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楊士驤病故後西北地區的地方勢力開始重新抬頭，特別是原前清官吏不滿失去的權力，和馬安良領導的西軍進行勾結。而京漢鐵路和同浦鐵路、隴海鐵路的修建，又令武漢勢力進入了陝西和山西南部，使得北洋對西北地區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
因此袁世凱對西北地方勢力的態度從壓制轉為了拉攏，前清時期的寧夏知府趙惟熙開始逐漸掌握甘肅省政，得到了袁世凱的支持。在今次的南征計畫中，甘肅西軍和陝北陳樹藩部，原本是意圖攻下西安，並進步山西，打通西北和華北之間的交通的。
正是在北洋和西軍的兩面夾擊下，紅軍北方方面軍沒有輕舉妄動，主要以保衛鐵路沿線安全為第一目標。1910年10月，洛陽到西安，西安到太原鐵路通車，也就意味著從武漢前往太原有了兩條線路，一條是過河北進入山西太原，另一條則是過陝西進入山西。
這兩條鐵路的建成，也是武漢全面控制山西，並開始掌握關中地區的開始。北洋在這種工業化的力量下，壓根無從抵禦。袁世凱費盡心力建成的京張鐵路，從1905年開始勘察，後因為戰爭中斷，最終於1913年才完成了這一百多公里的路線，和武漢的鐵路建設能力相比實在是差遠了。
之所以京張鐵路建設的如此艱難，因為在武漢的主張下，選擇了施工難度最大的豐沙線，這條路線因為需要大量的隧道和橋樑，所以造價最為昂貴，施工難度也最高，但是豐沙線的好處是縮短了距離和提高了列車的承載力。
通過這條鐵路，可以把大同地區的煤炭和張家口地區的鐵礦運到北京進行冶煉，這也是北洋修建景山鋼鐵廠的底氣。由此可見，在這個時代鐵路線路實際上已經決定了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軍事布局。
正因為武漢可以通過西安和山西的北方方面軍聯繫上，而從大同到庫倫的鐵路是1913年完成的，從庫倫到上烏丁斯克之間的鐵路也快接近完成。也就是說，山西、內蒙的鐵路線不僅僅維繫著紅軍在北方的存在，還能夠通過西伯利亞鐵路和北滿及外東北地區的紅軍給與支援，因此這條鐵路線也就變成了紅軍在北方的生命線，不由武漢加倍關注了。
不過在第三軍、第一軍、第二軍的連續潰敗後，原本支持北洋的甘肅西軍和陝北陳樹藩部都意識到了天下的格局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他們繼續支持北洋去進攻紅軍控制的鐵路線，那麼等紅軍拿下北京後，就該輪到清算他們了。
紅軍在關中平原最西面的據點是寶雞，也是隴海鐵路現在建成的最西端，西軍一直想要拿下寶雞，從而打開通往關中的通道，不過西軍以回族武力為根本，陝西人壓根不肯讓西軍進入關中平原，因此在關中民眾的支持下，紅軍一直堅守在了寶雞，而陳樹藩部則一心想要拿下西安，但始終都沒有突破渭南一線。
當意識到北洋的南征計畫已經完蛋後，西軍開始後撤回甘肅，但是陳樹藩卻沒有退路了，他很清楚退回陝北就是死路一條，因為陝北壓根沒有什麼經濟基礎可以讓他抵抗紅軍的反擊，連北洋都扛不住紅軍的進攻，那麼他憑啥靠著貧瘠的陝北和紅軍周旋下去？
在12月底，陳樹藩部直接和西安的紅軍取得了聯繫，表示願意投誠接受武漢的領導。西軍的退去和陳樹藩部的投誠，終於讓北方方面軍騰出了手來，開始沿著石太線反擊北洋軍。在紅軍中原方面軍和北方方面軍的夾擊下，曹錕所部再一次敗退，退到了保定，沿大清河布防。
保定的地理位置雖然優越，在太行山和河北平原的交接之處，還有著大清河水系作為障礙，但是這種地形用來阻礙游牧民族是不錯的，用來抵擋火炮和機槍就差得多了，且曹錕雖然在保定經營了不少時日，但北京已經沒有什麼資源能對他進行補給了，也就是說曹錕實際上變成了孤軍，只能靠著自己擊退紅軍，才能保全自己。
如果沒有南下的失利，那麼曹錕其實還能守一守，但是在部隊拉出去被打回來之後，他的嫡系都損失了大半，剩下的那些旁系人馬有多少願意服從命令的，完全是未知數。
這一次從邯鄲敗退，就是各部在紅軍的打擊下自行撤離，導致戰線崩潰，原本七萬多人馬，到了保定連四萬都不到，除了那些被紅軍俘虜的，許多士兵其實是當了逃兵，畢竟他們就是河北人，看到軍隊失敗了，脫下軍服回家去是很正常的。
曹錕在15年2月初一向北京提出了辭職，他表示自己才能不足，實在難以抵擋南軍的進攻，希望袁世凱派出軍隊支援自己，自己願意退位讓賢。如果北京不出兵的話，他不能保證下一次南軍進攻時，保定還在不在北洋手中了。
曹錕的電報讓袁世凱知道，北洋已經打不下去了，就算日本人開始干預這場戰爭，和北洋也沒多大關係了，因為北洋必然在這之前就崩潰了。袁世凱只能派趙秉鈞和陸建章帶著最後一支機動兵力前往保定穩定局勢，並讓趙秉鈞和武漢方面聯絡，就武漢提出的條件進行協商。
局勢的變化比袁世凱預估的還壞，馮國璋聽到曹錕退守保定後，立刻和第五師師長靳雲鵬向對面的紅軍將領提出停戰協商和平，北洋團體從內部開始崩壞了。
趙秉鈞這裡剛和武漢聯繫上，還試圖為北洋團體爭取一點政治好處，武漢代表宋教仁已經轉告他，馮國璋領導的第二軍和靳雲鵬的第五師已經接受了紅軍的條件，交出部隊宣布下野，紅軍已經開始向濟南進軍，北洋作為一個政治團體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袁世凱只能為自己考慮，不能再提出什麼北洋團體的待遇。
趙秉鈞和北京通電確認了山東的北洋軍已經失去聯繫後，趙秉鈞終於放棄了為北洋團體保留政治利益的打算，為袁世凱爭取了政治赦免和個人財產的保全等條件，就匆匆返回了北京。
袁世凱對於趙秉鈞帶回的條件雖然不能接受，但趙秉鈞還是用一句話說服了他，「大帥的本錢已經都賠光了，就算列強肯下場支持大帥，擊退了南軍之後，大帥也還是坐不住這個位置的，最終不過是白白擔了個賣國賊的罵名。此時宣布下野，至少還能拿到清帝退位的待遇，不用承擔北洋團體對外簽署的不平等條約的責任，等南軍打倒北京城下就不好說了。」
袁世凱發覺自己居然沒法反駁趙秉鈞，畢竟他現在已經調不動南滿地區的北洋軍了，那些北洋將領現在正打算割據關外以觀望局勢，顯然是不肯和北洋團體一起陪葬了。袁世凱接受了趙秉鈞帶回的條件，但沒有立刻向北洋諸將公布，他令曹錕帶了一支可靠的部隊直接來北京城先接管了城防，然後才召集北洋諸將表示自己決定下野，以還天下太平。
段祺瑞對於袁世凱的下野通知還是感到了震驚，他在徐樹錚的勸說下，有意向袁世凱建言推往關外，等待日軍出兵干涉，但是袁世凱既然已經做出了決斷，他也就順勢接受了。
段祺瑞事後對小徐這樣說道：「日本人插手我國內戰本就沒安什麼好心，我只是覺得不能對不起大帥，總要想個辦法維持北洋的局面，才不得不和日本人聯繫。可既然大帥已經不想堅持下去了，那麼我還和日本人虛以委蛇做什麼，總不能真的去當漢奸吧。」
徐樹錚固然不甘心，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費在了北洋這個團體，應該說是幫助段祺瑞爬上北洋團體的最高位置，但是現在連北洋團體都完蛋了，他豈不是白忙活了一場。只是徐樹錚自己也清楚，日本人之所以重視他，其實是重視他身後的段祺瑞，畢竟他小徐在北洋屬於半路出家，壓根就沒有什麼號召力，只有段祺瑞還能號召北洋在關外戰鬥下去。
武漢之所以願意和北洋以協商方式解決，是因為日本在濱海地區推動的公投引發了當地居民的不滿。在濱海區被宣布為中日俄共管地區後，遷移該地區第一位的外來人口其實是朝鮮人，其次是中國和俄國，最後才是日本人。
為什麼朝鮮人是移民最多的，因為日本雖然沒有正式吞併朝鮮，但是其在朝鮮半島成立的拓殖公司奪取了大量的朝鮮土地，於是許多朝鮮農民被迫遷移到了北方、中國境內和濱海地區。相比之下，中國移民主要在滿洲地區進行開墾和進行工礦作業，而彼得堡因為赤塔共和國的關係，不肯往遠東遷移什麼人口，不少俄國移民是從中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自行跑過來的，所以移民規模不大。
日本雖然控制了海參崴和烏蘇里江鐵路，但是日本農民壓根不適應濱海地區的氣候，事實上日本農民習慣的種植氣候和長江流域差不多，濱海區差不多就是北海道了，而日本對於北海道的開發，一直都是比較落後的。
所以，日本陸軍雖然鼓勵本國農民向濱海地區、庫頁島移民，但實際上不少日本農民去了之後就逃回本土了，因為他們沒法在這種氣候下生產生活。因此日本在濱海地區的移民，其實以商人居多，他們雖然支持日本陸軍佔領濱海地區，但主要是為了壟斷當地的商業，而不是真的對開發本地資源有什麼興趣。
日本政府推動的公投，很快就出現了問題，雖然日本人已經盡量作弊，但反對把濱海區納入日本的票數還是佔據了多數。特別是陸軍從北洋手中拿到了原本劃歸中國的圖們江和中東鐵路之間的地區，然後把這一地區的人口納入了公投，很自然的這一地區的居民都是主張併入中國的，哪怕該地區有著大量的朝鮮移民。
日本人在計算票數上發覺問題後，乾脆的中斷了計票，然後直接宣布了結果，表示公投結果就是濱海區的居民同意併入大日本帝國。這就引發了當地居民和駐滿洲的紅軍的不滿，只不過之前關內戰爭還沒有決出勝負，紅軍一直保持理智和日方進行交涉。
隨著北洋團體的執政開始落下帷幕，紅軍對濱海地區的公投結果不再交涉，而是直接宣布該公投結果非法，赤塔共和國也發表了同樣的公告，並對日本軍警在伯力和海參崴驅逐俄羅斯商人的行為表示了憤慨。1915年2月17日，武漢和赤塔發表了共同公告，認為日方在濱海地區的駐軍和代表破壞了三方協議，因此他們將會支持該地居民將日方人員驅逐出濱海，恢複濱海地區的自治。
2月18日，袁世凱宣布下野，並命令各地北洋軍隊不得擅自行動，等候新政府的命令，並提議勞工黨組建新政府恢複國內和平。武漢方面對袁世凱的通電錶示認可，宣布2月18日晚12時停火，12時以後繼續向紅軍開槍的，視為叛亂行為。
2月19日孫文發電呼籲重建國會，由國會來決定新政府的組建。不過一些社會人士表示，舊國會體制不能解決軍閥問題，應當建立一個更加有權力的中央政府，以避免此類內部戰爭的爆發，並對廣西、甘肅等地方勢力進行了批判，認為這些地方勢力甚至都不是共和制度的支持者，而是前清的勢力在掌握，他們怎麼可以繼續把持地方軍政權力？
總之，隨著袁世凱的通電下野，中國內戰已經宣告結束，這就使得中國和列強之間的矛盾開始上升。中日之間關於濱海地區、南滿地區、北朝鮮地區的爭端，中英、中法之間則是租界、治外法權和關稅問題，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上海地位的問題。
英法外交官對武漢表示，其他問題都可以討論，但上海例外，也就是說上海地位不許討論。武漢方面對於英法的威脅雖然頗為重視，但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中日外交問題上，田均一認為林信義說的很對，中日之間的矛盾能夠解決，那麼中國和歐洲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就失去了存在的物質基礎，這些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建立在中日矛盾上的。
田均一對黨內如此表示道：「要麼和日本政府達成和平共處，要麼就得先打垮日本內部的帝國主義者，否則我們就騰不出手來解決同其他列強的外交問題。」
於是勞工黨對於中日之間的爭端問題並沒有隨著勞工黨即將執政而變得緩和下來，反而更加強硬，頗有不惜用戰爭接近中日爭端的意思。
勞工黨的這種態度令日本國內的政治鬥爭也更加激烈，陸軍越來越傾向於開戰，而海軍則堅持反對，山本權兵衛對記者這樣公然表示道：「中日之間的爭端雖然難以分清曲直，但陸軍的一系列行為惡化了中日關係確實是事實。
陸軍壓根不是在解決中日之間的爭端，而是通過擴大爭端來達成自己的大陸擴張主義，這是把帝國壓上了賭檯，賭輸了就等於40餘年的維新成果毀於一旦。海軍絕不認同日中開戰的理由，這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山本權兵衛的發言獲得了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和一部分工商業者的支持，日俄戰爭結束還不到七年，日本人對於日俄戰爭中大量的人員傷亡還記憶猶新，這是和日清戰爭完全不同的作戰方式。和中國人在大陸上開戰，意味著又是一場以陸上戰爭為主的全面戰爭，中國人在對俄作戰中的表現可遠遠超過了日清戰爭的表現，更何況這一次中國的內戰中，南軍對於北洋的那種摧枯拉朽式的勝利，也讓日本人很難相信陸軍說的中國人戰力低下，不是皇軍對手的大話。
上一次陸軍表示俄軍不能打，結果要不是俄軍後勤出現問題，陸軍自己就差點崩潰了，那些被徵召的預備役士兵，可是見識過了真正的戰爭，不是陸軍宣傳畫上只有勝利沒有死亡的戰爭。更何況，明治天皇已經故去，誰來領導軍隊作戰，大正天皇嗎？大家可不覺得這位天皇能夠充當統帥的角色。
政府的上層就更加反對戰爭了，因為日俄戰爭的欠債還沒有還清，現在開戰就等於是讓政府去自殺，更何況陸軍真的是想要戰爭嗎？官員們覺得，陸軍只是想要增加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