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確實是個多事之秋，摩洛哥危機、意土戰爭、巴爾幹戰爭，這一系列歐洲地區的衝突使得列強從結盟對抗更進了一步，開始擴軍備戰了。在1912年之前，歐洲各國的輿論還有為如何避免戰爭進行的討論，但是到了1913年後，各國輿論已經開始討論戰爭何時才會開始了。
地區間的對抗使得民族主義情緒極度高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開始在帝國主義戰爭和愛國主義的衛國戰爭中搖擺不定，法國和德國的無產階級因此開始分裂，他們都指責對方試圖侵略自己的國家。試圖保衛和平的法國社會黨領導人被法國愛國主義者稱之為「德國代理人」。
1913年阿爾薩斯爆發的德國軍人和平民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了德國和法國民間的對抗，法國民眾認為這是德國佔領軍對法國人民的壓迫，而德國報紙則宣稱是一小撮法國間諜在破壞德國對於阿爾薩斯的合法統治。
就在1913年底，列寧返回了歐洲，在整合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意識統一問題後，他認為應當繼續回去歐洲展開戰鬥了。不過，在林信義看來，這場戰爭未必會如他的時空歷史上那樣如期爆發，因為英國和俄國都沒有做好戰爭準備。
英國人還沒有完成對印度地區的政治整理工作。1911年英屬印度政府宣布遷都，從加爾各答遷往德里，雖然這一行動遭到了孟加拉地區的阻擾，但是英國人卻堅定的實施了遷都計畫。
英國人之所以要遷都德里，就是因為加爾各答已經成為了印度民族主義者聚集的中心，英國人在加爾各答的長期直接統治，使得這個首都區變得非常的英國化，舊的印度地主被大量的消滅，小資產階級成為了加爾各答市民的主流。
當中國人從西藏越過喜馬拉雅山進入印度平原後，加爾各答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沒有站在英國人的一方，而是成為了中國人的支持者，這使得孟加拉地區完全變成了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先導者，而在中國人的組織下，印度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合了起來，從而擊敗了英屬印度政府能夠動用的最大力量。
大英帝國雖然還能動員起更大的力量，但是倫敦擔心會引發歐洲局勢的大變，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承認了山南地區歸屬中國，承認尼泊爾王國的獨立，承認東北三邦的自治權力。和平雖然達成了，但是英國人也開始認為加爾各答已經不適宜作為印度的首都了。
英國人遷都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降低孟加拉地區在印度的地位，德里是古印度的首都，而孟加拉只是古印度的邊緣地區，遷都德里就是表明北印度平原才是印度的中心，而孟加拉地區並不是，所以孟加拉的民族獨立運動不能代表印度民族。
另一方面，遷都將會極大的降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府中的比例，中央政府大部分的低級官員和辦事員只能在當地招募，首都在加爾各答就必然會以加爾各答的居民為主。德里雖然是古印度的首都，不過因為一直沒有發展，所以這一地區主要還是地主階級和穆斯林的聚集區，孟加拉地區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關係不錯，不代表其他地區的宗教矛盾不激烈，而地主階級又天生親近英國統治者。
英國人試圖用北印度平原佔據優勢的地主階級和宗教矛盾來遏制印度民族獨立意識在政府中的蔓延，只要英屬印度政府能夠正常運轉起來，那麼英國人認為對於印度地區的統治至少還能持續上三五十年。也就是說，英國人已經認識到對於印度的統治不能永遠維持下去，他們現在做的一切手段不過是為了延緩被印度人趕出印度。
應該來說，英國上層的明智確實給印度的民族主義傳播以很大的打擊，和加爾各答的小資產階級不贊成土地革命但能理解不同，北印度平原上的地主階級是堅定的反對東北三邦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且北印度地區的土邦統治者更是反對印度民族的說法，他們認為自己是穆斯林而非印度教信徒，因此極力反對把印度教和印度人聯繫起來的說法，並視印度民族主義為破壞自己統治權力的敵人。
英國人的遷都計畫確實獲得了不錯的效果，20世紀最初十年的全印反英浪潮開始退潮，在英國人拋出了一部分政治權利後，土邦土王、地主、穆斯林和一些資產階級開始為英國的殖民統治辯解，認為英國對於印度的統治並非只有痛苦，也給印度帶來了文明和法律。
於是在政治版圖上，印度組建分成了三個區域。孟加拉地區為人民黨和國大黨左翼所控制，主張恢複印度的獨立，但接受和平的移交權力；南印度地區為國大黨右翼所控制，雖然認為印度獨立是光榮的，但反對用破壞印度傳統的革命來取代英國人的統治；北印度地區則是以印度保守勢力和英國文官政治為主，他們主張保持現狀，支持大英帝國。
因為人民黨的出現，使得國大黨左翼的力量獲得了極大的增強，這就使得國大黨右翼不得不尊重印度民族主義者的立場，而不能繼續堅持過去向英國人祈求自由的政治把戲了。
人民黨是堅決反對為了大英帝國而去侵略其他國家，並支持大英帝國對於其他民族的侵略行為的，這一主張獲得了印度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支持，迫使國大黨不能繼續用印度也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為大英帝國效忠有利於提升印度民族在大英帝國內地位的借口。
英國人想要在印度徵兵就在政治上遇到了抵抗，為了防止孟加拉地區的人民黨藉助反戰情緒掀起民族解放戰爭，英國人不得不現在政治上獲得印度國大黨的支持，這就使得英國在印度的備戰工作大大的受到了影響，畢竟倫敦的議會還沒有徹底的下定決心和德國開戰，因此現在英國政府的備戰行動是非法的。
而另一方的俄國，因為遠東戰爭的滯後，使得斯托雷平上台被拖延了，這也就使得大斯拉夫主義者被從彼得堡驅逐出政治中樞的時間推後了。歷史上正是大斯拉夫主義者在彼得堡政治鬥爭的失敗，才全力去扶植南斯拉夫的統一意識，試圖通過一場斯拉夫民族戰爭奪回自己的政治權力。
斯托雷平雖然靠著維護沙皇制度上的台，但他和大斯拉夫主義還真沒多少共同點，雖然他藉助這些大斯拉夫主義者發動了六三政變，但很快就把這些大斯拉夫主義者掃地出門了，因為這些大斯拉夫主義者的背後是英法的支持。
在斯托雷平看來，俄羅斯帝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對外戰爭的失敗，而是對外戰爭已經無法解決俄羅斯帝國的內部矛盾了，所以只有一場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改革才能讓俄羅斯帝國煥發新生。
但是大斯拉夫主義者並不這麼看，他們認為俄國現在的一系列國內問題都是俄國對外擴張的失敗導致的，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讓俄羅斯失去了奪取巴爾幹半島的機會，遠東戰爭又令俄羅斯失去了進入太平洋的不凍港，這些對外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俄羅斯民族失去了進取心，從而開始了內部的鬥爭。
想要消滅國內革命的最好辦法就是喚醒俄羅斯民族的榮譽感，比如把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人納入帝國，從而打開通往地中海的通道。這種大斯拉夫主義獲得了法國和英國的支持，雖然英法是克里米亞戰爭中阻止俄國奪取巴爾幹半島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進入20世紀後，英法已經意識到德國和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勢力的快速擴張，他們已經無力保衛巴爾幹半島的獨立，所以英法又開始拉攏俄羅斯在巴爾幹地區對抗德奧。
塞爾維亞王國是俄羅斯帝國對抗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橋頭堡，也是所謂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核心。1903年試圖在政治上中立的國王亞歷山大一世一家被殺，於是親俄國的彼得一世繼位，斯拉夫主義者開始掌握這個國家。
波斯尼亞危機令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陷入了直接的對抗，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因為德奧對於奧斯曼帝國的保護，使得塞爾維亞失去了進入地中海的港口，這就更加引起了大斯拉夫主義者的不滿。
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則屬於巴爾幹同盟的內部分贓不均引發的斯拉夫人的內訌，從而也說明了所謂的大斯拉夫主義就是個謊言，塞爾維亞聯合希臘進攻保加利亞的時候，可沒看出什麼斯拉夫同胞的情誼，於是戰後的塞爾維亞雖然確定了南斯拉夫人的核心地位，但卻也令保加利亞投入了德奧同盟。
斯托雷平正是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爆發前被暗殺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的時候，斯托雷平就對大斯拉夫主義者進行了嚴厲的指責，認為這些人不是在保衛俄羅斯帝國，而是在毀滅帝國。
斯托雷平在鄉村土地改革中已經得罪了村社中的貧農，其對死刑權的下放也令無產階級對其痛恨不已，然後在對外擴張問題上又得罪了大斯拉夫主義者，在國際關係上認為俄國應當保持和平而不是開戰，又令英法政府感到惱火不已。
所以斯托雷平從1909年開始就遇到了各種暗殺事件，只不過在這個時空里他要比另一個時空中的自己運氣好一些，堅持到了1913年春。
斯托雷平的去世令德國政府失去了和俄國政府政治和談的可能性，斯托雷平雖然借了大量的英法貸款來發展俄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但是他也盡量保持著和德國之間的貿易聯繫，以平衡俄國在德國和英法之間的位置，避免德國把俄國視為戰爭對手而非談判對手。
斯托雷平在世時通過一系列手段加強了帝國政府的集權，這種權力的集中甚至令其壓制住了沙皇的專制權力。但是在他去世後，並沒有一位帝國官僚能夠維持住這一政府集權，反而使得沙皇的專制權力獲得了極大的擴張，因為政治上的反對派已經被斯托雷平所打倒，而政府內的官員無人敢違抗沙皇的命令。
首相科科夫佐夫首先就遇到了陸軍大臣蘇霍姆利諾夫和外交大臣薩佐諾夫的挑戰，這兩位沙俄官員在沙皇的支持下，開始扭轉斯托雷平時期的對外和平戰略，轉向「實權」戰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脅得以實現。
陸軍大臣蘇霍姆利諾夫對1914年軍事增加預算提出的貸款問題，迫使首相科科夫佐夫將該信件交給尼古拉二世裁決，從而形成了首相無權否決由外交大臣和陸軍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後支持的提議的潛規則。
事實上首相科科夫佐夫雖然軟弱，但還是在儘力為此斯托雷平留下的改革體制，但是陸軍大臣、外交大臣和沙皇本人在巴爾幹問題上的好戰傾向，正使得俄羅斯帝國在外交上不斷和德奧對立，使得德國和俄國之間的互信關係被破壞。
要知道在遠東戰爭期間，雖然德國民間輿論是支持中國的，但是德皇還是通過和俄皇之間的私人外交，為俄國艦隊遠征東方提供了方便，並一度差點締結了德俄同盟。可以說德俄關係在遠東戰爭之後，主要依賴兩位皇帝的私交而不是政府外交關係在維持。
但是尼古拉二世在巴爾幹問題上的不斷反覆，不僅讓德國軍方感到了不滿，也令德皇對沙皇產生了不信任。不過此時俄國的大斯拉夫主義者還沒有徹底奪得發動戰爭的權力，所以在1914年並沒有爆發引發戰爭的暗殺事件，但是俄國對於戰爭準備工作確實開始加速了。
相比起歐洲在暴風雨的前夜，中國反而先爆發了內部的衝突。1914年六月，由廣東同盟會改組的中華革命黨發起了驅岑運動，理由是岑春煊和張鳴岐對法國對越南華僑的迫害採取了妥協，有損國格。
岑春煊是前清兩廣總督，民國後成為廣東廣西都督，張鳴岐是廣西巡撫，民國後為廣西省省主席。岑春煊、張鳴岐和雲貴總督趙爾巽原本是抱團取暖的，在光緒退位後，三人以維持地方秩序為要旨，不過岑春煊已經看到滿清不可能復活，所以和孫文領導的同盟會聯合，將一部分政府官員的職位交給了同盟會，來消除廣東的革命危機。
張鳴岐和趙爾巽都是堅定的反革命派，不過和趙爾巽不同，張鳴岐沒有什麼家世背景，所以不需要態度鮮明的反對革命，在表態支持岑春煊的主張下，他在廣西依然執行著排斥革命的地方政策。而趙爾巽沒法含糊其辭，畢竟勞工黨可不是同盟會，只要聽幾句好話和交出幾個官職就能矇混過去的，在表明政治立場之後，勞工黨必然是要雲南實施土地改革的，這也是貴州巡撫宣布支持武漢後的實踐。
所以，趙爾巽憑藉雲南的封閉地理和武漢勞工黨對抗三年後，終於還是辭職走人了，因為雲南新軍壓根不肯再效忠大清了，雲南的地方勢力和進步勢力都覺得趙爾巽該下台，畢竟大清已經亡了。趙爾巽離開雲南後，雲南就出現了軍人執政的局面，羅佩金、唐繼堯割據一方，代表勞工黨的李根源則主持著一部分的政府工作。
1912年，有鑒於同盟會的組織渙散，孫文和朱執信推動了政黨改組，改組為了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制定了明確的綱領：規定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統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
不過，中華革命黨的主要支持者實際是海外華僑，法國人在法屬印度支那對華人經濟的打壓自然引發了中華革命黨的普遍不滿，因此中華革命黨一直試圖和法國人交涉，要求法國人停止對華僑的迫害。孫文更是提出了要收復廣州灣，以表示和法國決裂。
孫文的主張遭到了岑春煊、張鳴岐、龍濟光的反對。他們一方面表示這是中央政府負責的外交事務；一方面也主張孫文不過是廣東議會的一名普通議員，不能隨意干涉政府行事。
問題的實質其實是，中華革命黨已經不滿足與和代表舊清上層開明官僚的聯合，而想要完全拿下兩廣地區作為本黨的發展基地。特別是張鳴岐、龍濟光在廣西反對革命黨擴張組織不說，還試圖染指廣東的軍隊指揮權，這使得革命黨產生了極大的警惕。
而張鳴岐、龍濟光做出這樣的舉動，又是因為粵漢鐵路的通車，武漢勢力開始進入廣東，為了避免廣東為武漢所控制，使廣西變為孤島，所以他們打算完成兩廣地區的軍政一體化，以對抗武漢的入侵，而這也得到了北洋團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