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在拜會了托洛茨基、列寧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外，還特意去了自己最關心的軍政大學和海軍大學參觀。此時這兩所學校的前綴已經從紅軍變成了武漢，而兩所學校的規模也和初建時有了極大的發展，其中軍政大學發展的最快，在校學生人數已經超過8000，成為武漢勞工黨新血的供應核心。
和後世的正規大學不同，武漢軍政大學並不是從完成了普通中學教育的人群中招收人員培養，當初林信義主張建立這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勞動階級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
所以軍政大學除了接納普通中學畢業生的考試製度外，還有工農兵推薦制度，在完成了掃盲教育的前提下，經過所在工廠、公社部隊的推薦下進入軍政大學進行政治教育培養，以作為革命的儲備力量。
這些工農兵學員雖然在通識教育上不及普通中學畢業生，但是當他們接受完教育再回到原先的崗位上時，卻能夠極大的帶動當地的工作，從而提升當地群眾的政治覺悟。和那些知識分子下放的幹部相比，這些工農兵幹部的優勢就在於，他們被群眾視為自己人，容易獲得群眾的信任。
而知識分子在基層當幹部，雖然在知識面上更具有優勢，但有一個問題是始終解決不了的，就是他們終究是上面派來的，遲早還是要回去上面，因此群眾就不能指望這些知識分子完全的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
勞工黨通過這兩種幹部的使用，既穩定住了基層群眾和幹部之間的聯繫，同時又確保了中央的意志能夠被基層幹部所執行。
當然，這種幹部培養的模式必然會形成基層組織對於上層組織的對抗，過頭了就會形成地方主義，引起中央一部分委員的不滿，但基層黨組織過於削弱又會形成官僚主義，使群眾對於基層黨組織產生不滿。
在勞工黨尚未完成全國統一的社會環境下，當前模式還是得到了大多數黨員的支持。因為地方反動勢力的多變，使得中央不能搞一刀切的政策。地方必須要針對不同的社會民情採取針對性的政策才能瓦解反動勢力的聯合，維護勞工階級的利益。而當前國內外的反動勢力依舊佔據較強的優勢，各地的黨組織要是不聯合，就無以對抗反動勢力的聯合扼殺。
正因為勞工黨面臨的這個局面，軍政大學這樣培養黨組織新血，並統一基層黨員思想認知的教育基地，自然也就成為了勞工黨重視的核心機構。田均一就擔任過軍政大學的校長，直到其工作實在太多，才不得不辭去該職務，但是接替他擔任軍政大學校長的依然是中央委員，比如現任軍政大學校長就是原湖南工農兵委員會主席沈藎。
林信義來軍政大學當然不僅僅只是看一看學校的發展，在參觀過校園之後，在校長室內，林信義向沈藎詢問起了關於自己建議設立的青年政治教育加強班的情況。
沈藎也誠懇的回道：「今年三月我們從各年級中抽調了一批優秀學生組建了第一個班級，由黨內委員和受邀的日本、俄國同志上課，效果還是相當良好的，六月時組建了第二個班，本月組建了第三班…」
林信義聽完後拿過了三個班的學生名單略略翻了翻，然後便對著沈藎說道：「雖說小班教育可以加強這些學生對於政治的認識，但是我認為正確的思想還需要進行廣泛的傳遍，才能從量變引發質變。
軍政大學還是應在周末安排面對全校，甚至是不限本校旁聽的講座，請委員和工人國際的同志講一講政治的本質。一方面是讓委員們不至於距離群眾太遠，另一方面參加工人國際的各國黨派雖然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不一，但就理論研究而言，大多數黨派在理論研究上都是高於我們的，吸取他們的智慧，至少可以讓年青學生增加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
沈藎當然不會去反駁林信義的建議，他知道面前的林楓委員和田均一委員一樣都是黨的創建者，也是中國革命道路的計畫者，當他還在考慮著排滿的時候，林楓已經考慮如何建立中國的新秩序了，沒有勞工黨的創立，大清或者會完蛋，但是革命能否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就不好說了。
在革命前途的問題上，黨內對於林楓委員的建議總是極端重視的，就算是田均一委員也數次糾正了自己的觀點，和林楓委員提出的主張形成了一致。到目前為止，林楓委員做出的判斷都沒有出現路線上的錯誤，實踐中或者有些小問題，但都不妨礙中國革命的向前發展，這自然就加強了林楓委員在革命理論上的權威性。
在和沈藎溝通了關於教育方面的設想後，林信義也順勢要求瞧一瞧各省優秀青年的推薦名單，他想要看的還是湖南省的名單。
一直以來他都很關注湖南省的教育問題，所以他其實很清楚某人已經從湖南的山村中走了出來。對他來說，最大的擔憂是，某人在這個時空真的跑去搞教育，這可就麻煩了。對於其他歷史名人，他是不大在意的，他覺得這些人都是為時代所造就的，自然也就能夠被時代所取代。
但是對於某人來說，他認為雖然他也是被時代所造就的一員，但這位卻也有能力改變時代，讓他去搞教育，那就是他的錯誤了。
為什麼林信義擔心某人去搞教育，因為湖南現在和歷史上已經走上不同的道路，歷史上湖南的進步勢力被保守勢力所扼殺，使得某人不得不放棄教育事業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現在武漢政權牢牢壓制住了周邊的保守勢力，加上鐵路和公路的建設，湖南、湖北名義是兩省，但其實卻更像是一省，湖南的保守勢力在鐵路沿線被完全打壓了下去，長沙城真正成為了革命的據點。
某人現在投入教育事業的話，幾乎沒有什麼意外可以打斷他的求學之路，這就意味著他很可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教師，林信義當然不想看到這個選擇。
林信義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名字，然後向沈藎詢問道：「湘鄉中學向軍政大學推薦了三人，這個評語最優秀的怎麼被打回去了？」
沈藎瞧了一眼名冊後就瞭然的回道：「奧，李潤之的古文文章確實很出色，差不多已經超過普通中學畢業生的水準了。但是我們了解了一下，他的科學課程實在太糟糕了，特別是數學成績連小學畢業生都達不到。
湖南那邊的解釋是，這位同學從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新式小學課程只上了一年就跳級到了中學。我們研究後認為，應當讓其接受完中學教育後，再對其進行考察。畢竟他是學生而不是工農兵學員，對學生的科學素養，還是需要達到一般程度要求的。」
林信義知道沈藎說的其實沒啥問題，且這個主張還是他先提出的，當初設立軍政大學的時候，國內都是偏重文科而輕視科學，所以軍政大學對於偏文科的學生要求比較嚴格，對偏理科的學生則比較寬鬆。
林信義給出的理由是：社會主義是科學，沒有基本的科學素養是難以理解的，偏向於文科的學生總會拿玄學來解釋社會主義，搞不好會鬧出孔子社會主義的笑話，所以應當嚴格控制偏文科的學生進入軍政大學。
沈藎給出的解釋，並沒有偏離他創建軍政大學對生源的要求，不過林信義還是打破了自己的觀點，決定給某人開個後門，畢竟列寧不大可能在中國久待。
對於列寧來說，歐洲才是他對資本主義的戰場，東方雖然安全卻遠離了戰場，對於這樣一位職業革命家而言，遠離了戰場就等於是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在召開完俄社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後，列寧還是會回去歐洲繼續戰鬥的。
在和列寧交談後，林信義認為這場在東方召開的俄社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將會使布爾什維克真正的組織化，雖然這一會議的目的是為了把社民黨內的自由派和投降派開除出黨，但實際上卻是確立了布爾什維克和社會民主工黨的區別，今後俄國的工人階級將會把布爾什維克而不是社民黨視為自己的政治代表。
孟什維克雖然還掌握著對社會主義理論的解釋權，但是他們的政治路線在黨內自由派和投降派被開除出黨後就破產了。為什麼列寧在這個時候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因為試圖和沙皇政府妥協走資產階級民主路線的議會鬥爭路線已經破產。
當列寧把取消派和召回派開除出黨後，俄社民黨實際上就剩下了暴力革命一條道路可選，而這條道路始終都是布爾什維克在堅持。也就是說，孟什維克除非放棄政治，否則就只能跟隨布爾什維克前進，這也是托洛茨基開始糾正政治方向，試圖和列寧和解的根源所在。
布爾什維克一旦確立了對黨的政治路線的領導權力，那麼列寧自然就會對國內的黨組織進行改造，從而確立布爾什維克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布爾什維克也將進一步的組織化，最終變成一個獨立的政黨組織，而社民黨也就剩下了一副軀殼而已。
既然已經看清了列寧的政治路線，林信義自然知道列寧在東方的時間不會太久，那麼確保某人親自聽一聽列寧的課程就是必要的。對於普通人來說，見一見列寧不過是一種可供回憶的事件，但是對於革命者來說，能否獲得列寧的親自授課，這是日後國際革命聯合的基礎。
另一個時空中東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陣營的分裂，就在於無產階級領導者之間的理念分歧，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的分歧，斯大林和教員之間的分歧，最終這些個人理念的分歧變成了各國黨之間的分歧，然後擴大到了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分歧。
雖然讓某人聽一聽列寧的授課未必能夠避免這種分歧，但至少有了一個能夠解決此種分歧的借口，在同一革命源流之下進行協商，好過變成異端之爭。
而且和另一時空不同的是，列寧現在對於中國革命的了解要深刻的多，因為勞工黨的組織原則大多是參照他的建黨原則來建立的，除了在思想上沒有和布爾什維克完全一致外，這一點列寧倒是可以接受，畢竟布爾什維克的思想也不可能比德國工人階級更先進，而無產階級更為弱小的中國自然也不可能比布爾什維克更進步。
不過這樣一來，列寧也意識到了先鋒隊理論在奪取政權後遇到的不少問題，在和羅莎.盧森堡就先鋒隊理論進行辯論時，列寧提出的前提是先鋒隊是為了奪取政權而不得不建立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
所以當林信義向他提出如何防範先鋒隊不墮落時，列寧就謹慎多了，因為勞工黨提出的不是未來，而是現實問題，勞工黨已經奪取了政權，他們面臨的是如何不讓政權被腐化的官僚集團所奪走。這是歐洲無產階級尚未遇到的問題，因為歐洲無產階級還沒有成功的讓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活下來，活到足夠讓革命者腐化的時間長度。
在武漢親自觀察了勞工黨的政權組織後，列寧同意了勞工黨提出的新革命理論，即無產階級可以在被資本主義破壞了舊秩序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先完成革命，建立起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政權。這一政權的領導者雖然是無產階級，但政權的基本支持者其實是廣大的農民階級。
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面對的主要敵人是資本主義不同，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面對的主要敵人其實是封建地主和大量的小生產者，在中國革命中，資本主義都是一種可以聯合的進步力量。所以林信義提出的先鋒隊腐化問題，其實就是大量的小生產者一旦混入黨內，把黨從無產階級代表變成了小生產者的代表，革命政權還如何維持？
這種情況是不能拿歐洲的政治模式來套用的，列寧反對先鋒隊墮落的必然性，因為他樂觀的認為，各地區黨組織和黨員代表大會能夠遏制住中央委員會的腐化變質。但是中國勞工黨面臨的問題是，不是中央委員會的腐化，而是整個黨從無產階級轉向了小生產者利益的代表，這就意味著黨的組織是從基礎開始腐蝕的。
這種情況列寧確實沒有考慮過，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上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贏得勝利，但現實是，它確實出現了。這就意味著歐洲及歐洲之外的地區，出現了兩種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路線，已經不能按照唯一性來解釋了。
列寧需要認真考慮，其實就是表示對歐洲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唯一性的重新思考，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課題，相當於要重建一條新的路線。林信義希望，某人可以接過這條東方路線的思考，從而建立起全新的世界革命進程路線。
畢竟他很清楚，除了羅莎.盧森堡和列寧之外，之後的革命領導者實際上都很難把革命實踐上升為理論路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始終在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劃定的革命範圍內兜兜轉轉，走不出兩人的理論範圍。至於教員，他獲得世界無產階級認可的時間已經太晚，沒法讓東方路線接替蘇聯路線成為世界革命的主流，最終導致無產階級在冷戰中失敗。
林信義腦中滑過了這些想法，口中對著沈藎說道：「你說的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今年是世界無產階級對亞洲無產階級運動認同的一年，我們需要儘可能的讓年輕人和工人國際的代表接觸，從而為今後的世界革命聯合做好準備。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其實大多數學生的文化程度對於這些工人國際的社會主義理論家而言都是不足的。這個時候就得拿數量換取質量。我看你們的班級設置還是過於保守了，這種精英化的小班教育，不適合革命發展所需要的年輕新血的輸入。
多增加幾班，如李潤之這樣的偏才，也可以先讓他接受教育，然後看成果，而不是考察後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