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斯特·范夫倫霍芬和阿爾貝特·薩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只是一個殖民地軍官，而後者則是法國的政治家，所以阿爾貝特·薩羅在制定印度支那的統治政策時會考慮歐洲局勢的變化，他的開明有一大半是建立在，如果法國本土無法支援印度支那，那麼印度支那政府需要依賴本地土著勢力維持統治。
而約斯特·范夫倫霍芬迷信於法國偉大的文明力量，認為印度支那的土著沒有能力挑戰法國的尊嚴，而他也需要交好那些法國資本，才能讓他回國時獲得一個較好的安置，殖民地的資歷在法國本土的作用不大，甚至還會被本土官僚所輕視，只有阿爾貝特·薩羅這種本土政治人物，才可以把擔任印度支那總督當成一種政治經驗。
兩人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待印度支那於法國，看待印度支那人民於法國的觀點自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和阿爾貝特·薩羅相比，約斯特·范夫倫霍芬更為看重印度支那的土地和財富，認為只有為法國進一步獲得這些土地和財富，他才能夠成為法國的英雄。
於是在阿爾貝特·薩羅離開後的2個月內，那些有利於印度支那上層的政策都被廢除了，約斯特·范夫倫霍芬利用總督的無限權力，試圖把印度支那每一點利益都收納進法國的口袋。代理總督的這種行為，自然引起了和法國人合作最為密切的越南上層，他們也就順勢放開了對於民族獨立勢力的壓制，從而引發了擴大議會權力的民眾示威活動。
民眾示威活動雖然是殖民地法律所禁止的，但卻又構不成武力鎮壓的條件，自從印度和中國的示威遊行遭到武力鎮壓後變成大規模的武裝反抗後，列強在東方的殖民手段就稍稍緩和了下來，沒有上個世紀那種強勢了。
荷蘭人試圖繼續用武力鎮壓東印度群島的土著反抗，結果卻陷入了和日本正面對抗的局面，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上的統治力量大大的收縮，只能維持爪哇和蘇門答臘島的統治秩序，而這兩處根本之地的反抗運動也越來越多，這實際上已經開始宣告19世紀之前流行的那套武力殖民秩序已經接近破產，如荷蘭這樣的小國，壓根支付不起這種武力殖民的成本。
英國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期間被東北三邦的人民軍連續擊敗，不得不承認東北三邦的自治地位，就說明了即便是世界頭號霸主的大英帝國，也接受不了無休止的對全球殖民地平亂的人力和物資消耗。
這也是法國人對海外殖民地採取同化政策的原因之一，因為法國人知道自己的海外力量沒有英國人那麼雄厚，畢竟英國人憑藉對全球海權的控制，能夠輕易的把力量集中在一個地區，而法國人是做不到這點的，他們在海外的殖民地幾乎是不能自由移動武裝力量的，只能採取重點經營的原則。
約斯特·范夫倫霍芬雖然認為法國的武力不是印度支那的土著能夠反抗的，可是他也清楚對於民眾的示威遊行需要慎重對待，畢竟他在廣州灣待過，知道當初法軍對和平反抗的農民開槍引發了什麼後果，因此他一開始還是採取了剋制，只是動用了憲兵和警察對示威群眾進行驅散。
不過，無組織的示威遊行和有組織的示威遊行是兩碼事，在印度支那政府驅散了東京街頭的示威遊行後，反而激起了整個越南地區的反法示威遊行，這個時候憲兵和警察就不夠看了，在東京終於還是有憲兵忍不住開了槍。
於是抗議法國人的遊行就從越南擴散到了寮國和柬埔寨，形成了整個法屬印度支那的反殖民主義運動，這也是第一次三國民族獨立運動的聯合，於是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開始陷入了危機。
林信義參加的緊急會議，實際上就是如何插手法屬印度支那的事件。對於亞洲聯合艦隊參謀部來說，日方參謀人員實際上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反法民族運動給與相當大的行動指導，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法國人從東南亞擠出，從而把聯盟的勢力進一步擴大。
在聯盟成立一年多之後，這些參加了聯盟的日本參謀人員已經從日本本位轉向了聯盟本位，畢竟在他們看來，聯盟利益和日本的利益是高度統一的，通過聯盟他們可以掌握更多的權力，那麼保留日本本位就毫無必要了。
比如法屬印度支那問題，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場上，日本和法國展開直接對抗是不明智的，這將會引發其他列強對於日本的反感。但是，站在聯盟的立場和法國人進行對抗，就算列強想要把矛頭指向日本，也要考慮一下和整個聯盟對抗的後果。
亞洲聯盟的核心雖然是日本和中國，但是太平洋聯邦背後的德國，地位不明確的赤塔共和國-斯托雷平一直想要和平解決赤塔共和國的問題，因此默認了赤塔共和國簽署的對外協議是有效的。這就代表著，指責聯盟的行動必然會和日本、中國產生對抗，而德國和俄國都借口站在聯盟的一方。
就算是英國，在巴厘島事件中也還是採取了息事寧人的妥協政策，就是擔心遠東徹底倒向德國，並改變了俄國的立場。斯托雷平的東方政策就是，不和中國敵對，拉攏日本對抗中國，從而尋找返回遠東的機會。
所以在巴厘島事件中俄國保持了中立，但私下則表示不會為此和聯盟進行對抗，這其實就是斯托雷平對英法的警告，如果戰爭在東方開啟，那麼俄國是不會加入的。
斯托雷平的決定得到了不少俄國高層的支持，遠東戰爭帶給俄國人最大的教訓就是，東方人的人力優勢比俄國更明顯，而俄國的工業力量並沒有高出中日太多，雙方打成消耗戰只會讓俄國失去對於歐洲部分的控制。
俄國對於遠東戰爭當然是想要報復的，但絕不是再跑去遠東和中日打一場，俄國人的主張是先破壞中日聯盟，然後再乘虛而入的返回遠東。因此，巴厘島事件引發協約國和亞洲聯盟的對抗，俄國反而處在了德國和中日的夾擊之下，俄國當然不肯當這個冤大頭。
通過巴厘島事件，日本海軍的參謀們都意識到了亞洲聯盟的好處，即日本的實力通過聯盟這個放大器放大了威懾力，列強考慮和日本展開對抗時，還得把聯盟的實力考慮進去，中國的戰爭實力雖然並不能讓人畏懼，但是中國的戰爭潛力卻可以通過日本釋放出來，這個就不能不讓人心生畏懼了。
堀悌吉是最先領悟了這一點的人，作為32期的首席，堀悌吉的眼光其實在中上水準，林信義就認為他比高野五十六更適宜領導海軍，高野五十六雖然有軍事才能但缺乏堅定的信念，大部分的海軍軍官們都有著這樣的缺陷，就是他們明明知道上面的決策是錯誤的，但卻依然以服從軍令是軍人的天職為理由，試圖在計畫上避開決策錯誤帶來的失敗。
堀悌吉和高野五十六的不同就在於，前者對於正確的觀點會堅持，即便決策已經下達，而後者的反抗在決策下達後就消失了。堀悌吉在學校時就認為，美國是日本的下一個對手，這是建立在日英同盟上的判斷，他對於林信義提出的英國是日本的第一對手始終持反對意見。
在學校時期，日本海軍上下都把矛頭指向了俄國、德國和法國，對於美國人雖然警惕，但還是做不到下一個對手是美國的定論。因此學校中認同堀悌吉看法的不多，至於林信義的英國是日本的第一對手，壓根就沒人認同，因為兩國實力差的太遠，一隻螞蟻說大象是自己真正的對手，旁人聽了自然是覺得可笑的。
日俄海戰之後，歐洲對立局勢的出現，日本海軍才開始真正確認美國海軍是自己下一對手，而認為英國海軍是未來對手的人也開始出現了。只是把美國海軍視為對手的日本海軍，在對待美國海軍的方式上也只有軍事計畫，但是這種軍事計畫其實都是以現在的美國海軍實力作為目標，壓根沒法想像今後美國海軍的實力，而美國海軍的背後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國。
在林信義主導的海軍研討會的研究下，堀悌吉對於工業實力和海軍實力的聯繫是認可的，從而也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任何以當前美國海軍實力為目標的軍事計畫都是不可行的，因為在日本海軍擴張的同時，美國海軍也會根據日本海軍的規模進行擴建，而日本的國力壓根拼不過美國。
一些人主張維持英日同盟以對抗美國海軍，但很快就被英美仲裁協議打臉，這一協議的簽署意味著英美之間的衝突幾率大大的下降，而隨之修改的英日同盟也證明了這一點，英國對於日美爭端不再承擔同盟義務。
在這一國際關係的變化下，海軍內部的親英派也開始轉變立場，堀悌吉這才意識到亞洲聯盟成立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是日本，雖然看起來亞洲聯盟令中國獲得了和平發展的時間，但是卻使得日本擺脫了戰略上的困境，有了一個堅實的立足點。
只要中日結盟的狀態不改變，那麼日本海軍就可以不必擔心自己的後方，並且可以通過聯盟源源不斷的獲得中國的資源和人力，從而形成和美國對抗的物質基礎。從這一點來說，林信義認為陸軍才是海軍的頭號敵人，確實一點都沒說錯。
如果按照陸軍所堅持的大陸政策，那麼日本不僅沒法保證後方的安全，在和歐美對抗的同時，還得把大部分資源用於鎮壓大陸上的敵對勢力，也沒法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地區秩序。朝鮮半島上的對抗事件已經證明了，武力征服壓根建立不起什麼秩序，只能得到仇恨而已。
他們對於法屬印度支那的民族獨立運動的策劃，實際上是借鑒了朝鮮民眾的反日運動，事實證明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殖民地反抗運動方式，法國人現在和陸軍一樣都陷入了困境，武力鎮壓會引發更大規模的武裝反抗，而息事寧人又不得不放棄大量的殖民者特權，從而引發法國資本的不滿。
堀悌吉除了對進一步推動法屬印度支那的獨立運動充滿信心之外，就是對陸軍的大陸政策進一步失望，認為陸軍如果不儘早放棄吞併朝鮮的念頭，那麼只會讓日本在亞洲陷入進退兩難的政治困境。簡單的說，海軍需要聯盟這面旗幟，而陸軍正在破壞聯盟的存在基礎，陸軍如果堅持自己的大陸政策，那麼聯盟很可能就會落入中國人的控制。
當前的亞洲聯盟實際上是日本佔據了主導地位，因為當前的亞洲局勢是由海權而非陸權決定的，雖然德國的海上力量超過日本，但德國無法把本土海軍弄到亞洲來，因此只能成為日本海軍的副手，而中國海軍還在恢複期，更加不能和日本海軍爭奪領導權了，再加上林信義在政治上壓制住了聯盟各方，從而樹立了日本海軍在聯盟中的領導地位。
因此，威脅日本海軍對於亞洲聯盟領導權的不是聯盟各方的挑戰，而是陸軍的大陸政策對海軍的亞洲聯盟政治路線的否定。如果海軍的政治信用不被各方承認，中國就會順理成章的接過聯盟的領導權，雖然中國在海上缺乏力量，但是作為天然的東亞陸權領導者，中國獲得聯盟的領導權其實並不困難，只要日本失去了政治信用。
而，越是擔心什麼，什麼也就出現了。就在聯盟艦隊參謀部商議如何應對印度支那民族民主運動的問題時，日本國內也傳來了讓日本海軍軍官們焦慮的消息，桂太郎內閣正式提出了增師案，還主張要削減日本對亞洲聯盟的經費支出。
1913年5月，為了讓山縣有朋支持西園寺內閣和美國政府關於日本移民問題的妥協案，伊藤博文接受了山縣的提議，西園寺內閣宣布辭職，桂太郎組閣但承認美日協議有效。
伊藤博文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讓步，是因為他認為日美關係在歐洲緊張局勢下不能破裂，在這個時候爆發衝突將會讓日本在之後的歐洲變化中難以選擇有利的立場。伊藤的立場也是根據英國政府的立場而確定的，英國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在移民問題上支持日本，並要求日本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伊藤博文比其他日本人更加清楚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看起來英日同盟是為了對付俄國，但實際上也令日本捲入了英美之間的對抗，這是伊藤之前一直不想要英日同盟的原因，因為他知道美國的國力比日本超出太多，英日同盟會使美國把注意力放在日本身上，對日本來說就是得不償失。
而那些留學歸來的外交精英們卻盲目的相信英國的契約精神和大英帝國的強大，因此繞開了伊藤完成了英日同盟的所有工作，直到快簽字了才通知他，迫使伊藤不得不接受了英日同盟。
現在英國拋棄日本和美國妥協，而美國對日本的警惕卻沒有消除，可以說就是英日同盟帶來的惡果。陸軍現在拿著移民問題不斷在美日關係上上綱上線，顯然是拿日本的國運在賭了，海軍都不肯和美國撕破臉，而陸軍卻一直在跳，伊藤只好安撫陸軍。
只是，就算西園寺公望宣布辭職，陸軍也組不了閣，因為陸軍拿不到元老中一半以上的票數，海軍和財界都不想陸軍上台，他們都想要繼續維持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主的國策，伊藤博文只是承諾不阻擾陸軍組閣，但沒表示要支持陸軍。
於是山縣和桂太郎就出了幺蛾子，桂太郎直接向天皇求取了組閣的詔書，從而破壞了天皇在政治上中立的地位，伊藤博文也很生氣，但山縣有朋表示，伊藤過去就是這麼乾的，沒理由陸軍就不能幹了。
為了維持政治上的穩定，大正天皇的智力問題已經令國民對於天皇制的神聖性產生了懷疑，伊藤不能進一步加劇天皇權威的破壞，只能認可詔書有效。
不過桂太郎內閣的合法性嚴重不足，所以桂太郎組閣後對於陸軍的依賴加深，他不得不接受陸軍內部提出的增師要求，田村對增師案表示反對，認為在大陸政策沒有找到出路之前，盲目擴軍會讓陸軍成為社會各界的討伐目標，田村因此辭去了陸軍大臣的職位。
1914年5月，桂太郎內閣正式提出增師案，預告著國策上的重大變化。這對於聯盟中的日本海軍人員來說，顯然不是什麼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