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了幸德秋水在歐洲的經歷，林信義也算是基本明白了此時歐洲的工人階級正在被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所分化，社會主義者為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也一定程度的偏向了本國和本民族的利益，而這種做法也使得各國社民黨之間出現了矛盾。
下車後，林信義讓片山潛安頓幸德秋水，自己則去找了田均一。兩人見面後現實就中日合作的問題交流了幾句，這個問題實際上正順利的按照計畫進行著，兩人交流的重點不是推動中日的合作，而是合作之後應當怎麼奪取亞洲聯盟的領導權。
林信義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是：「日本在海上的優勢太大，僅僅依賴理念恐怕是很難將日本海軍轉向革命的一方，必須要給日本海軍樹立一個強大的敵人，使日本海軍意識到亞洲聯合才是自己的出路，他們才會選擇放棄日本本位而轉向亞洲本位。
所以，在亞洲聯盟成立之後，應當儘快的推動東南亞地區的民族獨立活動，從而不給日本海軍整合東亞海上力量的時間，對於日本海軍中的帝國主義者來說，這種擴張活動正是他們所期望的亞洲聯盟的意義所在。
而這種擴張行動將會使海軍中的理智派不得不向亞洲民主同盟靠攏，因為理智派很清楚，日本根本沒有力量單挑歐洲列強，與其看著帝國主義派毀滅日本，他們必然會選擇民主革命來制約帝國主義派的擴張慾望。
在海軍理智派和帝國派相互牽制的時間裡，中國必須加快工業化和民主革命。一方面通過中國國力的增強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放棄入侵中國的野心；另一方面也要讓日本人民看到民主革命在中國創造的成果，從而吸引日本人民轉向民主革命。」
田均一是認同林信義的主張的，這也不是林信義第一次提到亞洲革命的路線，只不過這一次更加的具體化而已。
勞工黨正是在林信義的亞洲革命理論指導下，才提出了中國鐵路建設計畫，把建立全國鐵路網視為了中國民主革命成功的目標之一。這一鐵路建設方案的背後，實際上就是勞工黨內的工業立國派擊敗了農業發展派。
農業發展派的立論是建立在中國統一後列強就失去了干涉中國內政的能力基礎上，所以新政府應當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而工業立國論則認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沒有強大的工業和人民武裝，那麼就不可能有安穩的建設期。
對俄戰爭使得工業派完全佔據了上風，而亞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建立也擴大了勞工黨在亞洲的影響力，比如印度勞工黨就和中國勞工黨結成了緊密的聯繫，雙方在政治和經濟上互相支持，使得英國人對武漢和英屬印度的東北三邦自治區忌憚不已。
雖然東北三邦和英屬印度政府簽署和平協議後承諾不對英國官員採取暗殺等暴力活動，但是印度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者並沒有放棄這種行動，而有了東北三邦這個印度自治區，那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實施了襲擊活動之後都會逃入東北三邦，而英國人則毫無辦法。
印度勞工黨和印度國大黨完全是兩個極端，前者的組織嚴密而後者只是有產者的政治沙龍，英屬印度政府用一些官位就能分化國大黨，但是印度勞工黨成員卻並不理睬英國人給出的誘惑，因為他們的權力都來自於組織的賦予，脫離組織就失去了影響力。
而東北三邦的人民委員會雖然遭到了地主的抵制，但卻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英國人過去利用地主來反對反英力量的手段，在東北三邦也行不通。倒是東北三邦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在孟加拉地區獲得了極大的支持。
英屬印度政府雖然考慮過以武力解決東北三邦的問題，但是英國人衡量再三終究還是沒有把握。一是歐洲正處於戰爭前夜，英國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去刺|激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二是印度人民委員會並沒有放鬆警惕，其不僅保留了一支常備武裝，還建立了普遍性的民兵組織，這讓英國人非常蛋疼；三就是印度周邊環境也不允許英國對東北三邦動手，武漢和東北三邦的密切聯繫，讓英國人很是擔心緬甸的安全。
同樣的，英國人也沒法對武漢採取武力威脅，因為對武漢宣戰有可能導致東北三邦發動印度民族獨立戰爭。所以現在英國人做出的對策是遷都，把英屬印度政府駐地從受東北三邦威脅的加爾各答遷移到西北內陸德里。
英國人對於印度民族主義者的示弱，實際上刺|激了亞洲民族獨立意識的高漲。武漢也因此成為了亞洲各民族進步主義者的聖地，這使得武漢雖然還沒有統一全國，但已經開始恢複歷史上在亞洲的影響力，成為了亞洲各民族所認為的對抗歐洲殖民主義者的領袖。
這種政治上的影響力雖然不能轉化為直接的利益，但是對於中國勞工黨來說，卻已經感受到了不小的好處，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單獨在和歐洲列強對抗，亞洲各地都有著自己的同志，而他們也能通過這些革命同志去牽制列強的行動，從而以最小的代價粉碎列強對中國的進攻。
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存在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假如沒有印度人民委員會，那麼英國在對待武漢的問題上可能會傾向於更多的武力方式，而武漢也無法通過印度人民委員會獲得海外的資金支持。此次針對美國鋼鐵工業產能的轉移，沒有印度人民委員會的支持，就不可能有這樣大的規模。
而美國鋼鐵工業產能轉移一案，也徹底粉碎了先中國後亞洲的革命路線，黨內形成了一個共識，改善外部環境對於中國革命也是很重要的，只關注本國革命而不關心國外革命，那麼就會被帝國主義各個擊破。畢竟帝國主義的力量要比各殖民地民族的力量大的多。
田均一對於林信義主張只有一個疑問，就是先從南洋的何處入手。其實田均一心裡是有些數的，日本的選擇可以很多，但是日本加上中國能選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法屬印度支那。他真正想要問的，是怎麼去推動法屬印度支那的獨立。
林信義也沒有讓其失望的說道：「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實際上包括了三個獨立國家，柬埔寨、越南和寮國，不過在印度支那聯邦的分割下，越南被分為了三個地區，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東京)，其中南圻作為直轄領地，東京為半保護地，中圻為保護地。
理論上來說，東京和安南地區是可以從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下獨立出來的，當然這種獨立需要當地民眾的支持，並獲得外部資源的援助，否則依賴他們自己的力量是很難應付法國人調動整個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的資源進行鎮壓的。
所以，想要讓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獨立，就需要把整個聯邦的資源集中起來對抗法國殖民者，在這種情況下，亞洲聯盟就可以以維護亞洲安全的名義介入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的事務。
而想要集中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所有資源對抗法國殖民者，那麼就必須要有一個能夠讓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念，我認為這個理念不是民族主義，而應當是民主主義。
如果講民族主義，那麼寮國、柬埔寨和越南的各個民族就很難聯合起來，從而被法國人分化擊破，但是以民主主義作為號召，就能獲得該地區各民族最大的公約數。
所以，我們應當推動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境內的民族區域自治和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的自治領化運動，以此對抗法國對於該地區的殖民統治。當法國殖民者在該地區的統治基礎被動搖，該地區陷入不斷地混亂時，亞洲聯盟即可向法國人提出調停意見，防止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的混亂向周邊地區擴散。
以目前歐洲的緊張局勢來看，法國人會對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的民主化運動讓步，而這又將刺|激到緬甸及東南亞地區的民族獨立及民主運動，聯盟將會因此獲得亞洲各民族的支持，從而真正變成亞洲民主主義者的同盟。」
田均一聽明白了林信義的想法，當中國革命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他也意識到了民族主義的局限性，在刺|激反帝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民族意識確實容易激發本民族的反抗意識，但是隨著革命獲得了初步的勝利，民族主義就開始傾向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這就使得民族主義失去了革命性。
所以現在中國革命需要一個新的政治路線來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民主主義顯然要比民族主義進步的多。當然，現在的亞洲實際上能夠落實的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想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是不夠成熟的，但即便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比封建王朝和殖民統治進步多了。
因此林信義的主張他認為確實可行，印度支那聯邦雖然是法國人用武力拚湊起來的，但是那裡的人民對於追求自身利益的需求是不可能消失的，而民族自治和民主化運動，顯然是契合了印度支那聯邦各民族人民的需要的。
事實上當前的中國也在推動和實踐這兩項政策，西藏和山南就是民族自治政策的典範，因為武漢根本無力直接管轄當地。而北京的國會，則是武漢聯合各省的民主決策機構，這確實維持住了國內的穩定，沒有變成軍閥混戰的局面。
林信義的建議，實質上就是對之前武漢一系列政策的總結，田均一認為這種經驗是可以適用於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的，畢竟法國人號稱是共和國，但其在海外殖民地的統治，實際上並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路線，因此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統治下的各民族對於法國的殖民統治是憤怒的。
田均一很快就轉到了自己當下最為關心的問題，「推動亞洲民主化運動，這似乎和俄社民黨代表托洛茨基同志所主張的繼續革命是不同，現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繼續革命論在年輕學生中還是很有影響力的啊。」
在這個時空中托洛茨基沒有提出不斷革命論，而是提出了繼續革命論，林信義分析了一下托洛茨基的繼續革命論的內容，甚至也親自和對方交流過，他意識到當前俄國社民黨還沒有自信能夠推翻沙皇政府並執掌政權，所以才會提出繼續革命論，即在不斷鬥爭下顛覆沙皇政府的專制統治。
而不斷革命論是十月革命之後才成熟的理念，當時托洛茨基認為俄國革命的成功並不能改變歐洲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劣勢，依賴俄國的力量是無非建立起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所以必須要向西歐進軍，只有解放了德國和法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壓倒資本主義，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世界革命目標。
托洛茨基的繼續革命論之所以能夠得到武漢年輕學生的支持，就是因為當前中國的無產階級也沒有完成統一全國的任務，繼續革命論迎合了這些年輕學生建立完整的國家政權的理想。而托洛茨基提出的繼續革命論並沒有涉及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後的文化和民主制度方面的探索，他主要還是強調以暴力手段統一全國，然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和建國後教員對革命在文化思想上的繼續探索是不同的。
林信義思考了許久，才對著田均一回答道：「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在中國革命的當前階段，並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他過於關注中國內部的環境，而忽略了外部環境的影響和變化。
僅僅只關注中國內部的社會環境，那麼我可以說，當前中國革命的對象正處於力量最弱小的時期，不過這種弱小並不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問題造成的，而是之前滿人的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入侵造成的，我們確實可以在形式上統一中國，但是不能指望無產階級的力量在統一全國後就迅速的擴大，擴大的實際上只有黨、政府和軍隊的規模。
也就是說，明面上的敵我鬥爭將會變成組織內部的路線鬥爭，我不認為中國無產階級能夠在每一次的路線鬥爭中獲得勝利，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和日本的無產階級一樣，出現的太晚，數量太少，政治上過於幼稚，在統治手段上難以抵擋敵人從組織內部發起的進攻。
為什麼我們需要亞洲民主革命同盟和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支持，因為單靠我們自身的力量，實際上很難和龐大的地主階級和小農意識的農民階級進行徹底的改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歐洲各社民黨中是比較落後的組織，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組織，他們的黨員在理論上也足以壓制住亞洲各社會主義者，他們唯一的問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力量太過強大，所以沒法在社會實踐中贏得革命的勝利。
而我們之所以能夠擊敗國內的反動勢力，因為滿清的腐朽已經讓開明士紳和新興資本都難以容忍了，只不過他們缺乏反抗滿清體制的勇氣，才會被我們奪取了建立政權的機會。但是我們固有的缺陷並沒有得到改變，不管是無產階級的規模，還是社會主義理論上的研究，都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因此當前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擴大無產階級的規模和提升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而不是匆忙的統一全國。現在的外部環境是歐洲的兩大陣營對峙，列強無力看顧海外地區，所以我們完全沒必要刺|激列強把目光轉向海外。
我認為，中國統一的最佳時機，在於歐洲戰爭爆發的前夜，而不是現在。」
田均一思考了半天，也認為林信義的主張比較符合自己的看法，但他很快就問道：「那麼是否能夠組織一場辯論，在同盟內部對托洛茨基同志的繼續革命論進行辯駁？」
林信義立刻搖頭說道：「中國和日本的社會主義理論研究者就算是綁在一起，恐怕也不可能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對手，畢竟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要比我們早了幾十年。能夠壓制托洛茨基的，只有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寧同志，我認為我們應當邀請第二國際在武漢召開大會，順便把列寧同志請過來加強一下社會主義的理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