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悌吉拿著公文前往林信義的辦公室，發覺他的辦公室又是沒人，便去了隔壁的大辦公室向著房間內豐田貞次郎問道：「林參謀長去哪了？」
豐田貞次郎起身對著堀悌吉回道：「大佐去參加本省的政府會議去了，關於商議青島海軍基地建設及海岸公路線的建設問題。」
堀悌吉聽了也不由皺起了眉頭道；「這不應當是柴山大將的工作嗎？」
豐田貞次郎無奈的回道：「柴山大將的屬下和中國人溝通不了，讓他們去同中國人、德國人溝通，每次會議都會變成吵架。只有大佐才能和中國人、德國人良好的溝通，把我們的意思正確的傳達給他們，事情也能順利的辦下來。」
堀悌吉聽了這個回答也頓時沒了脾氣，包括他在內的海軍軍官在同外人打交道上都是不行的，這個外人不單單是外國人的意思，而是軍隊以外的人。這種缺陷在國內會壓縮到最無害的程度，畢竟有很多事可以讓政府出面去解決，但是到了海外進行聯合各國時就會被放大了。
當然，海軍也可以把交涉事務推給外務省，只要求一個結果，但這樣一來海軍就會受制於外務省，畢竟聯合艦隊是沒有自由行動權的，和國內相比，亞洲聯合艦隊的一舉一動都要獲得聯盟的授權，否則就不被聯盟所認可。
如果是國內的話，海軍當然不會鳥這種破規定，政府不授權，難道海軍在外面的行動就不被看做是日本的官方行動了嗎？陸軍在朝鮮弄出閔妃案，政府也想不承認，但還是得給陸軍背黑鍋，因為他們不能把陸軍開除日本國籍。但是聯盟真能把海軍的行動宣布為日本海軍的個人行為，從而給海軍帶來巨大的政治壓力。
海軍推動亞洲聯盟的建立，目的是為了讓聯盟分擔海軍在亞洲地區行動的政治壓力，就是為了讓海軍在海外的行動正當化，如果撇開了聯盟行事，那麼海軍還支持聯盟做什麼？所以，在亞洲聯合艦隊內的日本海軍，反而要比在國內時更加守規矩了。
不過這樣一來，海軍對於掌握聯盟的主導權就相當迫切了，雖然理論上聯盟應當由各國政府代表參加，畢竟聯盟的授權是來自於各國政府的政治宣言。但是，除了中國之外，日本和德國都是海軍主導的支持聯盟，而不是單純的政府行為。
於是在亞洲聯盟這個地區秩序真的創建成功後，海軍自然不會想把功勞交給政府，也不願意讓政府藉助聯盟決議來壓制自己的行動。考慮到這一原因，日本海軍自然極力主張自己親自和聯盟各方溝通，而不是通過外務省來溝通。
不過，海軍內部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卻只有林信義，柴山大將雖然在專業上經驗豐富，但是在人際交往上真的有些死板，這也是他一直被山本大臣壓制的原因，因為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而林信義還是佐官時就已經能夠統合海軍各派系和山本大臣對抗了，雙方在人際關係上的運營就不是一個層次的。
此前在學校時堀悌吉覺得林信義這麼做是歪門邪道，畢竟海軍是一門集合了大量技術的職業，不專心於技術而沉迷於人際關係，最多也就是當一個省部官僚罷了。不過畢業後的艦上生涯讓堀悌吉意識到，人際關係和人際關係之間也是有差別的，林信義經營的不能叫人際關係，而是人和人的溝通關係。
海軍作為一個高度協作的技術軍種，組織和協調人的關係確實很重要。比如巴厘島事件，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弄出來的，而這一事件卻極大的促進了亞洲聯盟的建設進程。在巴厘島事件之前，外界普遍把亞洲聯盟視為了日中德三方結盟的一個偽裝，但是在此事件之後，亞洲各民族開始認可了聯盟所主張的民族自治原則。
於是原本被各國視為三國自娛自樂的遊戲之舉，現在則真正被視為了亞洲地區的一種新秩序。海軍也藉此突破了英法等歐洲國家給日本制定的勢力邊界，從而對南洋事務有了一定的發言權。
而作為聯合艦隊聯合參謀部的副參謀長，林信義雖然把大部分時間放在了和中國人、德國人進行溝通上，但堀悌吉也感受到了聯合艦隊正在這種溝通過程中逐漸化解了各方的獨立性，而開始變得具有組織性了。
此前德國人壓根瞧不上亞洲人，認為聯合艦隊理所當然的應當聽從自己的指揮。德國人的底氣在於德國海軍的財大氣粗，德國海軍把青島的設施出售後並沒有把錢轉回德國，而是投入在了山東及太平洋島嶼上。
聯盟的經費支出，德國人出了40%，日本30%，中國20%，其他各國出10%。不過其他各國的10%，實際上能有一半經費到位就不錯了，畢竟真正具有財政基礎的只有三國而已。出資最高的德國人自然覺得自己的話語權應當是最大的，且就海軍組織上來說，德國顯然也更先進一些。
不過德國海軍的政治能力也不比日本海軍強多少，最終被林信義聯合了德國政府及資本的力量，壓制住了德國海軍試圖在遠東挑起戰爭的想法。而中國人也因此站在了日本海軍這方，畢竟中國方面參加亞洲聯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國商船的海上航行自由，不是為了參加英法和德國的對抗。
堀悌吉只能放下公文，對著豐田貞次郎交代了幾句就離開了，他知道林信義的道路不是自己可以複製的，他只能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至於林信義會怎麼利用亞洲聯盟這個組織做什麼，就不是他能給出建議的了。
被堀悌吉念叨的林信義，此時正坐在沂水路東端的山東省政府大院內和山東省政府的官員開會。沂水路就是過去的地利街，收回青島之後，青島各德國街名都改成了中國名稱。
這條街的西頭就是原總督府，位於葫蘆埠的正南方，正對著進出膠州灣口的主航道，所以風景相當的好，而作為最早進行城市建設的街道，這裡的公共設施也相當的現代化，幾乎和柏林的城市大道沒啥區別。因此山東省政府確定搬到青島後，就購下了一處德國商人的別墅，作為了政府大院。
在1910年之前，山東地區的政府系統依然保持著前清時的模樣，不過是縣令、知府、巡撫改成了縣長、市長和都督。1910年之後，民主共和的理念開始擴散到了平民階層，前清時期的官員體制已經難以維持，主要是科舉制度廢除後，舊官員體制也就失去了新血，雖然北洋團體吸納了留學生作為官員的後備力量，但是這種吸納並不具備普遍性，實際上北洋團體已經退回到了推薦制的人才任用方式，這就出現了大量權力私有的小團體。
按照一些北方鄉紳的看法，北洋官員還不及前清時清正廉潔，畢竟前清還是一個大一統王朝，而北洋官員則幾乎成了割據一方的土皇帝，就算是袁世凱的命令都未必管用。因為這些北洋的地方官都靠著私人維持地方秩序，他們很自然的就幫親不幫理，連一個統一的法律都不存在了，只有權力說了算。
而袁世凱也拿這些地方官員無可奈何，離開了這些官員，袁世凱就不能控制地方，這些地方搞不好就要變紅，雖然下面的百姓怨氣不小，但只要局面還能穩定住，袁世凱也只能當看不到。北洋團體上下的人身依附關係於是越來越嚴重，甚至已經瓦解了北洋團體作為政治勢力的利益統一性。
因此從1910年開始，原本反對共和民主這些新思想的北方鄉村，也逐漸接受了這些新的思想，因為北方民眾迫切的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來清理當下腐敗混亂的社會黑暗現象。主張軍民分治，也就是成為了北方地區呼聲最高的政治訴求。
此前建國時武漢雖然提出了軍民分治，但是其他勢力都不認同，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依舊在搞軍政一體，畢竟在滿清結束後能割據一方的都是軍事集團，光憑藉政治影響力控制地方的官員很快就被軍隊給驅逐了，或者和地方軍隊聯合了起來。
比如袁世凱一度任命了文官擔任山東都督，但實際上山東軍政權力卻在北洋第五師師長靳雲鵬手中。靳雲鵬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就算是袁世凱任命的山東都督也指揮不動他。
靳雲鵬雖然是山東人，但是他搜颳起地皮來卻沒顧什麼同鄉之情，且其人頑固守舊對滿清念念不忘，一直都是反對革命的，哪怕清帝退位之後，他在山東對於革命宣傳也是極力打壓，並鼓吹孔孟之道和綱常禮儀。
他在山東把持政權，山東民眾自然就大感痛苦，覺得還不如前清，畢竟前清時還有個朝廷能壓制一下軍隊，而現在北洋軍在山東行事已經毫無顧忌，除了外國人之外就沒有害怕的，對於進步知識分子的迫害更加的變本加厲了。
周自齊任山東都督時，還想搞一搞新學教育和實業建設，但是在靳雲鵬的牽制下，幾乎就沒有什麼起色。因此山東的進步知識分子開始傾向於二次革命，他們認為清帝退位算一次革命，但這場革命沒有糾正滿清的統治問題，所以還需要第二次革命，真正改變社會面貌。
德國人交還膠澳和膠濟鐵路，北洋和武漢對山東地區進行了激烈爭奪，山東的進步知識分子幾乎都倒向了武漢，從而讓北洋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主張山東是北洋地盤的袁世凱，最終發覺山東輿論幾乎都在反對北洋接收山東民政，認為北洋官員太過腐敗，北洋軍人太過跋扈。
面對山東紳民要麼自治要麼讓武漢入主的呼聲，袁世凱不得不做出退讓，接受了山東民政自治，改山東都督為山東督軍，北洋只管理山東的軍務，而武漢方面則藉助海軍控制了青島地區，並在山東建立起了勞工黨山東局，以領導山東的政治工作。
山東省議會雖然留在了濟南，但是山東省政府成立後就搬到了青島，因為省政府的官員幾乎都是傾向於共和的革命黨人，他們對於北洋軍天然的不信任，所以就遷移到了認為較為安全的青島。
林信義雖然以聯合艦隊方面的代表和山東省政府討論關於海軍基地等問題，但實際上他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了推動山東局領導山東的土地改革方案上。
膠澳地區之所以能夠被武漢順利的接受，因為在德國人佔領的期間，這一地區的地權已經經過了確認，並被德國人購下了大部分，武漢接受膠澳後立刻推動了土地改革，從而進一步瓦解了膠澳地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把膠澳地區的鄉村管理權拿到了手中。
武漢軍隊已經實現了義務兵役制，而此時國內其他勢力還是只能搞募兵制，雙方之間的這點差別就在於，武漢能夠直接管理鄉村，而其他勢力需要依靠地主去管理鄉村，所以武漢可以要求鄉村實施義務兵役，但其他勢力做不到。
在這個時代，義務兵役法並不是說士兵一定是心甘情願入伍的，實際上真正擁護勞工党參軍的鄉村士兵佔總參軍人數也就百分之十一二，為了保護土地改革而參軍的也有百分之十幾，想要參軍改善生活的大約佔了20%幾，至少有40%幾是因為服從國家法令而不得不接受徵兵令。
由此可見，義務兵役法的實施基礎是對基層的嚴密控制，假如做不到這一點，那麼義務兵役制度就沒法落實下去，因為不受控制的基層會迴避徵兵命令。從北洋沒法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實施義務兵役制度就知道，北洋團體實際上依然不是一個現代政權，而是一個落後的封建軍事組織。
林信義正是根據這一點來指導山東局推動土地改革的工作，他對山東局的委員：林圭、方常林、王喜強調道：「發展山東的工業及基礎設施是為了壯大黨的政治基礎，黨的政治基礎始終都是工人階級，沒有工人階級就不可能領導工農聯盟，農民的小生產意識是沒法領導革命的，他們只會把革命果實變成個人的財產。
我們只要看看北洋的那些將領就知道了。這些北洋將領大多數都是中農、貧農出身，但是他們掌握權力之後不是試圖解放農民，而是轉身投入了地主階級的懷抱，讓自己成為了大地主。
所以，沒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作為工農聯盟的核心領導力量，那麼就算我們打敗了北洋和山東的地主階級，革命果實也不會落在無產階級手中。
但是我們也正確的認識客觀環境，在山東這個幾乎沒什麼現代工業的地區，農業人口佔據了八成以上。也就是說，農民倒向反革命的一方，那麼革命就會失敗，而農民若是支持革命，則革命就必然勝利。決定農民立場的只有土地所有權，誰能給農民以土地，誰就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同…」
和山東局的一些委員有著極大不同的，就是林信義認為武力解決反革命力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強革命的力量，而不是試圖同地主階級和解。
這種主張其實和山東進步知識分子之間有著極大的差異，山東省主席彭占元、高等法院院長丁惟汾、議長徐鏡心、教育廳長宋紹唐，他們都是主張溫和的土地改革路線的。他們對於教育和實業上抱有很大的期望，認為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和壯大工業力量就能解決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
勞工黨山東局和山東省政府圍繞著土地改革的政策進行了多次討論，作為聯合艦隊代表的林信義也參加了幾次相關的會議，畢竟海軍基地的擴建就涉及到土地的徵用問題。
這種爭論正逐漸有利於勞工黨山東局，因為這些山東的進步知識分子發現，除了武漢控制的膠澳地區及周邊，其他地方的土地改革幾乎就沒有什麼進展，以至於連農民都不大願意相信他們了。
畢竟，地主階級是不可能在沒有武力威脅下交出土地的，還有什麼生意比旱澇保收的收租更好？意識到好好說話改變不了農村，這些人也就開始傾向於勞工黨的強制性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