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在中央委員政治局會議上支持了統一全國的戰略目標，不過他也提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就是認為這場戰爭的對手雖然只是北洋和少數地方反動勢力，可實際上武漢真正的對手是旁觀的列強，只要戰局陷入僵持，那麼列強必定會下場。
他對各中央委員直白的說道：「雖然德國人對武漢的支持已經超過了對奧斯曼帝國改革派的支持力度，但德國人的目標不是為了讓奧斯曼帝國和中國變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而是在找未來戰爭中牽制英國和法國的盟友，所以英法如果參與中國統一之戰，是德國人樂於見到的，至少德國又獲得了幾年和平發展的時間。
對於日本來說，雖然一部分日本人認為亞洲聯盟對於日本的利益很大，是日本打破歐美列強對日本限制的一個機遇，但是也有一部分日本人認為，吞噬了弱小的鄰居，以大日本帝國而不是聯盟去應對歐美列強顯然更有利於日本人。
所以，一旦中國的統一戰爭出現僵持局面，日本內部傾向於出兵的意願就會迅速提升。根據英日兩國的外交策略就能判斷出，我們在考慮作戰對象的力量時，不能只簡單的計算北洋和地方反動勢力的力量，而應當把英日參戰的可能性考慮進去。
想要迫使英日放棄參戰的可能性，那麼我們就必須表現出對北洋軍摧枯拉朽般的勝利，只有讓英日政府意識到，他們不能依賴北洋或地方反動勢力抵擋在前線，而需要直接動員本國的基本武裝來入侵中國，這場戰爭將會從中國的統一戰爭變為國家間的全面戰爭，我們才能遏制住英日參戰的慾望。
所以，我主張在工業和經濟上全面轉入戰時體制，在社會管理上進入人民戰爭的模式，把無產階級能夠動員的全部戰爭潛力都爆發出來，完成統一國家的目標。」
林信義說的人民戰爭的模式，實際上就是歐洲國家的全面動員制度，雖然德國人還沒有總結出總體戰的理論，但實際上歐洲各工業國已經在拿破崙戰爭後不斷完善了國家動員作戰的體系，特別是在工業革命完成後，各工業國實際上已經建立了能夠實施國家總動員的物質和組織基礎，只是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去總結而已。
武漢政權從建立的第一天開始，就不得不把手中能夠掌握的所有資源都用在應對戰爭上，武漢勞工黨的軍事動員制度正是借鑒了歐洲的國家動員體系，林信義作為這一動員體系的創建者，給其命名為人民戰爭模式。
當然，一開始武漢的軍事動員體系只是組織上接近工業國家的動員體制，在物質上主要還是依賴土地革命解放出來的人力和物力來支持戰爭，這點和工業國家依賴工業生產部門支持全面戰爭又是有著區別的，不過這和另一時空的紅軍作戰體系已經相當接近了。
在武漢政權穩固下來之後，勞工黨和德國資本的合作，開始修正了以土地革命作為戰爭人力、物質補充的基礎，土地革命的本質是重新分配利益，它並不能增加生產力，所以當土地革命分配的利益結束後，這一作戰動員體系就無法維持了。
這也是歷史上只有中國能夠依賴土地革命綱領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原因，其他國家沒有中國這樣大的體量，不能僅僅依賴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的利益去完成整個國家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建設。印度其實是有機會的，但是英國人用印巴分治方案瓦解了印度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合，最終獨立後的印度只是在憲法上規定了印度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為什麼說人民戰爭模式更加適合工業國，因為從本質上來說，人民戰爭的動員模式，不是一下子把普通人變成了士兵，而是通過一連串的工作分配，從而使普通人成為戰爭機器的一部分。後世有一部電影深刻的描寫了這種戰爭模式，雖然這部電影沒有出現過戰爭場面，這就是萬湖會議。
只要看過了萬湖會議，實際上也就了解了總體戰的本質是什麼，而人民戰爭的理論實際上和總體戰的組織方式是沒什麼區別的，只不過人民戰爭的理論要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麼意義，而總體戰的目標是禁止普通人對於戰爭的聯想，只是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為了國家而已。
人民戰爭的模式一旦開啟，也就意味著經濟建設被打斷，整個社會都要為戰爭進行服務，這就是田均一等中央委員不願一開始就使用這樣戰爭模式的原因。雖然袁世凱的北洋團體在私下擴充了軍隊，但武漢勞工黨並不感到畏懼。
勞工黨不感到畏懼的原因是，武漢六個師至少有三個完成了騾馬化，機動能力和作戰延續能力是北洋一個師的三倍，且武漢軍事委員會對各師已經完成了無線電通信的技術布置，也就是武漢的軍事委員會可以把指令直接以無線電的形式發給各師，而不必使用有線電報。
袁世凱領導的北洋軍雖然在1905年就開始建立無線電訓練班，但主要用於陸地和海上軍艦的聯繫，因為北洋沒有無線電技術儲備，只能從外國引進，早期的無線電設備太過笨重只能裝在軍艦上。而武漢和西門子合作之後，在電訊事業上有了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到了1912年已經開始試驗野外移動的無線電通訊設備，1914年民用城市廣播系統都已經商業化了。
因此，北洋的軍隊一旦離開駐地，北京想要得到消息得等北洋軍隊停下來用有線電報通知自己，在軍隊移動的過程中，北京很難掌握住軍隊的動向，這也是北洋一師師長的地位要高於國防部官員的根本原因，因為師長對於部隊的權力幾乎是無限的，幾乎沒人能干涉他的指揮權。
歐洲國家針對這種情況就是加強了直屬軍部的參謀軍官的指揮權，從而保持了對於軍隊的控制力，而隨著無線電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軍部對於軍隊的控制力就進一步加強了。袁世凱在擔任國務會議主席後就打算建立參謀體系，但是遭到了北洋各師將領的反對，至於無線電技術則又因為太貴難以普及，這就使得1914年的北洋團體和1907年的北洋團體幾乎沒啥變化，袁世凱和北洋各軍頭共治，而不是一個統一的集權系統。
反觀武漢這邊，紅軍體系已經完全取代了前清的新軍和革命軍，勞工黨、軍事委員會、軍政大學，將紅軍構建成了一支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的人民武裝，原先的軍官階層已經失去了干涉政治的能力。
清末新軍的政治化，實質上就是軍官階層的政治化，而這種政治化又來源於建軍思想的混亂。當滿清試圖按照近代民族國家建立常備軍，然後又公然表示大清和中國勢不兩立後，新軍反清也就是必然的趨勢了。既然朝廷不能統一大清和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東西，那麼軍隊就自然會選擇自己想要保衛的目標。
而在武漢這邊，勞工黨已經很明確的指出，軍隊保衛的是工農聯盟的利益，那麼軍官階層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影響力。紅軍實施的是義務兵役制，前清那種脫離社會的職業軍隊可以具有較大的獨立性，但是對實施義務兵役制的紅軍來說，他們更容易接受保衛自身階級利益的建軍理念。
因此現在的軍事委員會是不大瞧得起北洋軍的戰鬥力的，六七年前北洋軍還能以訓練和軍備壓武漢新軍一頭，但在組織上已經落後於武漢新軍，那麼現在的北洋軍在訓練和軍備都不能讓軍事委員會瞧得上了，畢竟北洋軍上層還在搞擴軍戰術和迷信先進武器，而軍事委員會已經開始研究體系作戰了。
軍事委員會最多也就是稱讚一聲北洋的兵員不錯，但是在其他方面都只能搖頭，他們看待北洋軍就如同英國人看待大清的軍隊一樣，一群能夠使用先進武器的民兵，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作戰能力，用來作為輔助兵種倒是夠格的。
軍事委員會之所以會如此評價北洋軍，是因為他們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國軍隊組織的水準，工業國和農業國軍隊之間的巨大差距不在於武器，而在於組織和作戰理念上。前清軍隊的作戰理念是勝利後可以搶劫一把，北洋軍稍稍進步一些，勝利後可以奪取一塊地盤收稅，所以這些舊式軍隊可以出一些悍匪，但是指望整支軍隊去完成作戰規劃，就比較困難了，因為支持他們作戰的動力在於戰後的及時回饋，沒有這個回饋就不可能讓他們繼續下去。
所以舊式軍隊在打順風仗時能發揮八九成的戰鬥力，但是到了下風時就會出現兵敗如山倒的狀況。北洋軍在對俄戰爭中的表現就是如此，和俄國人打仗幾乎不可能獲得什麼勝利品，所以北洋軍攻，攻不動，守，守不住。只有在武漢軍隊作為核心的戰役中，北洋軍才能守住自己的陣地。
武漢軍隊之所以能夠比北洋軍更加頑強，一方面是建軍思想的明確，另一方面就是勞工黨對軍隊做出的完善保障，確保了士兵傷殘或死亡都能得到妥善的後事安置。所以武漢軍隊在作戰時也就目標明確了，完成作戰目標取得勝利，然後回家過日子。
雙方軍隊的實力差距，在軍事委員會看來是極為明顯的，自然就不會害怕北洋搞什麼擴軍，就算是真的玩擴軍，北洋也是不如武漢的，因為武漢是徵兵制而北洋還是募兵制，武漢在各個國有工廠和鄉村公社都有著人民武裝部，這也是人民戰爭的動員基礎，北洋和武漢比擴軍，在軍事委員會看來是比較可笑的。
阻礙武漢擴軍的不是組織問題、民眾的意願和物資上的不充分，而是勞工黨的決心。就拿人口比例來說，勞工黨控制下的人口實際上有2.5億，北洋實際控制人口不過七八千萬，全國總人口約五億左右，勞工黨實際掌握了中國一半人口，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納入武漢經濟體系中的。
1913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約340億馬克，國民收入這個經濟核算理念是林信義和德國銀行家們創造出來的，創造這一經濟核算理念的目的是為了發行國債和建立信用貨幣體系、徵稅體系。
1913年日本的國民收入是84億馬克，佔中國的近四分之一，而美國的國民收入是1400億馬克。中國財政收入約合13億馬克，不過武漢就佔了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這還沒有包括武漢國有企業和國有農場的上交利潤，這部分利潤達到了26億馬克，用來支付貸款利息和再投資生產。
僅僅從財政上來比較，武漢的財政收入實際上已經日本政府，只不過武漢在遠東戰爭之後一直以基礎建設和國民經濟發展為中心，所以軍事支出一直保持較低的水平，而日本不僅在陸軍規模上和中國陸軍接近，比武漢軍隊的規模大了2倍以上，還維持著一支龐大的海軍，所以看起來武漢的軍事實力似乎在戰後並沒有什麼提高。
不過在工業規模上，武漢的鋼鐵產量已經突破了年150萬噸，武漢之外的其他地區加起來也就十五六萬噸，其中現代鋼鐵廠幾乎都在外資手中，剩下的都是土法制鋼鐵的小作坊。武漢治下的煤礦開採數量為1600萬噸，其他地區為1200餘萬噸，雖然大多在北洋的地盤上，但現代化煤礦產量的一半是外資的。至於石油提煉工廠則只有武漢有，北洋壓根沒有這個產業。
只要看一看武漢治下的工業發展速度，就知道英國人和日本陸軍為什麼要支持北洋開戰了，再不開戰，過幾年北洋就更加沒有勇氣挑戰武漢了。
讓軍事委員會詫異的其實只有一件事，就是北洋怎麼敢主動挑起戰爭？畢竟就北洋的工業水平，一旦外購的軍火用完了，也就只能束手投降了，而北洋軍就想靠著莽一波打下武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全國唯一一個重炮師就在武漢。日本海軍、克虜伯公司和軍事委員會合作，完成了鎢鋼火炮的設計，武漢已經有能力自行生產150-200毫米口徑的加農炮。
按照德國人的要求，該新型火炮不得向其他國家出口，包括日本陸軍在內，德國人掌握配方，中國人生產鎢鋼，日本海軍則保證德國資本在戰時的安全。按照林信義的看法，除非把海軍戰列艦開進長江，用戰列艦的300毫米主炮壓制，否則當前陸軍的主流重炮都難以壓制這種合金加農炮，這是戰略炮兵而非戰術炮兵。
當然，軍事委員會並不打算把這種新型大炮暴露出來，畢竟這將會極大的削弱德國的戰爭優勢，從而引發歐洲戰爭的變局。而紅軍也不可能容忍北洋軍逼近武漢，畢竟河南現在已經成為了武漢工農業經濟體系的核心區域，不僅是糧食產地，也是煤鐵原料的主要供應地。
於是，林信義的全面動員提議獲得了軍事委員會的全力支持，此外林信義提出的另一個建議是，主張讓年輕黨員在戰爭中經受鍛煉，不能僅僅把這場戰爭當成是軍事任務來處理，這同時也是一場解放戰爭，必須要讓年輕黨員承擔起解放民眾的宣傳任務，讓民眾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所在。
這一建議獲得了田均一的認同，黨的組織規模雖然不斷在擴大，但過於平靜的建設時期，正使得黨失去革命性和先鋒隊屬性，許多年輕人加入黨組織並不是認同了黨的理念，而是把入黨當成了提乾的必要條件，社會主義理論正變成新的四書五經，有的人可以背出共產黨宣言，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卻覺得自己是黨的幹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
田均一也認為，黨內這種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現象，正在製造一批黨內的士大夫，他們在文字上遙遙領先於普通群眾，但是卻拒絕實踐黨的理念，聽黨的話可以，聽群眾的意見，不行。所以田均一認為林信義說的對，應當讓這些年輕黨員去經歷一下解放戰爭的硝煙，對於那些不能和群眾發生共鳴的年輕黨員，就沒法留在黨內了。
勞工黨的中央會議得出解放戰爭時機出現時，9月17日龍濟光的濟軍終於無視了廣東新軍的警告，越過了廣東新軍的防線向廣州進軍了。廣東新軍雖然傾向於共和，但就戰力來說確實不如老兵居多的廣西濟軍，戰爭開始後就出現了節節敗退的現象，孫文領導的廣東省政府不得不向北京提出控訴和向武漢求援，認為廣西軍隊挑起了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