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看著身邊的櫻花樹林，情不自禁的讚歎道：「這裡真像上野公園啊。」
林信義拿著一根草逗著兒子在棉毯上爬，口中回應道：「我覺得這裡比上野的風景更好，上野可看不到這麼漂亮的大海。」
木子轉頭看了看山下的海灣，也點頭承認道：「這裡的海可比東京灣漂亮，綠的就像塊寶石。難怪中國人把青島拿回去後，就把這裡改名叫太平山了，要是能夠永遠和平下去就太好了。」
林信義也覺得木子說的不錯，對於青島來說，和平時期就是最適宜居住的地方，德國人對於青島的投入不是英國那種掠奪者的心態，不要看英國在印度建立的最早幾座港口城市現在都建設的很好，但實際上那些港口城市一開始都是從要塞倉庫發展起來的。
如果不是對印度的征服和印度所具有的財富，英國人壓根就不會去開展什麼城市建設，在印度大起義之前，英國在印度修建最多的就是駐軍要塞，和日本侵略中國時的炮樓差不多。大起義之後，英國政府從東印度公司收回了對印度的管理權，這才有了經營印度的規劃。
而德國人佔領青島時主要是想在東方建立一個海軍基地，雖然對中國的財富也是垂涎三尺，但是德國人知道自己在海上力量的薄弱，因此就沒打算走東印度公司那種海盜路線，而是採取了類似法國對北非的殖民模式，把青島當成了本土來建設。
當然，德國人對青島建設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山東培養出一批親德的知識分子，因此德國在山東開辦的學校和其國內學校的課程並無差異，以至於青島的高等中學甚至加入了軍訓項目，將德國人於本土推行的軍國民教育理念也輸入給了中國學生。
不過，德國在青島推動的普通中學教育並沒有培養出多少親德人士，到是培養出了不少反帝反封建意識強烈的中學生。勞工黨在青島通過這批中學生建立起了青年團，並和青島的工人階級結合在一起，於是很順利的就接收了青島的全部權力。
也因為德國對青島的城市規劃並無問題，在拿回了青島的管理權後，德國對青島的城市規劃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來，比如這個太平山被德國人當成了城市公園來建設，中國收回之後保留了這一點，並進一步將太平山南麓規劃成了植物園，畢竟德國人從世界各地移植了許多植物來這裡，想要找出幾種適合青島氣候的植物用來綠化城市，這個理念倒是得到了林信義和勞工黨的認可。
對於農業時代的人來說，城市綠化還是一種奢侈的浪費行為，但是對於一個正在領導工業化的政黨來說，無產階級的生活也是需要進行保護的。為了多種幾顆糧食把山上的樹木砍光開發出梯田來，這是農民為了生存而放棄生活的樸素理念，畢竟農業時代解決溫飽問題是第一位的。
但是對於工業時代的城市居民而言，在工作之外也是需要休息的，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至少能夠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有價值的，而不是把工作視為一種奴役。大多數農民之所以不在意生活，因為他們不僅僅承受剝削和壓迫，當有機會的時候他們也不會放過剝削和壓迫別人，哪怕是自己的家人。
不要看儒家提倡了數千年的道德，但是封建社會中人吃人是常態，所謂的孝道就是無條件的奉養長者和尊者，和印度的種姓制度沒什麼區別。印度人喜歡燒死寡婦，中國的宗族喜歡吃絕戶，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就是瓜分沒有家長的家庭的財產。
在這種所謂的道德禮儀下哪來的生活可言，不過是吃人或被吃而已。所以吃人者特別喜歡吹捧孔子，因為孔子能夠讓被吃者心甘情願的被吃，避免了吃人者被反抗受傷的危險。
林信義一直都認為，中國近代史上只有兩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一個是魯迅，他揭破了中國封建傳統道德吃人的本質；另一個是教員，他曾經打破了這種吃人的習俗。那些吃人者對於兩人恨之入骨，不惜讓兩人對立起來，說什麼只要魯迅活到建國後也要被文、革打倒，試圖讓中國人忘記兩人而繼續被吃。
這些吃人者彰顯自己吃人的權力來自於何處時，必然會聲明兩點，一個是尊孔，一個是自己祖上是開國功臣，以此構建了他們現在吃人的合理性。所以吃人者試圖保留下來的東西都不會讓普通人感受到生活，比如那些古城牆。
老實說，納粹的集中營也是歷史遺迹，為什麼他們不讓猶太人繼續住在裡面？人民為了解放自己，摧毀了代表皇權的古城牆，代表神權的廟宇，在吃人者眼中倒是成了暴徒的行為，而吃人者持續數千年的吃人歷史反而成為了貴族精神，這種顛倒黑白的言論居然出自無產階級先鋒隊之口，真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最大的諷刺。
所以，滿清王朝沒有給青島留下什麼可以讓人懷念的東西，倒是德國殖民者還給青島留下了一個現代城市規劃的理念，這就是資本主義比封建王朝先進的最好證明了。
林信義悠閑的坐在櫻花樹下休息時，在這處城市公園內還有著許多家庭在聚會，而這些家庭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家庭，這又說明了勞工黨領導下的青島比德國殖民者進步多了，至少這座太平山的風景不再為德國人所專享。
而木子也很喜歡青島的生活，雖然這裡的生活和東京相去甚遠，舊的朋友圈子完全被距離給切斷了，但是木子依然是喜歡青島的生活的，因為東京雖然有著相熟的朋友，可是東京的交際圈中等級實在是太過森嚴了，讓她有些喘不過氣來。
對於她來說，應該說對於所有日本女性來說，婚前和婚後的交際圈子都是不同的，婚前她還有個人的生活，婚後則需要完全融入到夫家的社會交際中去。
和其他人相比，木子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因為林信義出身長野鄉下，所以她不需要應付太多夫家親戚的交際，而林信義雖然是海軍中層軍官，但是其在海軍中的核心地位，卻讓她不必過於遷就其他海軍將官的夫人。
但即便是這樣，木子也感受到了所謂上流社會的交際應酬是多麼的勢力，比她在料亭里接待那些權貴還累人。青島的生活雖然畢竟平靜，但是卻不必應酬那些高傲的夫人和小姐，讓木子舒心了不少，畢竟日本海軍軍官夫人來青島的並不多，因此她在青島不必局限在日本人的圈子，反而和德國人、中國人有了不少交集，和這些人打交道反而讓她獲得了平等交往的樂趣。
不過木子的美好願望終究還是落空了，青島的安寧不代表世界也是安寧的。在她享受著家庭聚會快樂的時候，一名海軍軍官出現在了她的視野，她就知道這次的家庭聚會算是結束了。
豐田貞次郎找到林信義後，林信義只好抱歉的和木子告了別，一會他會讓司機過來接她。林信義之所以要離開，因為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爆發了大規模對法國殖民者的抗議遊行活動，他需要回去聯合艦隊的參謀部，就法屬印度支那的局勢展開討論。
在勞工黨和亞洲聯盟的調解下，越南、寮國、柬埔寨的反殖民主義者終於聯合了起來，決定和法國殖民者展開鬥爭，奪回國家和民族失去的權利。
過去三國的民族獨立分子雖然都發起過武裝抗法運動，但由於沒有聯合的意識，所以每一次都被法國人聯合地主勢力撲滅了。法國人和德國人一樣，由於海上不具備優勢，所以其在遠東的力量都顯得很薄弱，不過法國人的殖民經驗要比德國人豐富，所以很快就在越南建立起了法國軍官和士官領導的東京步槍團，以作為法軍在安南的輔助力量。
雖然法國人認為這些土著部隊不可靠，因此始終沒有超過五個團的編製，但是這些土著部隊在鎮壓地方農民暴動事件中卻成為了主力，因為他們熟悉本地地理和人群，所以能夠輕易的把暴動民眾和普通人區分開來，從而在起義初期就把暴動農民給鎮壓下去了。
法國殖民者在越南、寮國、柬埔寨採取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也使得這些土著軍隊鎮壓起外人來毫無心理障礙。這也是寮國和柬埔寨民族主義者對越南人充滿警惕的原因，因為兩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幾乎都是越南部隊過來鎮壓的。
而在聯盟的要求下，三國的民族主義者開始聯合，他們都展開了對於法軍中本民族的士兵進行革命宣傳教育的工作，從而瓦解了法國人對這些士兵的洗腦教育。法國人對這些土著士兵的洗腦教育，無非是金錢利誘和製造民族歧視，當三國民族主義者開始聯合之後，首先就瓦解了各民族之間的歧視問題。
對於法國人所謂的忠誠和獎勵，三國的進步知識分子也提出了土地改革的主張，即表示民族獨立後要給每個人分地，這就吸引了一批貧苦農民出身士兵的支持。雖然這讓一部分地主家庭的子弟遠離了革命，但是三國的中下階層民眾都開始接受了革命和獨立的主張。
由於法國人在遠東力量不足，所以在遠東還是建立了印度支那聯邦議會以給與當地權勢人物參與政治的渠道，但實際上印度支那聯邦議會對總督沒有任何約束權，而是總督向當地權勢家族下達命令的場所。且法國人在印度支那聯邦議會中設立了交趾支那、安南、東京、柬埔寨、寮國五個地區，這就等於是把越南一分為三，進一步削弱了越南人的反抗力量。
法國人對於印度支那聯邦的嚴密控制，還在於對其對外貿易上的偏向性政策，法國對印度支那的關稅被減少到了2.5%，而其他國家的商品關稅卻比從前上升了一倍，這就使得過去三國的傳統貿易模式被打破，法國資本在三國的控制不斷深入。
在法國這種軍事、政治、經濟全面壓制的殖民秩序下，三國零星的自發反抗自然是難以打破法國的殖民同志的。比如安世抗法農民起義軍從1887年持續到了1909年，但終究還是在法國人和越南地主階級的聯合下給鎮壓了。
殘餘的農民軍雖然還在黃花探的領導下繼續鬥爭，但已經無力再威脅法國人的統治了。起義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地主階級把土地私有視為了自己生存下去的根本，不管是法國人或是農民軍，誰要是威脅了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他們都會採取武力抗拒。
因為土地私有，所以法國人只要不侵害自己的權利，那麼地主就會支持法國人的統治，而法國人也就能夠拉攏一部分地主打擊另一批地主。殖民主義者的分而治之也就成功了。
所以，在一個農業國家，如果不先打倒地主階級，就不可能贏得什麼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勝利，因為地主階級天然就會站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一方，只要他們能夠加入其中。
此前三國抗擊法國侵略的失敗，就在於那些抗擊法軍的起義軍領導者都是地主，他們除了少數人真的轉變成了民族革命者外，大多數地主反對的只是法國人要侵佔自己的土地的行為，而不是要真的去解放整個民族。
所以，當法國殖民者願意承認地主們的自治權時，這些起義軍的領導人多半都會接受，黃花探也同樣因此和法國人進行了談判，等到黃花探覺得自己受騙時，周邊的農民已經不大相信他會繼續和法國人鬥爭下去了。
而現在，聯盟指導下的三國民族獨立組織提出了土地革命獲得了農民的支持，在聯盟的居中調解下，三國獨立分子又達成了合作，於是在1913年這一年中，三國的民族獨立支持者就快速上升了。
1911年阿爾貝特·薩羅就任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雖然法國人稱他是開明的東方總督，但實際上阿爾貝特·薩羅對法屬印度支那採取了更進一步的同化政策，比如加強法語教育、廢棄漢字、加強了天主教的傳播，並開始著手打擊控制越南稻米生意的華人。
阿爾貝特·薩羅的開明政策其實就是一個核心，那就是打擊在印度支那經濟中佔據主導的華人經濟，打壓了華人經濟後，華人空出的位置除了交給法國資本外，還能用來收買一部分本地人。
阿爾貝特·薩羅的政治手腕還是出色的，在他的統治期間，華人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不斷被削弱，並被一些本地商人、地主所敵視。但是他的開明統治也進一步加強了進步主義者的力量，這些接受了法國教育的年輕人對本國的地主階級產生了厭惡。
1914年1月阿爾貝特·薩羅卸任，約斯特·范夫倫霍芬代理總督，不過這個人沒有薩羅的政治手腕，他對於薩羅拉攏殖民地土著上層勢力的手段也不以為然，認為當地土著軟弱無能，無需給與他們太多的優待，因此開始偏袒法國資本對越南土地的擴張行為。
阿爾貝特·薩羅執政時已經意識到法國資本對越南土地的掠奪是造成越南農民不斷起義的根源，因此在他上任後就限制法國資本侵佔越南人的土地，轉而打擊華人經濟，引誘越南地主種植橡膠等經濟作物，從而和法國經濟展開聯繫。
約斯特·范夫倫霍芬放開對法國資本的限制，固然讓法國人獲得了好處，但卻再一次激化了法國人和越南上層之間的矛盾。在此前，法國已經廢除了試圖反法的成泰帝，而立其子維新帝。現在雙方的矛盾激化，越南上層反法的情緒又高漲了起來。
1914年四月，越南民族主義者要求加強印度支那聯邦中本地議員的比例，並且要和法國本土議會一樣，獲得審核財政預算的權力。這一要求得到了寮國和柬埔寨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被約斯特·范夫倫霍芬否決。於是三國民族主義者提出了限制總督權力的要求，並開始上街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