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林信義在海軍內部實施的整肅行動，就連秋山真之都有些受不了，他對林信義提出，「鈴木大佐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艦長，僅僅因為他家中不支持土地改革，就要停止鈴木大佐的職務，這是不是有些過分了？」
秋山口中的鈴木大佐，是海兵14期的鈴木貫太郎，在日俄海戰中以驅逐艦夜襲的戰術而出名，因此戰後被海軍視為日本首屈一指的魚雷戰專家。只不過鈴木雖然在海軍中名聲漸顯，但是因為是千葉縣出身，所以在海軍中一樣受到薩摩閥排擠，因此他和秋山走的很近。
但是鈴木家在千葉縣可不是普通地主，他的家族是原關宿藩的上士家族，幕末時關宿藩主久世廣周曾經擔任過首席老中，是幕府的首腦人物，和安藤信正積極推動公武合體，並竭力取得英國的支持，但是因為《倫敦備忘錄》簽署後不久就去世，使得幕府的自救之路難以維繫，最終德川幕府結束，而關宿藩也和平交出了藩國。
正因為如此，千葉縣所在的下總國其基本社會秩序幾乎沒有變動，鈴木家依然保留著大量土地，且在縣內享有較高的地位。鈴木家反對土地改革政策，極大的影響了一批地主們的觀望心態。
而鈴木家為什麼敢反對土地改革政策，因為不僅僅在海軍中有鈴木貫太郎這個大佐，鈴木的三個弟弟，兩個在陸軍，一個畢業於東大進入了外務省，可謂是明治時代千葉縣的名門，想要讓鈴木家低頭，光憑一道政府公告顯然是不夠的。
所以在告誡無果之後，林信義即以文化課的名義，把時任宗谷號巡洋艦艦長的鈴木貫太郎借調文化課，讓他去千葉縣宣傳土地改革對於日本的重要性。這一舉動，實際上就可能斷絕鈴木在海軍的前途，因為在林信義提出海軍新路線後，軍艦的建造計畫被放緩，所以艦長的位置要比合適的軍官少的多，鈴木貫太郎被調出艦隊沒啥人妨礙，但是他想要再回去艦隊擔任主官就難了。
這件事對於鈴木貫太郎的打擊非常大，甚至還超過了薩摩派對他的打壓，雖然林信義在他面前只是一個後輩，但是林信義卻是革新派真正的領袖，海軍中的實力派，哪怕海軍三參謀之一的秋山真之都沒法阻止林信義的決定，被林信義放棄的人，在海軍中已經沒有前途可言。
而讓鈴木貫太郎最感灰心的是，被薩摩派打壓，他還可以得到反薩摩派的同情，但是被林信義放棄後，連反薩摩派都遠離他了，因為林信義不僅僅得到了薩摩派中最傳統的西鄉系的認可，同時也是舊幕府派所認同的海軍新支柱。
革新派之所以能夠超越派系而成為海軍新一代的中堅層，就是因為林信義獲得了薩摩派和反薩摩派兩邊的認可，兩派中的人物都認為林信義可以彌合海軍內部的派系鬥爭，所以都選擇了他作為海軍的未來支柱，至於那些極端成員又無力和林信義就海軍路線進行對抗，只能看著林信義團結起大多數人後把自己排擠出海軍決策圈子。
所以，被停止艦長職務的鈴木心灰意懶，直接提交了退役申請，秋山真之這才忍不住來找林信義理論，試圖挽救這個海軍魚雷專家的前途。
只是林信義雖然在其他事情上尊重秋山的意見，但是在這件事上他是不肯讓步的，他聽完了秋山對鈴木大佐的誇獎之後，只是平淡的說道：「海軍是工業化的組織，個人的才能或者可以決定這個組織能力的上限，但是組織能力的下限是由工業基礎和制度所決定的。
日清、日俄兩次大海戰，我們確實發揮了人的能力，從而獲得了超出預設戰果的輝煌戰績。但這種戰績其實並不值一提，因為任何一個工業國家的艦隊都能取得相同的戰果。日本今後的對手都是工業國，不再是滿清這樣的農業國和俄國這樣的半吊子工業國，所以，不發展工業，日本海軍就無可能成長。
我承認你的說法，鈴木大佐是一位出色的艦長，也是魚雷方面的專家，但是沒有先進的軍艦和性能出色的魚雷，鈴木大佐的戰術再優秀，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土地改革不僅僅是為了緩和農民對於國家的不滿，更是工業化的基礎，一個沒有消費能力的農村是沒法支持工業的發展的。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把地主用於享受的財富變成農民的消費力和工業的投資，從而進一步增強日本的國力。
和一個鈴木大佐相比，我認為他是遠遠不能夠和土地改革帶來的生產力的提升對國力的增長相比的。鈴木大佐或者價值等於一艘巡洋艦，但他抵得上一艘戰列艦嗎？而日本的工業化要是能夠成功，增加的又何止是一艘戰列艦？」
當林信義把鈴木貫太郎量化為軍艦的價值後，秋山真之保護鈴木的念頭就動搖了，因為他雖然重人情，但也知道人情不能越過組織的利益，更何況他試圖說服林信義的理由，也是鈴木是海軍需要的人才，但是林信義指出海軍更需要戰列艦，就將他的理由給粉碎了。
和林信義爭論不過，秋山真之決定還是去說服鈴木貫太郎比較簡單，他回去後告訴鈴木，「我勸你最好還是別申請退役，其實千葉縣土地改革委員會正在向內閣和軍部申請，請求效仿海軍的行動，把內閣、陸軍、東大的千葉縣人士借調到委員會負責宣傳土地改革政策。你與其申請退役，還不如趕快回去說服家裡支持土地改革，那麼我還可以幫你儘快返回艦隊去…」
鈴木貫太郎申請退役雖然有著賭氣的成分，但是他內心也覺得自己就算在海軍中失去了前途，可鈴木家依然是千葉縣的名門，沒有理由為了自己的前途，而敗壞了鈴木家的基業。
但是秋山真之的勸說讓他意識到，這一次海軍推動千葉縣的土地改革是來真的，就算他放棄海軍中的前途，鈴木家也依然保不住自己的土地，而且包括鈴木家在內的千葉縣的一代青年精英，都將會從日本的政治圈子裡除名，失去了未來希望的名門還能是名門嗎？
在這樣的沉重壓力下，鈴木貫太郎不得不改變心意，請假回家去和家裡人商議去了。這樣的情景不僅僅發生在鈴木貫太郎身上，千葉縣的政治人物和地方名門都受到了類似的打壓，以至於不少千葉縣的地方精英私下認為，現在的千葉縣就是慶應四年的江戶城，改革派在城外虎視眈眈，若是他們不投降就要大開殺戒了。
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千葉縣地方勢力終於放棄了抵抗，接受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只是試圖在改革中盡量維持自己的利益。於是原本給山本權兵衛帶來困擾的千葉縣土地改革，到了09年七月終於變得順暢了起來，按照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給出的調查報告，新的土地調整案如果落實下去，那麼千葉縣的佃耕地將會從接近耕地面積的50%，下降到不足10%，這將極大的緩和當地農民的不滿。
山本權兵衛內閣也鬆了口氣，畢竟在陸軍搞出了間島事件後，國內解決了一個麻煩終究是好事。當然，山本權兵衛內閣也是無意再把千葉縣的土地改革向其他地區推廣的，因為僅僅是為了壓制千葉縣的地主們的反抗，山本內閣就付出了極大的政治代價，這還僅僅是日本國內一個政治根基不深厚的縣，若是引發了全國各地地主們的抗議，山本權兵衛也就不用幹什麼政治了。
只是山本權兵衛對各地地主們的安撫，卻引發了各地農民及鄉村變革勢力的不滿，他們支持政府在千葉縣實施土地改革，是希望通過這個試點，把土地改革推廣到日本各地，而不是僅僅讓千葉縣作為山本的政績來宣傳的。
當然，千葉縣的土地改革還沒有展現出有利於農民的成果，所以各地農民和鄉村變革勢力都還在觀望中，因此對於山本內閣的批評還相當的剋制。
八月上旬，朝鮮獨立軍試圖攻取被孤立起來的清津城，但是駐守在清津城內的陸軍，依託海軍軍艦的艦炮支持，擊潰了數倍於己的獨立軍，朝鮮北部地區的獨立軍攻勢終於被遏制住了。
憑藉著這一次清津城的勝利，伊藤博文一邊令朝鮮駐軍嚴守海邊港口城市及京義線的交通樞紐，以鐵路線和海岸線構築了對朝鮮北部山區的基本防線，然後重整旗鼓，預備對獨立軍發起重點進攻；另一邊則是向中國方面提出了和平交涉，表示願意為間島事件做出經濟上的賠償，以引誘中方放棄對朝鮮獨立軍的支持。
對於清津城的進攻失敗，使得武漢軍事委員會確定，當前中朝在朝鮮北部地區尚無能力迫使日軍放棄海岸平原及鐵路線的控制權，繼續打下去不過是白白損失力量，而讓日軍形成了以逸待勞之勢，一旦朝鮮獨立軍力量損失過大，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也站不住腳，因此在吉長線向東延長線沒有修築完成，在北滿地區的工業體系沒有建立完成之前，解放朝鮮半島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想像。
而在伊藤博文向中方提出願意為間島事件做出賠償後，袁世凱代表的北洋團體終於開始出面宣言中日和平才是東亞的出路，在日本就間島事件做出讓步後，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矛盾已經緩解，對於北方的地主階級來說，依靠日本對抗武漢向北方的擴張才是當務之急。
袁世凱之所以迫不及待的響應日本人的請求，是因為北洋已經失去了對於陝西的控制，這樣一來即便保住了甘肅，西北地區也不復為北洋所有，因為沒有陝西的經濟支持，甘肅、寧夏、青海的經濟是沒法支撐起一支強大的武力的。
在這種情況下，北洋在西北的統治基礎實際上已經瓦解。北洋軍能夠西進，實際上依賴的是甘軍的崩潰，八國聯軍入侵時期甘軍作為朝廷的支持者遭受重創，戰後董福祥被迫隱居，甘軍編製也從32營裁併為八營，五營駐甘，三營駐陝，西北忠誠於朝廷的武裝力量開始瓦解，地方勢力開始抬頭。
楊士驤入甘雖然禮遇董福祥，但他也同樣警惕這位甘軍領袖，畢竟董福祥是朝廷的忠誠，顯然是不可能依附反叛了朝廷的北洋團體，因此楊士驤只能扶持河州馬家。
河州馬家是同治回亂中投降朝廷的馬占鰲部，雖然投降之後朝廷對這些回民武裝進行了收編分割，但是隨著甘軍的瓦解，出身馬占鰲部的各個小頭目反而變成了西北武裝力量的中堅人物了。
馬占鰲子馬安良、馬海宴子馬麒、馬千齡子馬福祥正是河州諸馬的代表人物，楊士驤在時還能壓制住這些桀驁不馴的回民將領，當其不在時，河州諸馬的野心也就萌發了。現在北洋遇到的問題就是，不僅僅武漢不肯退出陝西，武漢認為陝西不是誰的地盤，陝西是屬於陝西人民的，所以積極的推動建立陝西農會、商會和工農兵大會，從而推翻了陝西舊的官府體制，重建了一個新的行政系統。
在這個新的體制下，北洋就沒法任命官員，因為北洋的任命沒法得到地方代表的支持，最終被否決掉。動用武力，北洋又不是武漢的對手，所以陝西已經不可能在被北洋控制。
當然，陝西民眾之所以傾向於武漢，就在於北洋之前統治西北時沒有對前清的體制進行清算，楊士驤依賴這些前清官員穩定住了西北的局面，自然就不可能去清算他們，從而給陝西民眾重新分配土地及財富，這就使得陝西民眾對於北洋極為失望，認為北洋和朝廷沒啥區別，不過是改了改髮型，老爺還是那幾個，這依舊是大清國么。
而武漢進入陝西並不需要這些前清官吏來維持局面，武漢的統治方式和權力架構，甚至人才的培養都和前清是截然不同的，因此陝西的保守勢力很快就成了武漢的打擊對象，這就極大的獲得了陝西民眾的支持，因為陝西在清末已經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長期的農業開發使得陝西的自然環境已經極端惡化，過去的關中肥沃之地，現在也成了災害頻發的災荒之地，且因為陝西對外交通的不便利，使得陝西上好的田地都種上了鴉片，因為只要鴉片這種體積小价值高的商品才能銷售到中原去。
這種大面積種植鴉片的行為，又進一步壓縮了陝西的糧食生產，使得災害之年陝西民眾更加缺乏自救的能力。因此陝西民眾對於武漢帶來的改變，不管好壞都要嘗試一下，因為再不改變就真活不下去了。
事實上北洋進入西北取代朝廷後，陝西因為要支持北洋建立甘肅新軍，再一次出現了大量農民的破產，導致許多地方的土匪數量大增，社會秩序進一步破壞，就連地主都覺得日子難過了。雖然武漢主張土地改革，但是武漢能夠維持社會治安，就連地主們都不得不倒向武漢，以尋求自保。
而河州諸馬雖然依賴北洋的支持增強了自己的實力，但是在楊士驤去世，武漢進駐陝西後，河州諸馬及地方勢力就都產生了拒北洋和武漢於門外的想法。
馬安良和馬麒是覺得甘肅新軍在自己手上，憑藉這一師之兵力，足以和過去的甘軍全盛時期相比，因此他們可以憑藉此實力拒絕武漢派兵進入甘肅，畢竟武漢身後還有北洋，不可能全力對付自己，而北洋想要越過武漢控制的陝西來奪取甘肅也沒什麼可能性，所以掌握新軍佔據甘青寧三地，也可以割據一方了。
至於馬福祥和其他人，則是擔心繼續支持北洋，會導致武漢實施武力進攻甘肅，為了避免甘肅被牽涉進武漢和北洋這兩大漢人軍事集團的鬥爭，閉門自保也就成了最好的選擇。他們雖然沒有馬安良和馬麒的野心，但是在自保的心態下拒絕北洋再派人接管甘肅也就成了必然。
袁世凱於是就發覺，不明所以中北洋就丟掉了西北，僅僅是因為楊士驤病死，陝西通了一條鐵路，西北人心就拋棄了北洋了。面對這個局面，他就算再怎麼和武漢爭論，也不能把西北人心挽回了，這就迫使北洋團體不得不進一步靠攏日本，以日本為北洋的後盾，展開和武漢的對抗。
考慮到這一點，間島事件以和平解決顯然是對北洋最為有利的。在亞洲聯盟內部，一個統一的決議也終於出現，各地區的代表認為日中應當保持和平，不能夠徹底造成日中兩國的對立，這種對立將會影響到日本無產階級對於亞洲民族聯合的支持，朝鮮勞工黨不得不正式考慮起和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