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於四月爆發的這場兵變在國際上也是引發了軒然大|波的，英國駐華公使聽到東京發生兵變時整個人都悶了，如果不是英國駐日使館人員親眼所見，他是死活不肯相信國家首都會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發動一場兵變。
英國駐日大使館位於千代田區一番町，就在皇居西側的內崛通上，自然對近衛師團發動的兵變看到一清二楚。朱爾典之所以覺得這場兵變毫無預兆，是因為當前的日本並沒有發生什麼值得兵變的事件，就算在大陸上，日軍還強佔著整個濱海區呢。
哪怕日本內部爆發了一點政治上的爭論，但是各政治派系都還能坐下來協商，哪裡有直接就用武力掀桌子的，這麼搞的話，日本還要啥民主政治，今後直接搞軍政府不是更穩定？
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兵變，朱爾典立刻就意識到東亞的局勢完全失控了。倫敦挑起中國內戰的目的，是為了打斷武漢的發展勢頭，順便掐斷德國在東方的市場和貨幣結算池子，簡單的說，就是倫敦已經開始推動歐洲的戰爭步伐了，所以需要從外部削弱德奧的支持力量。
對於中國內戰可能的最壞結果，日本是作為最後的保險來保證英國在東亞的利益的。但是，日本的政局居然比看起來四分五裂的中國還不穩定，這道保險顯然已經失去作用了。
兵變成功後上台的軍政府不會服從英國的要求和中國進行適度的戰爭，東亞爆發全面戰爭，那麼英國在東亞的利益一樣保存不了。兵變如果失敗，日本必然會採取收縮政策，那麼中國的統一就不可能被遏制，也就意味著英國將要面對另一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這個體量更大，民族意識也更為強烈。
總之，朱爾典認為英國在遠東的秩序已經完蛋，接下來遠東的新秩序將會重新建立，而主導這種新秩序的恐怕不會再是歐洲列強了。
倫敦同樣意識到了這點，不過讓倫敦慶幸的是，他們終於穩定住了印度的局勢。在意識到孟加拉地區已經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大本營，而東北三邦更是成為了孟加拉民族主義者的培訓基地後，英印政府很快就確定了把首都從加爾各答遷移到德里的決定，英國人在1910年開始於德里城外西南方規劃修建新城，並開始了印度的憲制改革以收買印度上層。
1909年在英國議會通過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將印度中央立法會議的成員從16人增加到60人，英國官員28人，印度人27人，剩下的5名由總督指定，從而建立起了一種看似民主協商的政治氣氛。
不過，27名印度人中有14人是地主協會、穆斯林及加爾各答、孟買的兩個英國商會選出，剩下的13人才是9省立法會議選出。也就是說，這個中央立法會議雖然擴大了人數，但依然是英國人用來統治印度的工具，因為英國及親英人士佔據了多數。
雖然該法案遭到了印度民族主義者和人民黨的反對，但是卻得到了國大黨的支持。因為該法案拉攏地主階級，並給了印度精英更多的位置，國大黨認為事情正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雖然英國人給了穆斯林太多位置，但相比起人民黨對地主的殘忍手段，國大黨寧可認同英國人的民主改革。
也就是說，印度的精英在地主階級利益和民族獨立之間，最先考慮的還是前者。1914年12月國大黨的年會上，溫和派甚至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印度人民可以通過對帝國的高度且明確的忠誠，以換取印度作為帝國自治領的一切權利」，並「反對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他人的財產」。
全印度穆斯林聯盟也是支持英國人的，因為印度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已經把穆斯林也視為了外來入侵者，從而引發了雙方之間的宗教衝突，穆斯林中的保守派認為可以通過向英國人效忠來壓制印度民族主義對自己的清算。
英印政府統治下的印度大陸有著七百多個土邦，這些土邦的王公大多為穆斯林，這就意味著穆斯林支持英國人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在印穆斯林群體的利益，而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
位於恆河平原上的德里，作為外來游牧民族入侵的第一目標，也是穆斯林比例最高的地區，英國人把英印政府遷移到此處，本質上就是試圖利用宗教矛盾抵抗印度民族主義的情緒。
英國人也確實獲得了成功，隨著英印政府駐地的遷移，穆斯林聯盟和英國人的合作，德里這個印度新首府很快分散了印度人民的影響力，孟加拉地區不再被視為印度的心臟，莫卧兒王朝的舊都重新回到了印度人的眼中，特別是穆斯林人群。
而英國人之所以開始對印度上層精英採取安撫手段，一方面是因為佔據在東北三邦的人民黨吸納了太多激進的民族獨立分子，英國人認為採用武力解決印度民族獨立情緒顯然代價過大，上一次英國和中國為了西藏問題爆發的戰爭，實際上就是英印軍對印度民族獨立勢力的作戰。
而這一場戰爭讓英國人明白了，就算是印度的地主們多麼痛恨人民黨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面對印度民族獨立的大旗面前，他們也不敢公然的支持自己，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實際上完全是依賴帝國武力的鎮壓，只要帝國武力開始衰退，那麼英國就沒法繼續令印度人聽命於自己。
英國的上層人士普遍認為，帝國失去印度是早晚的事。現在帝國的選擇只有兩個：什麼都不做，等著印度人把自己趕出印度；做點什麼，延緩失去印度的時間。
哪怕是最強烈的英帝國主義者都認為，眼下的歐洲要比印度更為重要，帝國失去印度至少英國還能存在，但要是失去了歐洲，帝國和英國都將不復存在。
哪怕是曾經的對德和平論者，在和海軍大臣調換職位後，也在下院拍著桌子吼道：「如果德國建造兩艘無畏艦，我們就要造四艘，如果他們造三艘，那麼我們就造六艘！」
法國媒體對丘吉爾的發言大為欣賞，但也讓德國輿論對英國再無緩和餘地。法國的復仇主義者是如此渴望用戰爭洗刷40年前的屈辱，以至於連科學院的院士都認為-歐洲戰爭不可避免，這是必然的命運。而社會主義者除了饒勒斯反對戰爭外，其他人認為：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我上戰場比我兒子上戰場更好一些。
當然，法國人對於這場復仇之戰的狂熱，讓他們也意識到了東方問題已經騰不出手去解決了。在東京爆發了兵變之後，以田均一為首的勞工黨並沒有趁機提升對日本的輿論攻擊戰，反而把法國放在輿論的焦點中。
勞工黨的政治局委員們普遍認為，在這個時候向日本施壓，只會刺|激日本國民對陸軍的支持，這顯然是幫了發動兵變的軍國主義者的忙，中國現在並不想和日本爆發一場大戰，雖然勞工黨已經準備和日本開戰，但大家都認為這場戰爭是得不償失。
田均一、秦力山、蔡鍔等人都同意林信義的觀點，在歐洲爆發戰爭的時機，是推動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大好機會，日中之間爆發戰爭除了削弱亞洲民族的力量之外，不會有任何益處，因為不管日本和中國誰贏了這場戰爭，都無力面對戰後捲土重來的歐洲列強。
簡單的說，就是日本和中國的國力和歐洲列強相差太大，兩隻蛐蛐在瓦罐里爭鬥，贏的那一隻也對付不了瓦罐外面的公雞，哪怕這支公雞剛剛打完受了傷。所以，最好的選擇就是中日和解，然後藉助歐洲戰爭的機會，把東亞變成一支小公雞，以威懾歐洲列強不再試圖殖民東亞。
十年以來，武漢派往歐洲留學的人員已經超過了三千，如果加上技術工人前往德國的培訓，這個數目已經突破2萬，歐洲工業實力和武漢的差距，勞工黨已經不用靠想像來比較了。
1913年德國的鋼產量1832.9萬噸，煤炭2.773億噸，發電量80億度；同期中國的鋼產量130萬噸，其中武漢治下125萬噸，煤炭產量2200萬噸左右，其中武漢治下產量1000萬噸，外國公司產量600萬噸，其他產出600萬噸，發電量10億度，九成在武漢治下。
中國人口大約是德國的八倍，但主要的工業指標則連十分之一都難以達到，在這些數字面前，勞工黨自然不會覺得林信義把日本和中國比作蛐蛐有啥不對。事實是，如果不是中國人口多，且佔了大陸的主要平原地區，恐怕還不如日本這隻蛐蛐強大。
了解了世界強國的工業標準之後，田均一等人自然對地區爭霸沒啥興趣了，打贏了也不過是得意一時，只要中國的發展不跟上來，那麼在列強眼中就是肥肉，和中國相比，日本反倒是可以拿來收買的，因為日本沒啥資源。
日中和平，這不是林信義為了日本在考慮，而確實是在為中國和亞洲民族指出的最好選擇，錯過了這一次歐洲戰爭的機會，那麼等到歐洲人結束戰爭返回東方，亞洲各民族也就失去了掙脫枷鎖的時機，從長遠來看，亞洲民族的解放確實是必然，但失去了時機就必須要付出更多的鮮血。
日本人或者不懂這個道理，但是作為亞洲傳統的宗主國家，中國人很輕易就做出了取捨。對於小國來說，機會只有一次，所以看到機會就會全力下注，但是對於大國來說，他們更喜歡從歷史上去尋找經驗教訓，然後避免和先人犯同樣的錯誤。
田均一等人面對這個世界局勢也就判斷出林信義說的對，和日本爭奪大陸霸權是沒有意義的，這是世界秩序大變革的時代，必須要重建世界秩序，然後再處理局部地區的矛盾衝突。
而有著同樣觀點的人並不少，比如在廣東進行宣傳工作的李潤石就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分析道：「我國現在不可能一次性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在此歐洲兩大陣營對峙之際，應當緩和同日本的矛盾，優先解決無力向亞洲增加兵力的列強同我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問題。
法國和德國的對抗，在實力上是處於下風的，而法國在海上的力量也很薄弱，這就意味著法國現在只能確保本土及北非殖民地的安全，對於亞洲地區只能依賴過去的威懾進行統治。我們如果採取聯合越南、寮國、柬埔寨人民對法國的殖民統治發起進攻，那麼法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就會陷入動搖。
英國作為法國的盟友，有在道義上協助法國維持遠東殖民統治的義務，但英國在中國、南洋諸島、馬來半島、緬甸地區的統治也是不穩固的。如果英國試圖抽調軍隊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地區的統治，那麼英國在這一地區的殖民統治也將陷入困境。
所以，英國對於法國人在東方的支持是有著一個上限的，一旦這種支持力度動搖了英國在遠東的統治，那麼英國必然會放棄。對亞洲各民族來說，最危險的不是歐美列強的力量，是日本究竟站在哪一方，只要日本對亞洲民族解放運動採取中立，那麼英法在亞洲地區的殖民統治就會趨向於崩壞。
…我們需要聯合日本以對抗列強在亞洲的殖民統治，最少也要令其處於中立，這是歐洲殖民主義進入亞洲以來最虛弱的時候，一旦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們將會浪費許多時間。」
田均一認為，邀請列寧來武漢講課確實是最有價值的一次投入，雖然列寧在武漢也就待了一年左右，但無疑他給了許多年輕人以更加開闊的視野，讓他們從本省、本國的立場，走向了亞洲各民族及世界無產階級聯合的立場。
他對於李潤石是有著深刻的印象的，畢竟這是湖南出的人才，但是他也認為從前的李潤石雖然有著旺盛的好奇心，可是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上，立場過於鮮明了些，對於階級鬥爭只有較為樸素的認識，且過於強調農民的鬥爭性，而忽略了農民身上的反動性質。
田均一過去的立場其實和李潤石接近，他認為革命的目的，最終是解除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壓迫，不過在實施了土地改革之後，他就意識到農民壓根就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看待，因為農民沒有固定的階級利益。
工人可以作為一個階級來看待，因為工人最為根本的願望是按照勞動獲得報酬，反對資本家的剝削，至於說成為資本家，這種夢想只有少數人身上有，主要是那些手工業作坊中的舊工人，對於大工業體系下的工人來說，與其相信自己當資本家，還不如相信天上會掉餡餅。
但是農民這個群體的心理就完全不同了，沒有土地的時候他們鬥爭地主要求土地，有了土地之後他們想的不是不受剝削，而是如何擴大土地面積，然後請長工來幫工，讓自己過上地主的生活，這是一個普遍的想法，幾乎每個農民都是這麼想的。
在勞工黨掌握了執政權力之後，田均一才意識到農民為啥不能領導革命，因為他們有鬥爭性但無革命性。當農民獲得土地之後，就會從革命派轉向反動派，這個反動派，指的是反對損害自己利益的任何改變，哪怕這種改變有利於社會的進步。
李潤石的政治立場和當初的他一樣，過於站在個人的角度去看待社會生產關係了，所以就必然會偏離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田均一原本以為，這位小老鄉或者要經歷過一段世事才能變得成熟起來，不過列寧的講課似乎催化了這些年輕人的成熟。
比如現在李潤石向黨中央遞交的意見信，就終於有了一些無產階級革命者的世界觀了。田均一很是高興的給這位年輕黨員寫了回信，而在勞工黨的政治路線上，他採取的立場大致和李潤石的主張相近，緩和東北亞的局勢，把目標放在法國人身上，首先打擊法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並以此試探英國人在遠東能夠調動的資源上限。
朱爾典自然意識到了不妙，中國人名義上聲討法國人，實際上卻是在向德國人示好，這意味著中國和德國可以建立起同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