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亞海上軍事演習引發了日中和德國之間的矛盾時，幸德秋水也從柏林啟程返回東方去了。這一次他沒有乘坐輪船，而是選擇了從莫斯科坐火車前往東方。
對於日本人來說，俄羅斯確實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國家，其遼闊的領土使得這個國家更像是一個獨立的大洲。在近距離觀察了俄國之後，幸德秋水認同了列寧的看法：俄羅斯帝國是各民族的監獄。
但是彼得堡的沙皇和貴族眼中，俄羅斯實際上只有彼得堡和莫斯科，這兩個城市之外的地方，是不值得他們去關心的鄉下。在彼得堡的貴族眼中，柏林、巴黎和倫敦的新聞和時尚都要比俄羅斯領土上爆發了一場農民暴動更值得關注。
幸德秋水認為，俄羅斯的上層和下層之間的隔閡遠比日本大的多，他此時倒是有些理解林信義的說法了，在極端反動的專制國家，真正的民族實際上只有兩個，一個是居於社會頂層的統治階級，另一個則是受其壓迫的被統治階級。真正的民族矛盾，應當以是否受到壓迫而不是文化及語言、膚色的差別來劃分。
他此前對於俄國人在戰爭中爆發革命雖然感到欽佩，但不能理解俄國人的想法，他個人其實也想要鼓動日本人起來反對天皇和政府，但是在戰爭的號召下，即便是平日最為反對天皇和政府的激進主義者都出現了猶豫，他們認為對外戰爭時，國民應當暫時停止反對政府，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壓制住了他們的革命意識。
日本人在戰爭中最最激烈的主張，也就是號召和平反對戰爭的人道主義，而不是號召國民起來推翻發動戰爭的天皇和軍部的革命主張。這也是平民新聞社被國民拋棄的一大原因，在戰爭中平民新聞社對於天皇和軍部的攻擊，讓那些普通人中的愛國者感到了不滿，從而使得政府可以趁機解散了平民新聞社。
如果不是林信義要求他離開日本，到武漢去看看中國的革命成果，那麼幸德秋水覺得自己對於日本革命的前途要趨向於失望了。正是在武漢，他才真正意識到日本革命並不一定要從內部發起，如果世界革命形成風潮，那麼日本也自然會受到世界革命的影響，而產生內部革命的浪潮。
作為一個日本人，幸德秋水很清楚日本的國民性就是缺乏自信，日本一切制度都是從外部輸入的，即便是日本國民在精神上的寄託對象-天皇，也是從天上降下的，本土就沒有誕生過一種強勢的文化，所以在外部革命沒有形成風潮之前，日本國民就很難接受日本革命。
中國革命對於日本人的衝擊實際上是很大的，在中國革命爆發之前，反對天皇的其實主要是歐化的知識分子，他們反對天皇的基礎在於歐洲的共和和民主思想。而在中國革命爆發之後，普通日本人中也開始出現了，沒有了天皇日本也不會毀滅的想法，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在考察了武漢的革命成果之後，幸德秋水認為林信義的主張或者才是行得通的，就是先幫助亞洲形成民族獨立及革命風潮，然後再逼迫日本國內進行變革，這遠比去說服日本民眾反對對外侵略戰爭要現實的多，因為在軍部的鼓吹下，對外侵略是沒有什麼風險的，戰爭勝利後全民都能得到回報。
雖然幸德秋水等進步知識分子都知道這是軍部用來欺騙國民的謊言，對外侵略戰爭不過是拿著國民的稅金和生命為軍部和天皇尋求戰利品而已。但是國民並不認同這一點，因為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國民的生活確實比過去有所提高。
可是只要認真的研究一下日本的經濟就知道，日本國民在甲午之後生活有所提高，不過是大量的賠款補充了日本的產業資本，從而促進了日本近代工業的發展，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因為資本充足後的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從而讓底層民眾可以通過出賣勞動力養活自己，是日本平民用自己的勞動改善了生活，而不是中國的賠款讓日本人享受到了戰爭的好處。
但是這種理性的分析，對於通過感性認識社會的底層平民來說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只要他們今天的生活比昨天好，那麼即便這個政府再反動，他也覺得還是有可取之處，想要讓底層民眾徹底拋棄政府，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底層平民沒法維持現在的生活。
日本革命想要獲得日本人的支持，就必須要挫敗日本的對外侵略，只有阻止日本的反動政府從外部獲得資源維持自己，那麼日本的反動政府就不得不提高對於本國平民的壓榨，革命也就成為了民眾的需要，而不是少數革命者的號召。
林信義想要走的日本革命之路就是這個，幸德秋水等人一度認為這個路線過於複雜且極難成功，不如把精力用在發動國內的革命思想傳播上。但事實證明，在日本國內，反動勢力遠比革命力量強大的多，他們所認為的，日本革命基礎要比亞洲其他地區強的分析，在日本反動勢力的打壓下，遠不及中國革命力量表現的出色。
中國人接觸社會主義思想遠比日本人落後，田均一等勞工黨領導人，在創建勞工黨這一組織時，大部分黨員最了解的其實就是共產黨宣言，少數人則讀過他寫作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神髓》，幾乎沒人看過資本論。
但是中國民眾對於滿清王朝的憤怒，對於帝國主義入侵的覺醒，使得勞工黨雖然沒有在理論上完整的建立起革命理念，卻通過打倒滿清王朝，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工農國家的口號，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從而以一種迫不及待的速度出現在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武漢革命力量在初生時的弱小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帝國主義的勾心鬥角，讓這一新生力量在渡過了一次又一次打擊後，迅速的強壯了起來，最終藉助反對俄國入侵戰爭一事，聯合了國內各方力量迫使清帝退位，讓統治了中國200多年的滿人王朝宣告了終結。
這一中國革命的勝利事實讓幸德秋水不得不承認，林信義的主張還是正確的，亞洲其他地區的革命勢力確實很弱小，但是他們所面對的反動勢力也同樣不強，日本的革命力量應當先幫助這些地區的革命力量獲得成功，然後再聯合亞洲各地的革命力量去獲得日本革命的勝利。
而作為日本社會主義理論傳播的先驅，幸德秋水抵達武漢後就受到了武漢勞工黨的重視，在某個程度上而言，幸德秋水、片山潛已經成為了亞洲社會主義理論的先驅，他們在亞洲民主革命同盟中起到了和俄國社會主義理論平衡的作用。
赤塔共和國雖然在現實政治上不得不受制於武漢，但是在社會主義理論上，俄國人就先進的太多了。特別是俄國革命失敗，沙皇政府對於國內的進步知識分子大加迫害，使得許多俄國社會主義者不得不流亡國外，其中一部分人就跑到了遠東，然後很快就來到了武漢。
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位就是在俄國革命時擔任彼得堡工人蘇維埃主席的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這位具有深厚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老社民黨員，在革命後被沙皇政府逮捕並判處流放，不過他很快就逃離了流放地，然後跑到了赤塔。
沙皇俄國對於革命知識分子的流放，幾乎都是往西伯利亞邊境流放，畢竟那些大批的未開發的原始森林成為了隔絕這些流亡者返迴文明世界的最大障礙。不過在西伯利亞鐵路建成後，流亡者逃跑的成功幾率就大大的上升了，只要跑到鐵路沿線就能迅速的回到文明世界，也就是歐洲地區。
不過在赤塔共和國出現後，流放者開始不向歐洲逃亡，而是直接跑向距離更近的赤塔。畢竟赤塔是革命後唯一保留下來的一個地區革命力量，跑到了赤塔也就等於重新找到了組織，可以重新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托洛茨基就選了這樣一條道路，而不是如另一個時空流亡到歐洲去了，因為他認為俄國革命還沒有完全失敗，可以在赤塔重新組織力量，等待國內局勢出現變化時再打回歐洲去。
托洛茨基是09年初抵達赤塔的，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就成為了歐俄地區流亡遠東的社會民主工黨的領袖，和遠東社會民主工黨的巴布希金等人形成了對抗。
巴布希金是列寧派，認為組建嚴密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集中黨的權力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是革命獲得勝利的唯一辦法，但是在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上他遠不及托洛斯基，此時的托洛斯基並不認同職業革命家的說法，認為黨不能和無產階級脫離，並壓制無產階級的民主，否則只會造成一個官僚化的黨。
托洛茨基在革命中領導了彼得堡工人起義，在資歷上就壓制住了巴布希金等遠東社民黨員，雖然巴布希金也是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成員，火星報的創辦者，但終究沒有在這場革命中站到俄國革命的中心去，遠東革命對於俄國革命來說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部分，它現在之所以變得重要，是因為只有赤塔共和國活了下來。
就算是巴布希金自己也承認，赤塔共和國不能代表俄國革命，俄國革命想要勝利，終究還是要看歐俄部分。因此在短短几個月里，托洛茨基就成為了赤塔工兵蘇維埃的中心人物。巴布希金已經考慮辭去蘇維埃主席，由托洛茨基來領導赤塔共和國了。
只是托洛茨基在這個時候卻提出了要前往武漢，因為在赤塔的這幾個月里他一直在關注俄國的變化，斯托雷平發動政變把國家杜馬中的自由派趕下台，把權力集中在了自己手上，強行通過了土地法令。
該法案准許農民退出村社，每個農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為私產，並允許出賣。這實際上是承認了農民的私人財產，從而摧毀了俄國農奴體制的殘餘部分。該法令迫使村社中的農民不再成為一個整體，地主和富農從農民中分化了出來，那些無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從而減輕了鄉村的不滿，當然這使得大量的不滿者都聚集到了城市中。
俄國農民反對村社，反對的是地主和富農勾結政府官員利用村社的名義壓迫自己，但是在村社中至少他們還能解決溫飽。但是現在斯托雷平的改革，則乾脆把村社解散，讓地主和富農帶著土地離開村社，把一群老弱病殘留在了村社中，這樣他們連基本的溫飽也解決不了了。
斯托雷平在發布土地法令時說，他不會挖肉補瘡，這個肉就是地主的財產，這個瘡指的就是俄國村社。也就是說，斯托雷平的改革，實際上就是承認了地主和富農過去從村社中偷竊的財產是合法的，從而拒絕了農民要求地主和富農歸還村社公共財產的要求。
這當然是不能令農民滿意的，但是斯托雷平在鄉下建立了嚴密的警察制度，把大量無地農民驅趕到了城市中，通過高壓手段使得整個俄國恢複了秩序，加上英國和法國給與俄國的大量投資，使得俄國經濟開始恢複。
托洛茨基意識到，斯托雷平的改革已經穩定住了國內局勢，在赤塔等待國內出現變亂，然後再次發動革命的希望破滅了，想要推動俄國革命的成功，需要更加強有力的革命力量的注入，光憑赤塔共和國自己是難以達成這一目的的。
而能夠給俄國革命注入新力量的，顯然只有武漢。在赤塔的這幾個月，托洛茨基也研究了武漢勞工黨、亞洲民主革命同盟的諸項政策，並通過中國在外蒙及遠東地區推動的經濟建設，他認為中國勞工黨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雖然有著不少問題，但方向上並未偏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因此是可以成為俄國革命的支持者的。
遠東的社民黨人對於托洛茨基主動要求前往武漢也是支持的，因為托洛茨基在赤塔提出了一個新的革命理論，繼續革命論，這讓蘇維埃中的農民代表大為恐慌，只是赤塔蘇維埃中工人代表佔據了優勢，使得農民代表難以反對托洛茨基，遠東的農民在經歷了戰爭後，對戰爭已經失去興趣，他們只想保留當前寬鬆的建設氛圍。
托洛茨基的主動離開，倒是讓遠東蘇維埃內部的矛盾緩和了下來。而抵達武漢的托洛茨基很快就取代了年輕的巴蘭斯基，成為赤塔蘇維埃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武漢的第一代表。
托洛茨基雖然還沒有學會中文，但是作為一個具有豐富工人運動組織經驗的革命者，他很快就找到了和武漢工人團體建立聯繫的方式。並以自己深厚的社會主義理論，贏得了一批青年學生的支持。
武漢勞工黨奪取政權後，對工農階層進行了快速掃盲活動，武漢地區是執行的最好的地區，三十歲以下的工人中，不識字的文盲比例降低到了20%，五年前工人中十個裡面有一個會寫自己名字就不錯了。
識字率的提升自然帶來了工人文化的需要，而符合勞工黨及工人階級利益的文化，自然是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各種無產階級文化。在這種除舊革新的社會變革氛圍下，青年學生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興趣自然是高漲的，因為只有掌握了這一理論，才能贏得工人階層的認可。
當然，對於中國的無產階級來說，社會主義理論的中國化還是相當的粗糙的，目前來說，武漢是把一切有關社會主義理論的著作都翻譯成了中文，然後供無產階級自己去研究，這其中甚至把一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著作也翻譯了進來。
在托洛茨基看來，武漢正處於一個思想混亂但卻極端自由的時期，人民不了解何為社會主義，但卻堅定的相信社會主義才能拯救中國，才能捍衛自己的生活。他當然是要撥亂反正，把真正的社會主義傳播給中國人，順便宣傳一下自己的繼續革命論。
當然，托洛茨基的行為讓田均一等勞工黨領導人感到了緊張，他們總覺得托洛茨基的理論有些不對勁，但有感覺不到什麼地方不對勁，只好把幸德秋水、片山潛推出來和托洛茨基進行辯論，幸德秋水正是在這種局勢下被召回武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