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1月15日，武漢華東方面軍擊潰安武軍主力奪取了蚌埠，從而切斷了第一軍和第二軍之間的鐵路聯繫，在奪取南京和後撤之間猶豫不決的李純得知消息後開始驚慌失措，他一邊收攏部隊，一邊向徐州的馮國璋和北京的袁世凱求援，表示如果不能打通津浦路，則第一軍就變成了瓮中之鱉。
僅僅在一個月前，李純還信誓旦旦的向袁世凱保證，自己南下必然要將東南之地收歸北洋所有。李純敢向袁世凱打這樣的包票，因為一個月前東南形勢對勞工黨確實是不利的。
勞工黨自割據武漢開始就截斷了長江中上游的外國商輪的通行，雖然在列強放棄了軍事威脅後，武漢同意給與各國商船以有條件的航行權，但要求這些輪船公司必須被武漢入股。除了德國人之外，其他列強都拒絕接受這種條件，因此長江中上游的航行權就被中國人壟斷了。
隨著武漢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鐵路建設的發展，英日終於發現試圖封鎖武漢的海上航運顯然是難以成功的，這隻會把航運業務白白讓給德國人，日本只是損失了航運上的利益，但是對於控制著上海的英國資本來說，卻是整個在華貿易網路都被破壞了。
英國自從強迫滿清開放上海作為商埠後，就把長江視為了深入中國內陸的交通命脈，類似於印度的恆河，加爾各答之所以能夠成為英屬印度的首都，就是因為恆河帶來了北印度最富饒的印度平原上的產出，從而在加爾各答和英國的工業品形成了交換。
上海對於英國來說，就是第二個加爾各答，所以打通長江航道是英國對華戰略的重要一環。1852年上海人口54萬，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已經超過了128萬，比武漢三鎮加起來都多，而武漢三鎮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化城市了。
上海的發展就是依賴於通過長江航道吸納了長江沿岸各省的產出，在上海這個對外貿易碼頭完成了最終貿易，其在1909年時已經擁有了165種行業，比武漢就少了三四十種而已。
一開始武漢的工業發展其實是有利於上海的，因為武漢的初級加工業提升了上海對外出口的貿易規模，但是隨著武漢重工業基礎的建立，英國人發覺自己對華貿易的優勢在不斷削弱。
作為一個老牌的殖民帝國，英國人雖然在工業技術上保持著領先的地位，但是在新技術的應用上卻不及德國和美國，因為德國的工業面對的是歐洲，美國是本國的農業，而英國則是廣大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的落後農業壓根不需要新技術，所以英國雖然在科技上保持領先，卻始終沒有大規模應用的必要性。
英國對華貿易實際上一直都是被壓縮的，中國傳統出口的絲綢、茶葉、瓷器、棉布、白糖，在英國殖民體系的分割下，都被分配給了英國的海外殖民地，於是中英貿易開始出現了大量的逆差，大量的白銀和黃金被用於填補貿易缺口。
從某個角度來看，此時英國的對華貿易實際上主要以掠奪貴金屬為主，還沒有對中國進行殖民地產業的規劃，在其他的海外殖民地，英國人抽幹了當地的貴金屬後，就開始進行殖民產業的布局，然後用英鎊控制該地的經濟，從而完全的納入英國的全球貿易體系。
只是中國的經濟規模遠比印度大的多，且中國是一個統一國家，不是印度那種被英國人征服後糅合起來的碎片型國家，所以中國的內部貿易要比印度完整的多，英國人沒有那麼高的效率吸干中國的流動貨幣，再加上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後發列強都看到了遠東這塊尚未被征服的土地，所以列強的互相牽制，也延緩了中國經濟體系的瓦解。
勞工黨用軍事力量保證了長江中上游的安全後，也就有了和德國資本合作的本錢，德國人雖然渴望獲得貴金屬，但也同樣需要原料和市場，相比之下德國人更願意向中國做出讓步，以確保中國市場向德國資本開放。
為了確保中德貿易之間的平衡，德國不得不接受了武漢的建議，把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給了中國，這對於德國來說也是好壞參半，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移出讓德國工業崗位減少了許多，但是從中國進口的初級工業品極大的降低了德國工業的成本，並且為德國的機器、化工等產業擴大了市場。
中德貿易的擴張雖然沒有增加德國貴金屬的儲備，這是舊殖民體系最為重視的財富，但是這種貿易卻擴大了德國馬克的發行規模，此前德國馬克雖然僅次於英鎊和法郎，是世界第三流通貨幣，但各國央行和政府的外匯儲備中，英鎊約佔50%，法郎30%，德國馬克只有15%。
英鎊的價值在於英國建立的全球結算體系，保證了英鎊的流通性，而法郎的價值在於法國對外的大量借款，各國的償本付息維持了法郎的價值，而馬克的價值卻是依賴於黃金的兌付，所以英、法、德三國的央行中，只有德國銀行需要儲備大量的黃金，英法雖然重視黃金，但他們都可以通過票據進行償付。
武漢對於德國馬克的承認，使得德國馬克擁有了一個海外資金儲備池，但這就打擊了英國的在華金融。作為國際金本位制度的創造者，英國是不能忍受遠東市場上馬克的流通程度越來越高的。這也是英國金融資本支持北洋發起戰爭的根源，因為武漢已經被英國金融資本視為了德國馬克的支持者，這等於是在遠東建立了一個非英鎊的貿易區，英國金融資本自然是難以容忍的。
而東南地區的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對於武漢政權都是難以認同的，地主們反對土地政策，商業資本則反對統購統銷政策，勞工黨的商業模式其實和壟斷組織差不多，即通過聯合鄉村合作社壟斷賣方市場，從而擊破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
傳統的中國商業模式實際上就是囤積居奇，即通過對於糧食和棉布的壟斷，控制市場價格，壓低農產品的收購價，然後高價售出手工業品。在列強打開了國門之後，更為廉價的工業品反而刺|激了傳統的商業資本，從而形成了買辦階層。
對於這些商業資本來說，他們並不在乎生產和消費，而只關注於銷售渠道，所以本土的手工業品換成列強的工業品對他們沒啥影響，農民的消費能力越來越低也和他們無關，但是武漢限制商業利潤的做法就讓他們大為不滿了，因為在武漢的統購統銷政策下，他們變成了為農民和工廠打工的夥計了，更何況武漢對於本國工業的保護，也極大的衝擊了買辦經營的進口消費品。
東南地區，勞工黨的軍事力量不佔絕對優勢，不過東南地區的地主和商業資本也依然無力挑戰勞工黨，所以他們希望北洋南下，打破勞工黨在東南建立的那種強力秩序，恢複此前的地方鄉紳秩序。
在李純看來，他南下的主要對手也就是南京周邊的武裝力量，這個武裝力量也就2個師左右，其中一個師還是傾向於當地地主和商業資本的，因此這是一場裡應外合的戰爭，他自然是敢向袁世凱打包票的，而拿下南京後，最為富庶的江蘇就落入了他的控制，這個好處也不由李純不賣命。
只是李純也沒有預料到，曹錕帶來的主力在鄭縣就遭到了失敗，這就使得所謂合圍武漢的南征方案破產了。按照這種局勢的變化來說，李純在得到鄭縣失敗時就該撤退了，但是對於江蘇的貪慾和地方勢力的挽留，讓李純多堅持了幾天，寄希望於拿下南京來改變南征的完全敗局。
李純的想法是好的，若是北洋真的拿下了南京，那麼至少就等於控制長江下游地區，南征計畫至少沒有全面失敗。但是武漢居然沒有試圖救援南京，而是展開了對黃淮地區的全面進攻，這擺明了是要把第一軍完全聚殲於長江邊，並試圖留下第二軍，這已經不是反擊，而是全面戰爭的節奏了。
武漢的戰爭能力超乎了北洋在戰前的設想，這令李純意識到奪取南京和江蘇已經成為了幻夢，他要是不儘快撤回北方，估計就得被武漢瓮中捉鱉了，所以他開始考慮撤退的問題了。
但是對於北京和徐州來說，李純部的安全都已經顧不上了，因為現在武漢的主要目標是徐州的馮國璋部，原本居中策應的第二軍，現在已經面臨了被圍困於徐州的危機中，袁世凱突然發覺自己手中的預備隊已經不多了，駐濟南的第五師要保住徐州的後路，一旦讓菏澤的武漢軍奪取了濟南，那麼黃河以北的大局就完全崩壞，河北的防禦也完了。
袁世凱只能請求英日出面調停，實際上是向英日發出了最後通牒，英日再不出兵他就要投降了。11月16日晚，東京椿山莊內，陸軍高層對中國問題召開了一場秘密會議。
作為軍事參議官的田村怡與造毫不客氣的對桂太郎、寺內正毅說道：「陸軍應該認輸，不能繼續在必敗的賭局中繼續下注了。在北洋第三軍失敗之後，第一軍、第二軍的作戰勢態也被完全打亂，現在已經不是如何挽救南征計畫，而是如何挽救北洋勢力的問題。
我國除非全面動員，否則就不能干涉南軍佔領北京，能夠保住北洋在南滿的地盤，已經是目前最大的希望了。要是連南滿的地盤都保不住，那麼陸軍就等於是喪失了日俄戰爭在大陸獲得的一切利益，大陸政策可以正式宣告失敗了。」
桂太郎和寺內正毅是挑起此次中國內戰最為積極的陸軍內部支持者，他們的目的就是藉此恢複大陸政策的可行性。上一次試圖徹底吞併朝鮮的行為，反而製造出了一個朝鮮北方自治區，這就使得朝鮮半島成為了大陸政策實施的最大阻礙。
如果說海軍的南下戰略面對的是美國、英國和法國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那麼陸軍的大陸政策面對的難題是中國和俄國，日本在日清戰爭中打破了中國在東亞大陸的絕對統治權，但是接受了最大好處的卻是俄國人。
日俄戰爭令日本人好不容易把俄國在遠東的勢力打成了收縮形態，但是中國的國力又開始恢複過來了，陸軍試圖徹底吞併朝鮮半島，好對滿洲地區形成壓迫勢態，卻被中國支持的朝鮮反抗武裝打了個灰頭土臉，剛剛在日俄戰爭中損失巨大的陸軍只能暫時選擇妥協。
但是對陸軍來說，大陸政策事關陸軍的生死，如果大陸政策行不通，那麼就意味著陸軍將不斷被削弱，而南下戰略開始逐步成型的海軍將會獲得越來越多的資源。
桂太郎組閣就是陸軍拿回國策主導權的一次嘗試，而想要恢複大陸政策就得先令大家看到大陸政策成功的可能性，如果陸軍連中國支持的朝鮮北部自治區都沒法消滅，怎麼可能讓國民支持陸軍和中國開戰？
但是陸軍衡量了和朝鮮北部自治區作戰的可能性，發覺佔領朝鮮北部自治區不是不可能，但是這將令陸軍難以再謀奪滿洲地區，因為朝鮮北部山區的地利將會把未動員的陸軍力量完全牽制住，從而耗盡陸軍向滿洲進攻的力量。
這種局面一旦形成，那麼陸軍被國民趕下台的結果也就是必然，因為朝鮮北部雖然資源豐富，可不能開發出來就不會得到任何收益，只要朝鮮的抗日武裝堅持在北部山區抗爭下去，那麼日本就沒法開發朝鮮北部的資源。
也就是說，陸軍耗費了大量財富的結果，就是和朝鮮人在朝鮮北部山區捉迷藏，壓根得不到滿洲的財富。那麼跳過朝鮮北部去進攻滿洲的話，雖然是解決朝鮮問題的最好策略，可是陸軍無法說服國民支持一場類似於日俄戰爭的全面戰爭，他們也打不了包票會擊敗現在的中國。
在對俄戰爭中，一個形式上統一的中國已經表現出了足夠的動員能力，中俄之間的陸上戰爭並不比日俄之間的陸戰輕鬆。雖然陸軍在國內的宣傳中貶低了中國軍隊的作用，認為是日軍吸納了俄軍主力的注意力，才給了中國軍隊抵抗俄軍和切斷西伯利亞鐵路線的機會。
但陸軍的參謀們在內部的會議中分析結果就是，中日開戰，一個統一的中國不是日本可以擊敗的，雖然中國的組織能力、軍隊訓練和武器裝備都不如日本，但是中國的體量太大了，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和資源被利用起來，都能夠擋住日本的進攻了。
按照參謀本部最樂觀的估計，陸軍最大的戰果就是佔領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從而形成對於北京的威脅，這也是日清戰爭的規劃想定。但是中國當前的政治中心是多元的，前清時期只要進攻北京就能迫使中國投降，而現在陸軍佔領北京只會讓武漢順勢接手中國的領導權，這就意味著陸軍沒法在攻下北京後結束戰鬥。
而陸軍想要進攻武漢，這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英國人不會同意日軍進攻長江流域，而陸軍想要從陸上進攻武漢，五十個師團都未必夠，而陸軍能夠武裝起25個師團已經是當前國力的極限了。所以和中國的全面戰爭不是日本的選項，陸軍要是提出這樣的計畫，首先就要被其他政治勢力聯合起來趕下台了。
促成中國南北內戰，然後藉助中國內戰的機會，把陸軍力量投放到滿洲地區，把勞工黨的力量從滿洲驅逐出去，並切斷朝鮮抗日分子的後勤支援渠道，這是參謀本部認為唯一可行的大陸戰略規劃。
這個計畫雖然得到了前陸軍大臣田村的認可，但田村也還是表示，這只是一個理論上可行的規劃，並不代表實踐中一定行得通，因此參謀本部應當制定備用計畫，如果中國內戰的局勢脫離了參謀本部的預計，那麼應當及時的終止規劃，以避免把陸軍的本錢都賠進去。
只是寺內認為，田村的說法相當的令人無語，陸軍除了大陸政策之外壓根就沒有其他能夠選擇的路線，所謂的備用計畫，實際上就是放棄了大陸政策，這不就是等於慢性自殺么，所以他主張不需要什麼備用計畫，大家應該一心一意的去保證現在的計畫獲得成功。
寺內的主張得到了桂太郎、山縣等長州派核心的支持，但是事情的發展卻被田村所料中了，現在田村要求寺內和桂太郎認輸，以避免陸軍在大陸辛苦得來的利益，一次性賠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