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德秋水在大智門火車站下車，便看到了站台上等候的林信義和片山潛，他很高興的上去和兩人打了招呼，然後一行人乘坐汽車出了站。
在路上，幸德秋水很高興的對著兩人說道：「除了德國，我發現武漢的變化已經超過了歐洲的其他國家了，假以時日，武漢必然會成為和柏林、巴黎比肩的國際性都市啊。這是我們亞洲人自己建立的城市，以後歐洲人不能再說有色人種是無法建立文明的劣等種族了。」
片山潛也深以為然，他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正是美國經濟突飛猛進的鍍金時代，雖然美國的種族歧視很嚴重，但是在經濟的快速發展下，很多社會矛盾都被掩蓋住了，他很了解美國城市的發展速度有著多麼驚人的速度，但是美國終究是白種人的美國，有色人種在美國只是一個提供勞動力的工具，並不能稱之為主人。
他點頭附和道：「確實如此，武漢的建設至少證明了我們亞洲人並不缺乏建設大城市的能力，而且在建設過程中，我們並沒有拋棄任何人，歐美的大城市雖然美輪美奐，但都是在壓榨了底層勞工的血淚上建立起來的，那些富麗堂皇的建築只屬於少數貴族和富豪，和勞動者毫無關係。日本也該走這樣的發展之路，而不是學習歐美的資本主義，把所有人創造的勞動成果讓一小部分人所佔有。」
兩人對於日本前途的展望談的很是熱烈，倒是林信義很少插話，幸德秋水見狀不由向其發問道：「信義，你似乎對於這種發展方式有看法？」
林信義思考了片刻後說道：「集中力量發展城市工業，從而打破小農時代的消費型城市和資本主義時代對農村、海外殖民地的財富掠奪模式，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一種工業先行的經濟發展模式。
雖然這種模式在兼顧公平的理念下優先保證了發展效率，但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依然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鄉村資源向城市集中的趨勢，而為了不斷的擴大工業規模最終能夠使工業生產力能夠反饋到鄉村，不可避免的，農民和工人都要奉獻自己的勞動成果。
如果不考慮外部敵人的破壞，那麼現在的分配機制就會引發人民內部的矛盾，農民會抱怨工業品太貴而農產品太廉價，而工人則會覺得大量的利潤被國家收繳，自己分享到的勞動成果太少。這種社會矛盾在初步工業化完成之前幾乎不可能消失。
而參照歐美工業化的過程，這個時間少則30年，多則上百年，在這樣一個長的時期，如何讓人民內部矛盾穩定在一個程度是一個問題，如何讓掌握分配機制的黨政部門不腐化變質也是一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那麼當國家權力被少數私慾膨脹者所竊取，他們依然會把大多數人創造的財富變成少數人的私產，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高興的太早。」
片山潛還在思考著林信義提出的觀點，幸德秋水卻已經點頭認同道：「信義說的不錯，我這次在歐洲和一些社民黨人士進行交流，他們也提出過和你類似的觀點。
就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難以維持按勞分配的原則，資本對於自我增殖的要求，必然會要求按照資本來分配社會財富，而掌握土地的農民天然會站在資本的一方，這就會讓工人階級陷入內外敵人的夾擊之下，從而逐漸喪失政治權力。
所以他們認為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不能跳躍，應當按部就班的發展，只有先讓資本主義砸碎了小農經濟，把廣大的農民變為無產者，無地農民才能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消滅資本主義。當然，列寧同志並不認同這種觀點，認為這種思想過於保守了，他認為盡量的確保先鋒隊的純潔性，並不斷擴大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可以撐過這段時期的。他還指出，赤塔蘇維埃和中國勞工黨都在做這方面的嘗試，目前來看局面並不算壞…」
聽到列寧的名字，林信義的注意力頓時集中了起來，他於是便問道：「列寧同志的情況可好？」
幸德秋水立刻說道：「列寧同志從日內瓦搬到了巴黎，不過在那裡他似乎變得更健康了，他經常去和巴黎的工人們去交談，也和從俄國流亡出來的俄國社民黨人討論關於俄國革命的問題…」
在幸德秋水的介紹下，林信義了解了列寧過去兩年里一直在和社民黨內的孟什維克和機會主義者鬥爭，而在黨外則同資產階級自由派鬥爭，雖然列寧的判斷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用俄國革命的失敗來證明他的觀點，這顯然不是列寧想要的。
因此從日內瓦搬遷到巴黎之後，列寧開始建立培訓班，對布爾什維克派進行了思想上的統一認識，不少從俄國逃亡出來的工人和革命者，在經過了列寧的培訓後，重新返回了俄國去重建無產階級的基礎組織。
應該來說，列寧其實已經放棄了過去的社民黨組織形式，決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布爾什維克派打造成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然後再去改造社民黨。從09年初開始，列寧把精力放在了唯物主義哲學和布爾什維克派的政治路線的寫作上，並要求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在這兩個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立場。
聽完了幸德秋水的介紹，林信義不禁問道：「那麼列寧同志對於來武漢為中國無產階級講授革命理論的邀請是怎麼回覆的？」
幸德秋水有些惋惜的說道：「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列寧同志還沒有下定決心，因為他認為俄國革命還沒有徹底熄火，他需要在歐洲繼續戰鬥下去，東方雖然安定，但是遠離了俄國，將會讓他失去對於俄國的觀察情報。」
說到這裡，幸德秋水也不禁讚歎道：「列寧同志是我見過最為堅定的革命者，法國人和德國人都認為，不，就連俄國人自己都認為，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將會讓俄國鄉村平靜下來，一個富裕的地主和富農階層將會成為沙皇俄國的堅定支持者，所以俄國革命已經宣告結束。
就算是俄國社民黨中的孟什維克和俄國的工人團體，都把精力放在了議會鬥爭，而不是武裝起義的準備上。但是列寧同志認為，俄國革命不過是陷入了暫時的低潮，斯托雷平的改革實際上正進一步製造俄國社會的分裂，大量的無地農民湧入城市後，無產階級的力量反而得到了加強，所以現在黨應當把這些新的無產階級變成革命的支持者，為改革失敗做好革命的準備…」
幸德秋水對於列寧的讚歎，在於認為自己在列寧的處境下，恐怕已經對革命不抱希望，而轉向著書立作去了，不會如列寧這樣繼續為俄國革命去奮鬥，這種堅韌的性格和對俄國社會問題的洞察能力，不能不讓他產生對列寧的欽佩。
在幸德秋水前往歐洲之前，俄國社民黨在歐洲一干社民黨中只能算是小弟弟，武漢重視和俄國社民黨的交往，是處於戰略問題，畢竟赤塔共和國已經成為了武漢穩定外蒙及外東北的重要盟友，而俄國社民黨在政治理念上和勞工黨相同，因此支持俄社民黨掌握俄國政權是勞工黨的對俄關係的重要路線。
幸德秋水雖然是亞洲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員，但是該同盟的主要領導者實際上是中國勞工黨，林信義雖然是日本人，但他的身份卻是中國勞工黨而不是日本社會民主黨。片山潛和幸德秋水抵達武漢後，就很快成立了日本社會民主黨，之所以是成立而不是恢複，因為此前在國內參與建立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實際上已經分為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留在國內的改良派自然不會參加主張日本革命的社會民主黨。
而林信義作為海軍中的一份子，國內改良派的支持者，自然不能公開加入以推翻天皇制國家為目的的社會民主黨，因此他保留了勞工黨的身份，而沒有轉入日本社會民主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工黨在亞洲民主革命同盟中自然是佔據了主導地位的。
勞工黨認為，亞洲民主革命同盟應當加強和第二國際即「社會主義國際」的聯繫，既要獲得第二國際對於亞洲民主革命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也要表示亞洲革命力量對於歐洲無產階級運動的支持。
簡而言之，勞工黨認為亞洲革命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歐洲的無產階級能夠獲得勝利，那麼亞洲革命就會事半功倍，而亞洲革命的成功也能有力的支援歐洲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的反抗運動。
不過，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施坦於1899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後，第二國際就陷入了革命路線和議會鬥爭路線的鬥爭。
亞洲民主革命同盟自然是反對議會鬥爭路線的，也就是反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路線。畢竟根據議會鬥爭的原則，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戰爭就會變成國家行為，於是原本應當站在階級立場上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將會因為國家立場站在了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
在亞洲民主革命同盟沒有出現之前，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把歐洲以外的民族看成了等待解放的民族，也就是說，等歐洲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之後，這些歐洲之外的民族就自然獲得了解放，因此現在他們無需去關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戰爭是否會對自己無產階級的立場造成動搖。
不過這種修正主義的立場，實質上並沒有考慮到殖民地民族自身的解放和革命需求，當殖民地民族發覺修正主義實際上變成了帝國主義的一部分，那麼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也就失去了。失去了這種革命性，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自然也就成為了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他們很快就會被用來鎮壓本國的無產階級運動。
有一小部分社民黨人意識到了議會鬥爭帶來的對無產階級革命性的消減，但是大多數歐洲工人階級卻非常迷戀議會鬥爭，哪怕是在沙皇專制政權下遭到嚴厲打壓的無產階級，也夢想著通過和平手段獲得國家的政權。
所以，幸德秋水成為亞洲民主革命同盟駐歐洲代表後，得到了不少反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的社民黨人的歡迎，而幸德秋水和歐洲各社民黨人交流後，才發覺林信義的推薦是對的，過去在歐洲社民黨人中名聲不顯的列寧，才是最願意和亞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社會主義者。
列寧和托洛茨基一樣，都是在此次俄國革命中才真正樹立起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者的形象。在此次俄國革命爆發之前，俄國革命的領導者實際上是社會革命黨和民意黨，沙皇政府對於抓到的社會革命黨和民意黨大多都會處以極刑，流放的比例比較低，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還屬於比較正常的政府反對派，在杜馬選舉中還能參選，對於其中的激進者才會被沙皇政府處以流放。
這也是列寧在革命期間主張武裝起義遭到了黨內大部分人反對的根源，因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當時成員只有三萬人左右，主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邊，社民黨認為起義不可能勝利，因為廣大的鄉村壓根不支持自己，如果讓沙皇逃出彼得堡，那麼起義必然會失敗，他們就會變成和社會革命黨、民意黨一樣被沙皇政府清剿的對象。
不過列寧通過呼籲武裝起義的要求通過報紙傳遞給了俄國的工人階級，這使得沙皇政府對工人運動強力鎮壓時，列寧就成為了革命群眾心目中的領導者。而托洛茨基則親自參加了彼得堡的工人運動和組織了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他也同樣獲得了彼得堡工人階級的認同。
這兩人的表現，使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象從知識分子的集會向工人階級的領導者轉變，列寧也從普列漢諾夫的學生變成了布爾什維克的領袖。雖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因此而分裂，但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卻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反修正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系。
幸德秋水在法國和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內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比較分散，他們通過一些小黨組成了社會主義聯盟，雖然這讓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贏得了更多群體的支持，但也造成了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內部修正主義傾向嚴重，社會黨領袖饒勒斯就和伯恩斯坦主義的觀點極為相近，甚至認為工人階級不受一種學說的局限，社會變革可以通過改良來實現。
所以指望法國社會主義者支持亞洲革命，其實相當的困難，因為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雖然認為法國在海外的殖民行動是錯誤的，但卻反對殖民地人民用武裝鬥爭的方式反抗法國殖民地政府。
至於德國，雖然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在議會鬥爭中是最成功的，但是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也是伯恩斯坦主義的大本營，雖然有奧古斯特·倍倍爾壓制著黨內的修正主義，但是他的副手卡爾·考茨基則在思想上逐漸偏離了現實鬥爭，而開始傾向於純粹的理論研究。
倍倍爾對於工會的讓步，接受了不經過工會允許，黨不能組織工人進行政治性罷工，也加強了受修正主義影響較大的工會組織的力量。所以在遊歷了歐洲一圈後，幸德秋水認為，能夠和亞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對象，實際上只有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其他人或組織都不會堅定的支持同亞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合作，因為他們太容易受到國內及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
幸德秋水所指的這種國內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實際上就是指英法和德國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使得法國和德國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就使得反對戰爭的無產階級陷入了階級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困難選擇。
法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都在這種選擇中搖擺不定，饒勒斯一邊批判德國的擴張主義，一邊又反對戰爭，但是他也不敢喊出法國和德國的無產階級應當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革命戰爭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