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八月，協約國軍在蘇弗拉灣的登陸行動再次遭到失敗的消息傳回北京，在勞工黨的軍事委員會議上，蔡鍔下了一個結論，「今年2月末開始的加利波利戰役將以協約國的失敗而告終，這仗打倒這個程度，協約國軍已經失去了銳氣，而土耳其人已經穩住了陣腳，協約國在八月發動的這場新登陸作戰，如果一鼓作氣打破土耳其人的封鎖，那麼局勢還可能有所改觀，但協約國軍統帥的遲疑，給了土耳其人重建防線的時間，協約國軍不可能再有獲勝的機會了。」
蔡鍔作為軍事委員會中最為出色的軍事人才，黨內其他人都認為林楓不是單純的軍事人才，雙方沒有可比性，因此在黨內軍事問題上，蔡鍔一向承擔主要責任，不過在建軍的思想上，田均一等人都以林楓的建議為主，而蔡鍔也表示服從。
對於歐洲戰爭進行研究分析，一個是為了驗證林楓提出的對於歐洲大戰的判斷是否正確，另一個則是為了調整中國的國家立場和亞洲革命的進程問題。
按照黨內負責經濟工作的楊衢雲、謝纘泰兩位委員的看法，他們從來沒有過上過這一年來的舒心日子，不再為資金缺口煩惱，而是為生產能力不夠感到痛苦。
這一年時間內，全國職工人數從450餘萬上升到近600萬，也就是一年就增加了近150萬工人階級，相當於增加了一個武漢的工人數量。城市人口接近5000萬，在1900年時大約僅為3000萬出頭。
作為一個接受了工業社會理念的政黨，勞工黨很清楚城市人口才是一個工業國家的骨架，農業人口再多，沒有工業的組織和武裝就是一盤散沙。所謂農民是最好的兵員，這是在工業組織和物資供應下的低成本士兵，這個最好指的是性價比較高的廉價產品，不是真得很能打。
歐洲戰爭已經證明，實際上戰場上殺傷力最大的是大炮，士兵不過是用來填補戰壕的消耗品，而使用大炮需要的是學歷較高的技術兵，這不是文盲能夠勝任的工作。所以德國人可以在東西兩線輕易的擊敗和自己野戰的對手，能夠阻止德軍的是法國人的大炮和俄國遼闊的土地。
就連日本人都在歐洲戰爭中意識到，過去軍中鼓吹的白刃戰精神其實已經用處不大，馬克沁機槍和重炮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王者。這也是陸軍順水推舟的接受了縮軍要求，然後換取了裝備提升的機會，那些沉迷於小農軍隊的人，只能算是業餘的軍事愛好者。
因此勞工黨一直試圖提升城市人口，並增加城市人口中工人群體的數量。小農經濟中的城市人口，其實大部分都是不事生產的食利者，這種消費人口對國家經濟有好處，但對於國家實力並沒有什麼好處。只有如武漢這種工業城市，才是真正能夠帶動國家發展的工業心臟。
此前制約中國工業發展的是地主階級佔有了太多社會財富，把能夠用於生產的積累變成了個人消費，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使得中國工業無從發展，是舊的封建體制不允許新的社會關係挑戰自己。
1915年，勞工黨總算是從國家層面瓦解了封建社會的生態環境，地方上雖然還有小的封建殘餘，但至少已經無法阻止新的生產關係的建立了。而憑藉著國家機器的暴力，地主階級對於地方的控制也在瓦解，因此勞工黨需要面對的只有外部帝國主義的壓迫。
但是歐洲戰爭將這種外部的壓力給爆破了，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一直都保持著逆差，這種逆差完全依賴於德國資本的投資來彌補，但是戰爭爆發之後不到2個月，中德之間的貿易就出現了逆轉，到義大利宣布對奧匈帝國作戰，切斷了通往德國的運輸線為止，中國對德國的貿易順差已經彌補了過去兩年多的逆差缺口。
而協約國為了避免各國倒向同盟國，也開始加大對各獨立國家的採購，英國人在這點上還是非常具有商業民族的敏銳性的，他們很清楚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貿易主要是為了利益，而不是對德國有著什麼樣的好感，因此只要協約國能夠購買這些國家的出口物資，對於協約國的不滿也就降低了。
在英國人的訂單攻勢下，美國人就從反英立場逐漸轉向了親英立場。雖然美國的百萬富翁和英國破落貴族的聯姻是鍍金時代的主流，但普通美國人對於英國並沒有什麼好感。敬畏上帝和恨英國人是美國人普遍的社會共識，這也是親德勢力能夠在戰前和親英勢力公開對抗的原因。
就算是中國這邊，面對協約國送來的大額訂單，也不由不動心。而德國人在這方面還是後知後覺的，直到義大利叛變之前，還試圖用所謂的道義來促成反協約國陣營，可問題是威廉二世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發表的匈奴宣言，決定了中國人不可能喜歡上德皇。
武漢雖然和德國建立了緊密的經濟貿易關係，但這種關係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的，實際上的思想基礎來自於林楓指出的，後發工業國為了打破先發工業國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必然會挑起戰爭的判斷。
勞工黨和德國的交往，是以歐洲大戰必然會爆發為前提的，因為在歐洲爆發之後，德國將會失去對於海外資產的保護力量，那麼德國對於中國索要的那些好處，都將在戰爭的威脅下不得不吐出來。
只不過，勞工黨對於林楓提出的這一設想做出了一點小小的修改，或者說當初田均一和林楓都沒有預料到，其實擁有了工業基礎的中國並不需要直接剝奪德國的在華投資，光是依賴戰爭期間的溢價就能把債務進行清償了。
當下中國工業最急需的不是奪取德國的投資，而是進一步獲得德國控制的海外市場和技術，從而對工業進行升級，並藉助德國人在全球的經營，填補歐洲戰爭空出的全球市場。
比如戰前德國化工出口佔了全球八成的市場，而德國的化工幾乎都是建立在煤化工的基礎上，中國正好是一個煤炭豐富的國家，這就意味著，其實中國完全可以建立起和德國一樣的煤化工產業。但是在戰前，德國人是不肯轉讓技術的。
甚至於在戰爭爆發後，德國工業界也猶豫不決，不想把工業技術轉移到中國，直到義大利叛變之後，德國工業這才意識到，他們想要壟斷技術反而會因此失去市場，因為美國人雖然沒能發展出德國已經發明了的技術，但是憑藉著美國的工業基礎，美國工業完全可以在戰爭期間研發並把德國化工產品趕出美國市場。
德國的工業界這才手忙腳亂，試圖在中國建立海外生產體系，以維持德國工業品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好待戰爭結束後恢複德國的海外貿易。
當然，德國工業界和德國軍方更希望中國，最好是整個亞洲聯盟轉向加入到同盟國一方。德國人開始用資金和技術引誘中國對法、俄開戰，不過勞工黨對於加入歐洲戰爭並無興趣。
按照亞洲社會主義者聯盟的角度來看，主要是從中國勞工黨的視角來看，歐洲戰爭的雙方都是非正義的，這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爭奪對世界的統治權力爆發的戰爭，所以亞洲人民沒有理由站在任何一方。
當然，亞洲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並非都是如此清晰的，比如赤塔共和國就分為了兩派。一派認為應當支持列寧同志的主張，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即發動國內革命打倒沙皇政府以退出這場不義的戰爭。不過另一派認為，這場戰爭是奧匈帝國主義者對南斯拉夫人的壓迫，斯拉夫人對德奧帝國的反擊是正義的。
而印度人民黨對於歐洲戰爭處於事不關己的立場，人民黨此時最為煩惱的還是調解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衝突，隨著英屬印度政府遷往德里，憑藉著北方邦的穆斯林群體，英國人穩定了對於印度的統治，而國大黨保守派則把獨立問題放在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地位問題之後，以向英國人獻媚，來換取權力。
在國大黨和全印穆斯林聯盟保守主義者的抵抗下，人民黨無法向印度大陸的西部和南部發展，反而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調解內部的宗教衝突上。因此印度國內以支持大英帝國為條件換取自治權力的觀點反而佔了上風，人民黨只能在政治上採取守勢。
日本的社會主義者雖然和勞工黨立場相近，但是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中的革命派都在中國，留在國內的都是改良派，雖然林信義以政治手段改變了日本的軍國主義道路，可依然沒能把日本變成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畢竟日本的資本主義通過兩場對外戰爭獲得了極大的利益，日本人民壓根不相信無產階級能夠帶領日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按照林信義的分析，日本人民雖然被封建地主和資本主義聯合剝削，但在資本主義推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下，還是有一部分人能夠躍升自己的階級，從而改變受壓迫的狀態，因此日本人民對於資本主義有著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資本主義可以拯救自己，他們自然不願意選擇未經證明的社會主義。
要想日本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那麼就必須讓他們意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究竟能夠給普通人帶來什麼，並讓他們真正被資本所教育，知道資本主義拯救不了普通人，則日本人民才會去要求社會主義的降臨。
田均一為首的勞工黨也意識到，中國革命的成敗，並不僅僅關係到中國人民，實際上對整個亞洲地區的革命都造成了決定性的因素，這也不由他們不更加的謹慎。對比歐洲各國無產階級在歐洲大戰中的表現，田均一也對黨內同志們說道，「如果亞洲各國的無產階級也和歐洲各國那樣互相敵視，那麼歐洲大戰的場景未必不會在亞洲出現。」
過去田均一併不理解，為什麼林信義一口斷言一國建成不了社會主義，但是在長期的革命工作之後，他終於還是理解了林信義的判斷。其實這和歐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是相吻合的，比如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就普遍認為，社會主義的建成要以消滅國家組織為目標，因為國家這個暴力機器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所用的工具，特別是職業軍隊，必然是反對革命的。
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們因此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之後應當用民兵取代職業軍隊，從而避免出現一個掌握國家機器的官僚集團的出現。但是，通過這場歐洲的大戰，顯然民兵是沒法對付訓練有素的職業軍隊的，事實上德軍對於俄軍的交戰成果就證明了，工業國家更加需要職業軍隊才能有效的發揮武器裝備的作用。
由此，林信義所作出的一國無法建成社會主義的判斷也就變得現實了起來，只有在革命力量超越了一國之領域，國家軍隊才能被儘可能的被削弱，比如此次日本軍隊之所以政變失敗，反而被林信義奪取了勝利果實，就在於亞洲革命的氛圍已經形成，日本海軍試圖南下，而陸軍則無法在大陸獲得成果，這就引起了國內兵變的失敗，因為日本各方勢力看不到陸軍政變後能夠給他們什麼好處，因此都採取了反對立場。
假如中國無產階級只關心本國的革命，那麼赤塔共和國和朝鮮人民就不會支持中國，只會把這場日中之間的衝突視為兩個國家的勢力爭奪戰，就連日本國內的民眾也會因此傾向於支持戰爭。但是，亞洲聯盟的存在，使得大陸各方全部反對日本擅自改變大陸的和平秩序，就連海軍都反對陸軍的行動，在這樣的外部壓力下，日本國內的平民擔憂明治時代的勝利成果化為烏有，也就開始反對陸軍的獨走，從而遏制住了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思潮。
正如林信義所言，當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者開始把人分為三六九等，那麼他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既然外國人和本國人能分三六九等，國內各民族之間為什麼不能分三六九等？本民族之間為什麼不能分三六九等？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最終不過是建立了一個特權階級，也就是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但其實和滿清的八旗制度沒什麼區別，終究是讓一部分選民站在了廣大群眾的頭上，並代表群眾過上了共產主義的生活。
而國內的一些情況證明，林信義說的並不是憑空想像。比如那些鼓吹不應該對外援助的鄉村建設派學者，他們把援助朝鮮、俄國、越南等地人民革命視為是對中國人民的一種壓迫，認為這種援助應當用在中國人身上。
但是這些鄉建派學者們卻從來都不敢去指責，那些分到土地的農民開始吞併其他農民的土地，再一次僱傭起長工進行剝削的新富農，這個時候他們是不肯強調新富農和長工是同胞，是不能互相壓迫的了。
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實際上反對的不是給國內人民增加負擔，而是反對革命，他們很清楚，只要外國的資本家和地主們不被消滅，這些外國的反革命勢力遲早回來解救他們的。他們實質上就是在為地主階級招魂。
而無產階級如果沒有真正覺悟的話，那麼就很容易被這些所謂的愛國者所蠱惑，以為外國無產階級應當自己尋求解放道路，他們沒有義務去幫助外國的無產積極的解放。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反動勢力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分割，在無產階級還在思考著外國革命和自己有什麼關係時，全世界的統治階級早就達成了共識，消滅革命就是維護他們統治的根本利益，不管革命發生在何處。這就是俄國沙皇願意千里迢迢的去撲滅法國革命的原因。
對外輸出革命，實際上不是為了增加無產階級的負擔，而是為了贏得最終的勝利，並防止先鋒隊從革命的領導者蛻化為反革命者。一個不肯向外輸出革命的政黨，必然會加強國家機器的力量，並把自己變成新的特權階級。
田均一也由此真正意識到了亞歐無產階級聯盟並不是為了支持世界革命這種宏大的目標，同時也是為了保持勞工黨的先鋒隊屬性，並推動中國無產階級的不斷覺醒。只有在革命中和各國無產階級達成革命的聯繫，才能避免出現歐洲戰爭中各國無產階級為祖國而自相殘殺的慘劇。
這場戰爭對於歐洲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是一個喜訊，歐洲中心建立的殖民體系正在動搖，但是對於歐洲無產階級來說卻是大不幸，數萬數萬的無產階級在馬克沁機槍下被切碎，他們的死亡反而變成了資本的利潤來源。這正是田均一拒絕加入歐洲大戰一方的思想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