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均一和不少勞工黨的中央委員看來，歐洲的社會民主工黨真正能夠理解中國革命環境的，其實只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真正願意把無產階級利益放在民族和國家利益之上的，只有少數個人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
所以勞工黨也就天然的傾向於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聯合，而不是如日本社民黨那樣傾向於英國工黨的議會鬥爭理論。幸德秋水在遊歷歐洲期間倒是和英國工黨建立起了較為深厚的聯繫，畢竟英日關係當時正處於蜜月期，英國工黨作為一個剛成立不久的黨團，也很樂意和日本的工人階級代表取得聯繫。
幸德秋水對於費邊主義頗為贊同，不過他認為這是在英國這種民主國家才能實現的政治理你，在日本的天皇體制下，想要實現費邊主義則頗為困難，因此他也不是全然反對暴力革命。
不過田均一領導的勞工黨本身就是在武裝暴動中奪取的地方政權，然後一步步的和封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因此勞工黨中央自然是不相信什麼社會改良主義的，俄國革命的情況和中國類似，同樣有一個專制的集權政府，俄國無產階級在不打倒這個專制集團之前，就不可能實施任何的社會變革，因此只能選擇暴力革命。
當然，對於俄國革命的本質，眼下只有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最為清醒，一些改良主義者還在夢想著沙皇專制政府能夠學習英國的光榮革命，主動的交出自己的權力，然後讓全俄人民走上共同幸福的道路。所以勞工黨自然較為接受列寧的階級鬥爭學說，因為雙方面對的社會環境類似，反動的統治階級始終都想要用暴力扼殺自己，根本就沒有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工人國際的東方會議，其實也沒有獲得歐洲各國社民黨的重視，因此前來參加會議的重要人物並不多，這就使得俄國社民黨的列寧、托洛茨基、日本社民黨的幸德秋水和作為東道主的中國勞工黨成為了這場會議的主角。
這場會議因此對去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做了一個補充。一個是提出了要在群眾中宣傳反軍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以反對帝國主義所宣揚的愛國戰爭宣傳；一個是決定在國際社會黨執行局下設立三個洲分局，來指導全球工人運動。
在群眾中宣傳反軍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戰爭，主要是東方各國無產階級和俄布爾什維克的主張，歐洲各社民黨代表因為國內群眾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在去年大會上都不敢提出發動本國群眾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是對於東方各國和俄布爾什維克來說，卻並無這種煩惱。
在國際社會黨執行局下設立三個洲分局以指導全球工人運動，這個主要是中日無產階級代表的意見。去年哥本哈根大會上雖然提出了要統一分裂的國際各支部，但是該決議沒有提出如何統一的辦法，因此變成了一紙空文。
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只是一個聯絡機構，職責在於同各國社會黨和工人組織保持聯繫，籌備召開代表大會和確定代表大會議事日程，建立第二國際檔案，以及負責就有關無產階級利益的重大問題發表宣言、公告、呼籲書等。她不能強制各國社民黨服從自己的決議。
不過作為亞洲地區無產階級力量的核心，中國勞工黨已經通過亞洲民主同盟對各國進步力量進行了整合，在亞洲聯盟成立之後，中日社會主義力量獲得了進一步的加強，中日的無產階級需要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以對亞洲各國的無產階級進行指導和提供幫助，同時亞洲民主革命也需要獲得歐美工人階級的支持，因此一個統一的全球社會主義力量的領導機構就比較重要了。
在這種形勢下，勞工黨自然就要求實現統一各國無產階級力量的國際機構，並主張建立歐洲、美洲和亞洲三個分局領導三大地區的工人運動。雖然歐洲和美洲的無產階級力量要比亞洲大的多，但現實是亞洲的無產階級反而是最有組織的，因為亞洲無產階級數量較少，且工業化也較為落後，這就使得亞洲的無產階級理論不豐富，當中國勞工黨這個強大的無產階級政黨建立後，各國的無產階級就自動的向勞工黨的理論靠攏了，因此沒啥大的分歧。
日本的社會主義理論雖然要早於中國出現，不過日本人本身就是從歐洲的社會主義理論翻譯而來，在強大的專制政府打擊下，日本的無產階級就沒能實踐成功過，因此在勞工黨建立了武漢政權後，日本的社會主義者要麼放棄了無產階級鬥爭理論，要麼就傾向於勞工黨的理論，因為勞工黨在中國獲得了成功。
而印度的無產階級比之中日更加的渙散，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是殖民主義加上本地的封建傳統，因此印度的無產階級始終沒能建立起自己的領導力量，在英國入侵西藏時，中國軍隊進入印度地區後，面對的最大的階級矛盾，其實是小農和地主之間矛盾，其次則是地主階級和英國資本之間的矛盾，印度當時還不存在徹底的無產階級，只有季節性工人，他們的本業還是農民。
所以在亞洲民主同盟中，印度代表是社會主義色彩最淡薄的，他們雖然認同土地公有制度，但並不主張用暴力剝奪地主的財產。大多數人對農業極為重視，把工業視為改善農業的技術需要，而不是真正的改變印度社會的技術革命。
除了中日印三國的無產階級組織外，其他各國幾乎就沒有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最多也就是一些民族獨立分子和社會改良主義者，他們在本國都沒有獲得基層力量的支持。因此，當國際社會黨執行局亞洲分局成立後，勞工黨自然就成為了該執行局的核心力量。
不過布爾什維克也在亞洲分局佔據了一席之地，因為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正處於激烈的黨內鬥爭中，而布爾什維克力量此時開始集中於赤塔共和國，這就使得布爾什維克派在亞洲無產階級聯合中獲得了支持。
這一支持極大的增強了布爾什維克派在黨內的力量，列寧此次前來東方參加會議，不僅僅是因為勞工黨的積極邀請，他也想要藉助這個機會，和黨內的反對派進行決戰，從而純潔黨的組織。
俄社會民主工黨的內部分裂，實際上是俄國革命失敗造成的。革命失敗後，一部分社民黨被專制政府的白色恐怖給嚇住了，他們認為俄國無產階級沒法對抗沙皇的專制國家機器，因此傾向於和資產階級聯合，走立憲道路。
這些人就是被列寧批評的取消派，他們要求取消黨的組織，然後加入到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去，然後在資產階級的帶領下走立憲道路，然後再逐步進行社會主義的改良，把社會主義變成了一種個人信仰，而不是政治力量。
取消派的投降主義，甚至令孟什維克都難以接受，孟什維克雖然在革命失敗後主張和資產階級政黨聯合，但也還要求保留黨的組織，並爭取在議會中的合法席位。因此俄社會民主工黨在革命失敗後，就日趨分裂為兩大對立團體，按照列寧的說法，取消派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單獨的政黨，而不是黨內的一派。
不過在初期的黨內鬥爭中列寧一派始終處於下風，因為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中的一部分人，都認為列寧在分裂黨，而不是取消派在反對黨，畢竟取消派一開始提出的是取消黨內一切派別，而不是取消黨本身。
但是隨著斯托雷平發動政變，把俄國杜馬中的社民黨代表都判了苦役後，主張和斯托雷平合作的取消派就開始被工人和基層黨員所拋棄了。在社民黨國內中央委員會被斯托雷平搗毀後，取消黨內各派系，實際上就是取消了黨的組織，因為俄社民黨從一開始就是通過各個社會主義理論小組的聯合建立起來的，這些社會主義理論小組形成了黨內的各個派系，取消派系也就意味著黨的組織體系不存在了。
1911年4月，在杜馬會議上，斯托雷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沙皇專制地位的法律，從而破壞了十月十七日宣言，這使得期待俄國走上立憲道路的資產階級自由派都對斯托雷平的改革也失去了信心。於是取消派在社民黨內的影響力再一次遭到了打擊，因為他們所提出的政治道路已經失去了實現的可能。
因此，列寧來中國的期間，就在準備召開社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把取消派開除出黨團。在這件事上，勞工黨提供了不少資源，並且促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聯合。雖然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門徒們在黨的發展問題上分歧很大，但是在面對取消派的立場上卻終於達成了一致。
田均一在觀察了列寧和取消派的鬥爭過程，也得到了極大的收益，因為列寧幾乎是在被全黨孤立的情況下，堅持鬥爭了三年，然後把取消派給孤立起來了，孟什維克從調和立場轉向了把取消派開除出黨的立場，但是就黨的上層比例來看，取消派的規模實際上並不弱於布爾什維克派。
比如托洛茨基在1910年時其實還是部分支持取消派的主張的，但是在1911年4月以後也拋棄了取消派，雖然他和列寧在政治理念上有著激烈的爭論，可卻並沒有因此就倒向列寧反對的取消派。
俄社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的論戰，讓田均一等勞工黨高層嘆為觀止，田均一對林信義感慨道：「俄國同志給我們好好的上了一課，和俄國同志之間的論戰相比，我們黨內的爭論簡直就像是村頭兒童的吵架，確實不值一提。」
林信義當然能夠理解田均一的感受，黨內政治鬥爭同樣有高層次和低層次的鬥爭，而列寧顯然是最高段位的選手，哪怕就是站在一邊觀摩，也能讓勞工黨的黨員們接受一場思想上的洗禮了。
俄國社民黨之所以沒能取得俄國革命的領導權，不是他們的理論不行，而是俄國的反動勢力太大，而革命實踐經驗不足，從而造成了這一次革命的失敗。但是這場失敗給與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教訓是深遠的，列寧是最深刻的反省者，所以下一場革命中，列寧一定不會放棄對於革命的領導權力。
勞工黨能夠從布爾什維克的成長中學到什麼，他是干涉不了的，但如果什麼都學不到的話，就是這些人壓根不能理解社會主義，而不是他們智力不足。田均一等人對列寧的看法，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向好的方向，這就已經足夠了。
和田均一等人親密交談後，林信義自然就去拜會了托洛茨基和列寧，以勞工黨員的身份。林信義和托洛茨基的交談，主要在於亞洲革命對於俄國革命及歐洲革命的支援上，雙方雖然在一些問題上都有著相近的看法，但是林信義卻覺得自己似乎很難信任托洛茨基，因為對方的觀點似乎隨時都有可能改變。
和列寧的交談就坦誠多了，列寧始終把談話的主題扣在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上，在這目標下建立起了勞工黨和布爾什維克對全球社會主義發展的共識。在這一主題下，兩人實際上是就黨的觀點發表了意見，而不是完全的個人的觀點。
這場談話讓林信義覺得，即便他不是穿越者，和列寧交談之後也會信任對方，因為個人的立場可以輕易變換，可組織的立場是不能這麼迅速改變的。列寧的觀點大多是建立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理念，而非個人的主張，這種表態自然是可信的。
不過列寧和托洛茨基有一個觀點是相同的，就是認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首先得在歐洲的中心獲得勝利，對此林信義思考良久後，還是沒有附和這位革命導師，「按照您說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另一個是無產階級成熟到做好了革命的準備。
我在理論上支持您的主張，但是在實踐中我認為不能指望先在歐洲這種資本主義的中心獲得勝利，然後再去解放全球。我認為，無產階級想要解放自己，首先得先解放全人類，然後才能迎來自身的解放。
社會主義雖然理論上應當在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下建立起來，但是資本主義的失敗卻是從自己的薄弱環節開始的，比如中國和俄國這樣的資本主義薄弱地區。
所以，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的前提，應當是歐洲以外的被殖民民族先擺脫了國際資本的奴役，被孤立起來的歐洲資本主義，才能被無產階級的大聯合所粉碎…」
列寧對於林信義提出的看法很感興趣，在兩人交談之前，他已經從田均一口中得知，這位中國勞工黨成員不僅僅推動了中國革命，也推動了印度和朝鮮地區的革命發展，雖然在社會主義理論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建樹，不過對具體的革命實踐則有著相當豐富的經驗，因此他也認真的請教對方，該如何去實現非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的革命勝利。
林信義思考了許久，才謹慎的說道：「我的看法有兩點，一點是應當推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擴散，使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粉碎那些落後地區的生產關係；另一點是培養各地區的無產階級組織，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沒有建立之前，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權。
當然，這樣的革命實踐會遇到許多挫折，比如資本主義生產在全球的擴散，是否會提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從而使得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利用高福利去收買本國無產階級，並將低利潤產業轉移到落後地區，從而削減本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破壞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聯合。
此外，各國的無產階級政權雖然能夠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前建立起來，但是如何保證這些無產階級政權不會被資本主義所腐化，最終背叛尚未覺醒的本國無產階級，從而變成腐敗的官僚資本主義集團…」
列寧思考了良久，一時居然提不出什麼意見，他只好對林信義說道：「你提出的這兩個問題，確實很有意思，我需要認真的考慮考慮，才能試著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