宗教和世俗生活開始分離。歐洲近代外交的歷史其實就是協議時代的產物，外交的精髓在於維護本國貴族的統治權力，而非國家的利益。
正因為近代歐洲外交的精髓是維護本國貴族的統治權力，所以秘密外交就成為了協約時代的主流外交方式，這種秘密外交看起來具有著外交獨立性，但實際上代表著貴族階層的獨立意志，因為普通人壓根沒法進入到歐洲外交的領域中去。
歐洲協約的基本精神不是維護英國、法國、德國這些主權國家的利益，而是英王、法王、德意志諸王侯的權利和義務，從而避免神權和革命威脅到本國貴族的統治，這也是沙皇俄國從歐洲之外變為歐洲邊緣存在的緣由，因為歐洲各國王室需要沙俄的力量撲滅法國大革命帶給全歐的革命之火。
撇開了貴族統治談外交獨立性，這就屬於沐猴而冠了。日本從來不是一個貴族統治的國家，東亞各國除了朝鮮之外，實際上都是精英官僚掌握國家統治權，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就在於貴族天生就擁有權力，而皇權也無法奪取其權力，但是除了朝鮮之外，東亞各國的統治權力都是集中於最高統治者手中，輔助最高統治者的是精英官僚而非貴族共和，所以貴族只有身份而無權力。
維新政府推翻了江戶幕府，組建維新政府的也不是京都華族而是西南各強藩的下級武士，他們所追求的政治形態，也是選拔有才能的精英領導政府，當然他們覺得自己就是被幕府埋沒的精英。所謂的天皇制國家，實際上只是一個幌子，真正決定維新政府前途的還是倒幕聯軍中最後獲得勝利的精英們。
那些接受了英國外交思想的外務省精英官僚，他們所主張的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也不是代表天皇和日本的貴族階層利益，而是代表的個人的政治理念，也就是他們所謂的獨立自主的外交，實際上也是精英官僚治國的理念，和歐洲的外交不是一回事。
有鑒於此，林信義自然不會接受什麼外交獨立的思想，因為這些日本外務省的精英甚至連歐洲外交的發展歷史都講不清楚，只是空談外交獨立所帶來的好處，實際上就是為了提升外務省的政治地位。
因此他和牧野就日英會談的主旨直接定下了基調，「亞洲聯盟的基本訴求就是種族平等和民族自決，亞洲秩序的建立和這兩點是分不開的。英國政府如果接受這兩點訴求，那麼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如果英國政府不認同這兩點，那麼談什麼都沒意義。」
對於種族平等一事，牧野伸顯是認同的，作為一名日本人，他在英國留學的期間就嘗試到了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而英國人最歧視的還是那些被英國所征服的有色人種，比如印度人。英國人的這種態度，對於日本留學生來說就變成了一個念頭，那就是擺脫被列強征服的困境，成為列強中的一員。
而日本雖然通過日清戰爭初步確立了在東亞地區的獨立地位，但是美國人在夏威夷的吞併行為，並隨之採取的對日本移民的限制，都讓日本人感到了恥辱。
日俄戰爭的勝利雖然極大的增強了日本人的自信，但是卻也進一步激發了美國西海岸對於日本移民的排斥，過去的排華法案日益變成了排日風潮。
正是美國人的這種行為，使得牧野伸顯認為種族平等是日本對外關係的一個重要支點。當然，牧野等外務省精英所認同的種族平等，並不是全面的有色人種和白種人之間的平等，而是追求日本人獲得種族平等，也就是所謂的脫亞入歐。
只是林信義所主張的種族平等顯然是超越了牧野的想法，因此他不免有些遲疑的回道：「追求種族平等對於日本外交來說確實是一個有力的口號，但是追求所有種族的平等，日本似乎沒有那樣強大的實力，外交關係是依賴實力而非道義進行協調的。我們向英國人提出種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實際上就是在反對大英帝國存在的合法性。」
對於牧野的疑惑，林信義倒是並不意外，他在印度的時候也遇到過這樣思考的印度精英，這些印度精英和牧野其實沒什麼不同，都受過良好的英國式教育，並認同英國的民主制度，敬畏大英帝國的力量，因此主張和大英帝國進行妥協而非鬥爭。
他於是對著牧野說道：「這場戰爭實際上已經改變了世界，當這場戰爭結束之後，所謂的歐洲文明將會變成廢墟，過去歐洲人所建立起來的殖民體系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價值觀，將會受到普遍的質疑，因為正是這種殖民體系和社會價值觀念摧毀了歐洲文明。
我認為，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歐洲將會隕落無數王冠，新的社會價值觀和人民對文明的反思將會意識到，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只會摧毀文明，而非締造文明。
日本要想在全新的世界秩序中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就必須拿出一個能夠為世界人民所接受的普遍性的價值觀。種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正是為了解決歐洲戰爭結束後重建世界秩序的思想理論，如果我們不提出這樣的價值觀，那麼歐洲戰爭結束之後舊的勢力捲土重來，那麼世界又將為強權所統治。
我相信牧野外相應該很清楚，日本雖然在東亞地區有些力量，但還遠遠達不到歐洲強權的標準，特別是歐洲強權和美國都是白種人建立的，我們如果承認強權即是公理，那麼日本只會成為白種人強權的附庸，不可能建立什麼亞洲新秩序。
如果出現了那樣的情況，那麼亞洲聯盟也是無法維繫的，因為亞洲各民族不會支持一個和歐美列強站在一起的新列強來統治他們。沒有亞洲各民族的支持，那麼日本就會陷入各方勢力的包圍之中，您是學過英國外交的，那麼您應該很清楚，當一個國家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時，也就是面臨失敗之際。」
牧野伸顯和林信義交談了一個下午，最終還是接受了林信義的主張，以種族平等和民族自決作為和英國會談的基礎精神。對於英國駐日大使來說，這場會談是極為艱難的，因為牧野為首的日本外交官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利益均沾，而始終在強調種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兩個問題上。
愛德華.格雷子爵收到的東京會談的內容，也不得不對首相及同僚表示道：「和日本人的會談看起來不太可能有什麼進展了，日本人要求的不是一兩個地區的利益，而是試圖把南洋及東南亞地區納入到亞洲聯盟控制下的新秩序。」
愛德華.格雷子爵的同僚其實知道格雷子爵在哀嘆什麼，戰爭持續了一年多，依然看不到勝利的希望，這場戰爭實際上已經從倫敦的戰爭變成了大英帝國的全面戰爭。雖然倫敦能夠以大英帝國的名義加入這場戰爭，但在戰爭初期，倫敦趾高氣昂，對著海外各殖民地指手畫腳，絲毫沒有給他們對戰爭擁有什麼發言權，畢竟在倫敦看來，這不過是一場戰爭，大英帝國曾經面對過無數次戰爭威脅，這一次也沒什麼不同。
但歐洲戰爭的規模終究還是超越了倫敦和巴黎的想像力，在意識到如果不傾盡全力就可能會輸掉戰爭後，英法政府對於海外殖民地政府開始有所低頭。
比如英國人對印度人含糊的表示，只要他們在這場戰爭中儘力，那麼他們就能獲得自己想要的自治權力，同時又對澳大利亞人承諾，他們將會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力，倫敦不會贊成有色人種和白種人擁有同等的權力。
也就是說，大英帝國正不得不用共識來維繫各個地區民族對這場戰爭的支持，而不是繼續用倫敦代表大英帝國來推動這場戰爭的繼續，這其實也意味著倫敦正在失去對於大英帝國事務的絕對控制權力。
愛德華.格雷子爵領導的外交部，寧可在實際利益上給與日本人一點好處，也不願意在種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問題上和日本人達成什麼共識，那將會先令大英帝國內部的共識出現分裂。
阿斯奎斯首相正在被歐洲戰爭和愛爾蘭問題所困擾，這場歐洲戰爭正在快速的消耗英國人的年輕人，而為了把戰爭繼續下去，他又需要和反對愛爾蘭獨立的保守黨合作，這就使得其不斷受到輿論的攻擊。
首相向格雷子爵表示，英國不可能和日本人達成什麼種族平等、民族自決的原則，這將會令保守黨暴跳如雷，當前的內閣就沒法維持下去了，而愛爾蘭人也會向倫敦索取獨立的權力，他最後表示道：「我寧可把荷屬東印度群島丟給他們，也不會接受他們提出的那些荒唐理論。」
作為阿斯奎斯的堅定支持者，格雷子爵也同樣贊成首相的看法，和日本人達成觀念上的共識，比丟掉南洋的那些小島還要麻煩。
倫敦的這種看法很快就通過電報傳回了東京，英國人最終以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問題上做出讓步，主要是兩點：第一接受荷屬東印度群島下各民族的自治權力，反對荷蘭政府對群島採取不人道的武力威脅，亞洲聯盟有權派出代表團調查群島上各民族的生存情況，以維持當地的基本人權。第二是承認北婆羅洲為汶萊王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英屬北婆羅洲特許公司只享有資源開發權，無權割裂汶萊王國的國土。各國資本在該地區享有平等貿易的權力。
1916年10月的英日南洋問題備忘錄，實際上等於是取消了荷蘭對於東印度群島的殖民權力，荷蘭女王只是在名義上為該地區的國家元首，而南洋各島嶼開始對各國資本開放，實際主要是日資、華資和借用華資名義的德資、美資。
英國和法國資本因為戰爭不得不在該地區採取了收縮姿態，日本政府獲得了米里油田的開採權和汶萊地區的石油租借地。川崎和三菱組建了日本石油會社，開始進軍南洋石油開採行業。
荷蘭政府是這一備忘錄最大的受害者，但是荷蘭人卻無可奈何，因為在戰爭的威脅下，荷蘭政府只能竭力維持自身的獨立，德國人雖然對荷蘭人表示同情，荷蘭是德國進口外部物資的一個主要渠道，但是德國資本也不可能去刺|激日本人，日英之間為荷蘭問題爆發衝突，實際上是有利於德國的。
英國人用荷蘭人的利益緩和了日英在亞洲的衝突，英國人也只能先記賬，等待戰後再處理日本人，不過藉助這一備忘錄，英國政府終於和日本政府達成了新的貸款協議，從而讓日本對俄國的出口採取了資金的保障。
於此同時，日本方面也從英國手中獲得了造船技術的轉讓，主要是商船製造技術的轉讓，因為英國在商船噸位上的損失已經沒法依賴自己的造船能力進行補充了。日本雖然拒絕加入協約國一方作戰，不過卻把一些舊驅逐艦出售給了協約國，以用於護航。
林信義領導的企畫院對1917年的工業發展，主要放在了兩個領域，一個是造船產業，一個是組建跨越太平洋的商船、漁船網路。造船產業就不用說了，德國的破交戰及歐洲戰爭的規模擴大，使得世界航運市場出現了極大變化。
戰爭爆發前，跨越太平洋的航運費用，每噸不過5美元，這還是美國到上海的價格，回程費用更低，因為中國出口美國的貨物不多。到了1916年10月，橫跨太平洋的貨物運價已經接近20美元一噸，而從上海到倫敦的運費則從2英鎊一噸上升到了15-20英鎊每噸。
日本於1915年製造了9萬噸輪船，到了1916年底時已經突破了16萬噸。投資造船產業的熱情居高不下，而這也極大的促進了千葉縣和九州的鋼鐵廠，並進一步加大了對於海外鐵礦石和焦炭的需求，並再一次出擊了對於大型礦石運輸船的需要。
企畫院的目標瞄準了南洋地區的煤炭及鐵礦，印度鐵礦雖然日益成為日本鋼鐵廠的主要來源，但是印度的基礎設施的落後及英國人的阻擾，使得日本人更需要一個更加靠近自己控制區域內的優質鐵礦石來源，南洋群島的秩序變更，帶來了這一機會。
而跨越太平洋的貿易網及捕撈業發展，則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海洋資源，及取代歐洲資本撤離後對南美地區的資本補充。智力的鐵礦石和哥倫比亞的煤礦，實際上已經被納入了日本的海外產業，特別是為了對抗巴拿馬運河修建的哥倫比亞鐵路，成為了溝通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通道，哥倫比亞的煤從太平洋港口運輸到南美各地，從而取代了英國煤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