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人對於引發中國內戰的積極性還要高於英國和日本，雖然俄國在遠東的力量因為遠東戰爭而幾乎蕩然無存，但俄羅斯的外交官試圖通過列強一致的原則在給北洋貸款的同時，收回俄國在遠東失去的利益。
俄羅斯駐華外交官雖然承認，北洋和勞工黨合作建立的新國家正在讓中國恢複大國地位，但是中國的財政制度是混亂的，北洋向各國銀行團借款6000萬英鎊，無疑說明了北洋實際上並無能力單獨統治這個國家。
為了照顧中國人的感情，過去各國銀行應當從統治中國的地位轉為控制中國財政的工具，幫助北洋整頓財政制度，好使其擊敗武漢的勞工黨，而北洋也該交出一部分權利給各國銀行作為抵押，為了確保債權人的利益，各國政府應當在中國問題上保持一致原則。
俄羅斯外交官試圖通過英國和法國來完成自己在遠東的外交布局，一如當年俄國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從滿清身上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在俄羅斯駐華外交官的積極推動下，英日法三國對對華貸款一事進行的非常順利。
不過國會對這筆貸款提出了異議，國會議長秦力山和副議長王正廷於簽字之前拜會了國務主席袁世凱，袁世凱卻拒絕接見兩人，表示國家正需要貸款不能拖延，而後兩人又正告銀行團，表示該借款違法，國會不會接受。
在這個時候，又爆發了廣東倒岑風潮，袁世凱於是下令任命張鳴岐接任廣東省長，調孫文為西藏宣慰使，並任命李純擔任江蘇督軍。在廣西廣東兩軍爆發衝突後，袁世凱不僅不認同廣西軍挑起內戰說法，還指責國會偏袒中華革命黨，宣布解散國會重新大選。
說是解散國會重新大選，實際上袁世凱是想要接著國會的空位期間實施獨裁，他在解散國會後就下令調田均一前往北京擔任國務會議副主席，並令北洋軍做好了南下和進攻北滿的準備。
在英國海軍的支持下，9月25日三營北軍在上海登陸，並開始不斷運輸兵力至上海，顯然北洋已經做好了全取江蘇的準備工作。面對北洋蓄意挑起戰爭的勢頭，武漢方面一邊下令秦力山等北方要員撤離北京，一方面開始在輿論上對北洋製造內戰的事實進行了揭露。
九月二十八日，面對廣西濟軍已經攻下佛山的情況下，武漢方面終於下令駐湖南的紅軍第五師進入廣東維持秩序，並要求濟軍停戰，對其劫掠平民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龍濟光立刻發電北京，要求袁主席阻止武漢的行動，否則他就不得不撤回廣西。龍濟光是識時務的，他打廣東新軍心理上沒啥負擔，因為他知道廣東新軍沒啥作戰經驗，且軍備人數都不如自己，在英法的支持下，他自然是不會擔心自己打不過廣東新軍。
但是他也知道濟軍和武漢紅軍之間的差距，湖北新軍當年就是在廣西鎮壓反清武裝的主力，也就是因為忠誠於朝廷的湖北新軍被調到了廣西，所以後來湖北新軍造反時朝廷在湖北才找不到鎮壓新軍的武力，那些在廣西的湖北新軍除了一部分自行返回湖北外，還有一部分則留在了廣西成為了濟軍的重要本錢。
雖說這些留下的湖北新軍並不認同勞工黨，但是龍濟光也知道他們不會願意和湖北紅軍拚命的，一方面是大清已經完蛋了，這些湖北人在濟軍只是為了錢作戰，所以不大可能和老鄉拚命；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認為能拼的過紅軍，畢竟濟軍中抽鴉片的很多，可是紅軍卻已經禁絕了鴉片，光是紀律上紅軍就比廣西軍隊強了。
而新軍和舊軍最大的區別，就是紀律問題，廣東新軍確實不如廣西濟軍能打，但是廣東新軍失敗後不會潰散，光是這一點就不是舊軍能比的，舊軍打敗一場就跑光了，只能等主將重新招募編練軍隊。龍濟光很清楚，自己的濟軍看起來能打，但只要失敗一次，他就變成光桿司令了，不能指望那些敗兵會敗而不潰。
袁世凱當然不能讓龍濟光退回廣西，否則豈不是白白讓武漢又多了一個省，英國人也不同意讓武漢接管廣東，那麼對香港來說就危險了，畢竟中華革命黨或之前的岑春煊，都只能仰賴英國人的支持才能維持廣東的統治，他們想要威脅香港就是做夢了。但是武漢不同，武漢並不會受制於對外貿易，英國人封鎖廣東出海口，不會讓武漢屈服，只能讓英國商業徹底失去中國市場。
因此袁世凱一邊用電報命令湖南駐軍嚴禁進入廣東，一邊任命了安徽、江西兩地的督軍。武漢管制下的地區不設督軍，而是設立了省級軍事委員。袁世凱任命北洋將領為兩地督軍，顯然是一種宣戰的行為。
十月一日，袁世凱又宣布，王占元任東北督軍，命令北滿地區的軍隊服從政府命令。武漢當即通電全國，認為袁世凱擅自解散國會後所頒發的一系列人事任命都是違法的，要求改選國會和改選政府。
十月三日，李純部強行進軍徐州，駐徐州的紅軍一團在擊退李純部進攻後選擇主動撤出徐州，武漢再次發電督促北京停止軍事行動，勿要挑起內戰。
十月五日，袁世凱以勞工黨擅自進攻廣東，不服從中央命令等事由，宣布勞工黨為違法組織，禁止勞工党參與國會競選，並宣布政府軍將會進入武漢接手地方管理，南方軍民勿要受勞工黨欺騙反抗政府，內戰於是爆發。
袁世凱下決心發動內戰後，就決心直搗黃龍，認為只要摧毀了武漢這個勞工黨的統治核心，那麼各地的勞工黨就失去頑抗的意志了，因此他和段、馮制定了重南輕北的作戰計畫。
北方以段祺瑞領導的北京地區兵力、張懷芝的察哈爾駐軍牽制駐防山西、內外蒙古的紅軍第二師；關外以王占元的第二師和陳光遠的熱河巡防營進攻北滿，並和日本陸軍達成了秘密協議，請求日軍從海參崴進攻哈爾濱，戰後北洋將放棄濱海邊疆區和對朝鮮北部自治區的支持。
南方分為四路：靳雲鵬第五師奪取山東；施從濱的第一混成旅從上海登陸後向南京進攻；段芝貴領導的第一軍進攻安徽、江蘇，然後順江而上攻取九江、大冶等地；馮國璋領導的第二軍進駐徐州，保護第一軍後路，並相機支持山東、河南戰場；曹錕領導第三軍，從保定順京漢路直撲武漢，為南進第一主力，集結了北洋第三、第四師兩支老底子作為核心。
第三軍的總兵力接近10萬，第二軍、第一軍加起來也有10萬，因此北洋幾乎拿出了全部的機動兵力，試圖一次性解決掉武漢的勞工黨。而此時武漢周邊的兵力加起來還不到七萬，還調動了一部分兵力南下廣東去了，也就是說北洋軍南下兵力達到了武漢防禦兵力的三倍。
不過，在情報的收集上武漢就比北洋強多了，當北洋團體制定了內戰計畫後，通過不同的渠道，武漢就已經完全清楚了北洋的作戰計畫。這些不同的渠道，有的來自北洋上層，有的來自北洋的中下層，有的則是根據北洋後勤的調動數據做出的統計結果。
因此在十月之前，武漢勞工黨軍事委員會已經認為戰爭已經不可避免，並制定了應對計畫，把所有的機動力量抽調出來，組建了第一、二、三、四方面軍。按照蔡鍔制定的作戰規劃，中原方面軍應對北洋第三軍，華東方面軍應對北洋第一、二軍，北方方面軍維持山西、內外蒙古及北滿的秩序，南方方面軍解決兩廣問題。
在經過了對俄作戰的鍛煉後，蔡鍔對於大兵團作戰指揮有了極大的進步，他在軍事委員會上強調道：「北洋試圖用第三軍打開通往武漢的缺口，這實際上和前清時的作戰思路沒啥區別。當初清政府也試圖用重兵消滅武漢的反抗力量，從而摧毀革命的火焰，但是它們失敗了。
今次我們要做的，就是複製對清軍的作戰，摧毀北洋第三軍南下的鋒芒，那麼北洋的南下作戰計畫就崩潰了，因為他們的南下作戰就是圍繞著第三軍的進軍來實施的，第三軍一旦失敗，北洋軍就變成了無頭蒼蠅。
如何挫敗第三軍？我看要一次性圍殲北洋一個師，這是最快解決北洋第三軍的辦法。」
蔡鍔提出的這個作戰設想並沒有引起其他委員的質疑，北洋軍雖然不斷的擴軍，但戰力也就老底子六鎮還值得一說，因為這六鎮組建時是袁世凱下了力氣去訓練的，不僅在軍紀上遠勝舊軍，就連士兵、軍官的選拔上也頗具生氣，所以北洋六鎮在對俄作戰中只要有一個核心，也不是不能打。
但是袁世凱搞個人效忠體系，令北洋軍的軍紀很快就鬆弛下來了，加上大量淮軍舊部被改編，北洋軍的核心被抽調出來組建新軍，結果是新軍的戰力遠不如北洋六鎮，就連北洋六鎮的老底子也因為被抽調太多基層軍官而變得腐敗散亂了。
雖然武漢周邊只有七萬不到的兵力，但這七萬都是可以進行野戰的機動兵力，不是什麼水平參差不齊的守備師，和北洋及其他地區不同的是，在維護地方治安上，武漢還有一支武裝警察部隊，軍隊基本不參與地方治安工作。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在於，北洋軍是不能全軍出動的，他還需要留守一些兵力維持地方治安，因為這關係到各師的額外收入，所以北洋軍出兵時是難以全心全意的。但武漢這邊，駐軍就真的只是駐紮在地方，他們和地方上幾乎不發生聯繫，命令下達後全師就可出動，只需要留下一些保衛營地的人員就好。
軍事委員會很熟悉北洋軍的作戰體系，在戰爭初期其實就一個前鋒是有戰鬥力的，其後續部隊至少在戰爭中期才能進入作戰狀態，因為前鋒是抽調出來的精幹，而後續部隊則是預備隊，沒有一兩次戰鬥很難進入戰爭狀態。
蔡鍔說要吃掉北洋一個師，實際上他們要解決的也就是一個師中抽調出來的前鋒混成旅，只要把這個能打的混成旅給吃掉，那麼整個師也就崩潰了。大家當然不會覺得這是個問題，只要能夠集中一個師的力量，消滅一個北洋混成旅是肯定問題不大的，圍剿一個師的問題在於如何切斷北洋軍的後路，不能讓他逃回去。
軍事委員會經過討論後認為，應當把北洋第三軍放過黃河，在鄭縣和新鄭之間尋找戰機吃掉北洋前鋒，然後再奪回徐州，截斷北洋第一軍的後路，只要把北洋軍的有生力量殲滅了，就可以向北京進軍了。
林信義幾乎沒有參與軍事委員會的作戰討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戰爭鼓動宣傳部門的建立上，並大膽的啟用了大量的年輕人擔任地方上的宣傳委員，改變了有些官僚主義作風的黨的宣傳部門。
這些年輕人多以兩湖籍貫的共青團員為主，惲代英、李潤之、鄧中夏、向警予等，以至於一些黨員都對其提出了抗議，認為林信義過於傾向於兩湖地區的共青團員，沒有對全國的政治宣傳工作做出通盤的考慮。
對於這些黨員的抗議，林信義表示接受，但依然堅持自己的決定，他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是這麼表示的，「在選拔年輕黨團員時過於強調兩湖籍貫，確實在政治上有些壞的影響，但目前的情況是，兩湖地區是最早完成土地革命的，黨的創建者也主要是兩湖地區。
假如革命失敗的話，兩湖地區的進步勢力是必然要遭到反動勢力的強勢迫害的，其他地區的黨員反而能夠獲得寬大處理。在革命和反革命勢力決戰的時刻，我們只能選擇最可靠的接班人，而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原則。
無產階級政權的首要任務是維持自身的生存，其次才是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公平原則是革命成功之後的目標，不是當前的目標。
我們現在當然可以挑選其他地區的年輕黨團員進行領導工作，那麼我們如何確保他們和黨的路線一致，而不是為地方主義所裹挾？不要忘記，現在許多地方的土地革命尚未完成，許多黨員在土地革命的立場上並不和黨的路線一致，只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中，這些黨團員才經歷過了一次考驗。
那些沒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的黨團員需要先證明自己的立場，才能要求和經歷過考驗的黨團員獲得相等的權利。我是堅決反對把入黨當成科舉考試的，只要入了黨就能立刻變成革命者，這顯然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唯心主義，人的思想轉變是需要過程的，這種過程和物質基礎是分不開的。
列寧同志說過，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聯合那些中立派去打倒反動勢力，我認為列寧同志說的很對，但要說明一點，統一戰線的重點在於戰線而不是統一，為了統一放棄戰線是錯誤的，假如沒有一個戰線，我們到底統一了什麼？難道去統一反革命嗎？那麼就不是我們統一了別人，而是反動派統一了我們。
黨內的思想問題也是如此，不能入黨的時候嚴格考察，入黨之後就放任自流，結果某些黨員比黨外群眾的政治覺悟還低，群眾還知道保家衛國，而某些黨員卻開始主張沒有黨就沒有國家和人民了，這和滿清的首崇滿洲有什麼區別？
試圖把黨凌駕於國家之上，試圖讓國家凌駕於人民之上，這不是無產階級想要的社會主義，這是新時代的八旗，還不如資本主義…」
林信義最終還是壓制住了黨內的異議，推動了一批兩湖地區的年輕黨團員走上了黨的基層組織領導崗位，而很快這批年輕人在宣傳工作上表現的能力，也讓異議者偃旗息鼓了。
廣東地區的民眾一直對勞工黨的土地改革抱有疑慮，擔心是另一種搜刮民眾財產的手段，畢竟廣東人在滿清統治下已經見多了這種巧取豪奪的手段。不過龍濟光領導的廣西軍進入廣東後，反對勞工党進入廣東的民間輿論終於消失，而隨著軍隊進入廣東的宣傳隊也很快把土地改革政策解釋給了民眾，從而獲得了農民的認可，李潤之表現的尤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