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林信義而言，1908年的主要精力其實放在了兩件事上，一件是推動黃海聯合軍事演習，原本林信義主張邀請所有亞洲國家參與聯合軍演，哪怕沒有軍艦，派出觀察員意思一下也行，主要是弄出一個亞洲團結的局面來。
不過日本政府剛剛向外透露了一點風聲就遭到了英法美等國的抗議，法國人尤為激烈，因為法國人搞出來的法屬印度支那聯邦雖然控制了越南、柬埔寨和寮國三國，但是從法理上來說，這三個國家還是獨立存在的，日本邀請三國加入軍演，將會極大的強化這三個法屬殖民地的獨立意識。
英美雖然不及法國那麼反應強烈，但也對日本表示了自己的不滿，英國不希望進一步刺|激緬甸、印度的民族獨立意識，美國也反對日本把美屬菲律賓視為一個獨立國家。
迫於列強的抗議，日本海軍不得不修正了初定的軍演方案，選擇了以日中韓三國為主體的東北亞安全聯合軍事演習，一方面規避了列強的抗議，另一方面也是對列強在亞洲殖民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只不過，當這場軍演計畫剛剛確定下來，陸軍就製造了間島事件，此時距離聯合軍演的時間9月下旬已經不足3個月，這下海軍舉辦這場軍事演習的目的幾乎泡湯，反而讓列強看起了笑話。日本政府口口聲聲要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選擇，結果自己卻用武力去對付那些做出了自由選擇的朝鮮人，這顯然就戳破了日本政府在國際上自我標榜的日本負有亞洲道義責任的謊言。
山本、河原這些海軍高層或者只是不滿於陸軍的擅自行動，但是海軍軍令部的年青參謀們對於陸軍的獨走是真的恨的牙癢，他們覺得陸軍完全是把國家利益當成了兒戲，把他們殫精竭慮才制定戰略毀於一旦。聯合軍事演習可不單單是一場演習，這是日本海軍試圖爭奪南洋話語權的切入點。
林信義提出的亞洲一體論已經為這些海軍參謀們所接受，認為這正是大海軍戰略的前進路線。正是在發展大海軍這個目標下，這些海軍參謀才會把韓國加入到聯合軍演中，為的就是把韓國當做模板來刺|激南洋各民族親近日本。
但是海軍這一步還沒跨出去，陸軍就一棍子把海軍的一條腿給打折了，對於陸軍的不滿自然就成為了海軍參謀們的共識。因為這一事件，林信義主張的陸軍是海軍第一號敵人的說法徹底壓制住了革新團體內部的陸海軍同舟共濟論，這倒也算是意外之喜。
至於林信義關注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推動建立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南洲是西鄉隆盛的號，至於經濟和文化研究所則是之前海軍文化課在藝術基金會下建立的社會調查組。
名義上，林信義通過藝術基金會呼籲對政府工程應當先調查研究後立項目，實際上則是將政府工程的回扣合法化，通過一個中介機構把回扣以合法的方式轉交給左右政府工程的有力人士。
林信義的建議得到了宮內省的大力支持，因為過去這些政府工程的好處都落在了藩閥手中，他們雖然得到了天皇的信任，但也只能從藩閥手中收一些殘羹冷炙，畢竟根據憲法，宮中和府中是分離的，宮內省無法干涉政府事務，但在政治影響力上，宮內省卻並不低於政府，因為他們可以代表天皇發聲。
只是按照日本先行的體制，宮內省不能把這種影響力變現，這就讓宮內省的官僚們頗為不滿了，反對天皇機關說，正是宮內省在背後極力支撐著，也就是伊藤博文在政治上強大的聲望，把宮內省的聲音給壓制了下去。
現在林信義提出了一個讓宮內省變現權力的方式，自然就得到了宮內省的積極支持，哪怕林信義主張用西鄉隆盛的號來命名這個非官方機構，宮內省也捏著鼻子認了。
09年七月，在天皇的首肯下，西鄉從德侯爵出任了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木下尚江則擔任了常務理事，於是林信義可以通過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直接對千葉縣的經濟建設和政治改革發出聲音了。雖然是陸軍扶植起來的後藤新平，但是在南洲研究所成立之後也積極的向研究所靠攏了。
在井上馨、山縣有朋的推薦下，後藤新平於09年初接任了千葉縣知事，後藤顯然不是普通的藩閥官僚，他把自己定位為了政治家，所以他對於千葉縣的政治、經濟規劃是有著個人的一整套想法的。但是在就任了千葉縣知事後，他發覺國內和台灣做事是不同的，國內他沒有完全的權力來實施自己的計畫，而需要同各方進行妥協。
比如千葉縣知事雖然看起來代表著政府掌握行政權力，但是千葉縣議會中的本地勢力利用地方法規可以牽制他，地方上的町村自治團體傾向於代表本地勢力的地方議會而不信任代表政府的縣知事，再加上海軍及財閥通過中央政府壓制千葉縣政府，迫使地方無法干涉他們在千葉縣的建設工程，使得後藤這個千葉縣知事，幾乎形同擺設。
而在這個時候，陸軍在國內的口碑直線下降，特別是在爆出了間島事件之後，雖然有一部分愛國主義者認為不管陸軍的行動是否違背了法律，但至少他們是在維護皇國的利益，因此應該無條件的站陸軍的立場上。
但是這種論調很快就被另一種聲音給壓制住了，「如果愛國就是神聖的，那麼支持戰爭的人先把對俄戰爭的欠債給付清了。一邊口口聲聲喊著愛國，支持陸軍，一邊卻不肯把自己的土地貢獻給國家還債，這種口頭愛國者就是日本最大的敵人。」
這種聲音之所以壓制住了愛國者的言論，因為得到了廣大日本民眾的支持。一些左翼社會主義者公然發小冊子造謠，說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的股東也就692人，他們在朝鮮佔據了土地52,426町步，但是這692人幾乎都和陸軍及宮內省人士有關，普通人幾乎就是個位數，且佔有的土地少於平均數，顯然這些報紙上提到的普通人在朝鮮獲得了土地的故事，不過是政府用來欺騙國民的門面。
日本民眾知道了這一事實後極為不滿，認為國家花費了十幾億打了這場戰爭，死了八九萬人，結果卻讓那些官僚和財閥發了財，所謂的國家，到底是誰的國家？
日本內務省幾乎第一時間就開始查禁這些小冊子，並宣布這是不滿政府的過激主義者的謠言，試圖效仿俄國過激黨在日本掀起暴力革命反對天皇。只是主張謠言的政府拒絕公布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的股東名單，也拒絕公布朝鮮土地分配給了那些日本人，這就使得國民開始確信，小冊子說的是真話。
如果說日比谷燒打事件，主要是對政府的無能和對俄國不遵守戰敗國的本分爆發的憤怒，那麼這一次國民針對的就是所謂的愛國主義的質疑了，畢竟按照愛國主義者的宣傳，對外戰爭的收益是全民共享的，所以大家都應當為戰爭出力，但是現在國民發覺，他們承擔了高額稅賦和犧牲，而官僚和財閥卻什麼都沒付出，反而在戰後獲得了大量的收益，國家屬於國民顯然就是一個謊言。
政府對於國民的憤怒幾乎沒有什麼有效的應對措施，因為在調查後發現，那些小冊子都是在國外印刷然後運到日本來的，顯然在內務省封禁了平民新聞社這個過激主義者的大本營後，那些過激主義者並沒有就此消失，而是採取了更加隱蔽的行動。
這就和中國的革命黨人被清政府追捕後就跑到日本的方式是差不多的，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日本現在沒辦法要求中國方面把這些人交出來，因為中國方面認為這些日本人宣傳的東西並不違背中國的法律，最多也就是把這些小冊子運進日本是違法的，不過按照武漢方面的調查，他們得出結論，小冊子的製造者沒有實施偷運日本的行為，應當時其他日本人的牟利之舉，所以駁回了日本政府的要求。
當初清政府希望把跑到日本的革命黨的聲音封殺在國境之外，事實上證明是做不到的，現在反過來，日本政府發覺自己也不可能做到這樣的事情，因為中日雙方之間的交往是相當頻繁的，你不可能從龐大的中日貿易中去防止違禁品流入日本，這種檢查成本實在是太高了。
更何況，政府內部對於過激主義者的立場也是不同的，陸軍及宮內省的一些保守分子認為，過激主義者已經成為了動搖皇國根基的敵對分子，應當嚴厲打壓。但是海軍及一些政黨分子則主張，過激主義者不過是國民對於腐敗的官僚體制的不滿而走上了過激道路，問題在於如何讓政治清明，而不是抓捕過激主義者。
雙方的意見不一致，使得內務省在對待過激主義者的問題上顯得有些三心二意，更何況內務省還發覺，原本存放在警保局的對於社會主義分子的監視名單及資料居然消失了大半，在海軍和薩摩閥的施壓下，這件事最終不了了之，但是也讓內務省失去了對於國內社會主義分子的監控。
那些有名的社會主義分子雖然還在內務省的監控下，但是這些人不是在國外，就是已經轉向溫和的改良主義，而且和宮內省、海軍關係密切，成為了日本政壇和文壇的一股新興勢力，內務省自然不敢向過去那樣輕易的給他們栽贓。
而消失的社會主義分子，大多是中堅人物，雖然他們此前不出名，但是在工人及年青學生中具有較大的活動能力，內務省對這些人的監控，主要是防止這些人進入到強力部門中，從而變成內部的反叛分子，但是隨著名單的消失，這些人已經從內務省的視線中消失了。
當然有一位警保局的精英提出，海軍文化課的林信義中佐和許多社會主義者交往密切，在海軍兵學校推動社會主義理論的教學，甚至還可能是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者，或者這個人就是一名社會主義者。
這位精英提出報告的當天就被被內務大臣小川平吉直接下令調去了北海道一個極為偏僻的地方擔任了派出所所長，對於林信義中佐的調查資料完全被收繳，於是對於內務省消失的社會主義分子的檔案調查宣告結束，結論是一些不重要的資料被新入職的人員誤操作銷毀了。
作為日本政府用以鎮壓內部異己分子的強力部門，其內部都出現了分裂，自然就難以壓制住國民中傳播開來的反國家言論。於是，此前用以平息國內矛盾的愛國主義，今次反而讓陸軍遭到了更多國民的攻擊，國民和陸軍之間的關係如此獨立，讓後藤新平也不得不開始疏遠陸軍，尋找另一個權力支點了。
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雖然只是剛剛成立的機構，大多數國民甚至都還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但是作為已經靠近日本政治核心圈子邊緣的後藤新平來說，他知道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背後的藝術基金會實質上就是宮內省、新薩摩閥和新財閥結合起來的一股新興政治力量。
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剛剛成立，山本內閣就低調的宣布，今後任何政府投資的工程都需要先委託社會第三方進行調查研究，確保工程項目能夠取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才能立項，以杜絕一些官僚為了輸送利益而盲目進行工程立項。
這聽起來固然很好，但實際上政治圈子裡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是新勢力對舊藩閥政治的一次奪權行為，過去藩閥官僚通過興建各種政府工程，把錢輸送給財閥，然後財閥再向藩閥提供資助，從而形成了權力和金錢的結合。
在這種體制下，藩閥和財閥獲得了最大利益，其他人只能看著他們吃肉，所以民黨對於藩閥和財閥的批評不絕於耳，民黨的這種批評還得到了宮內省的大力支持，反對藩閥和財閥政治的近衛公爵差點都當上內閣首相了。
而現在的這個新制度，就是由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來決定工程立項，然後把利益分配給各政治勢力，從而取消了藩閥和財閥分肥的制度。南洲經濟和文化研究所雖然損害了藩閥和財閥的利益，但是卻獲得了其他政治勢力的支持，因此必然會成為帝國政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極。
後藤新平認為，向南洲研究所靠攏，或者更有利於自己在政治上的發展，陸軍雖然勢大，但是陸軍搞的藩閥政治已經惹起了眾怒，今後必然會逐漸交出權力，他繼續依附陸軍，未來的發展恐怕是沒有多少空間的。
對於後藤的靠攏，林信義並不拒絕，他也需要通過和後藤代表的千葉縣政府對本地勢力進行打壓，從而進一步推動千葉縣土地改革的完成。千葉縣本地勢力雖然在東京圈的政治勢力看來不過是鄉下人，但是他們在本地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土地改革損害了這些本地勢力的利益，自然波折頗多。
但是，海軍需要一個工業化的千葉縣，殘存太多小農體制，顯然是不利於海軍在千葉縣的根基的，所以林信義沒打算讓海軍吃獨食，而是選擇了和其他政治勢力分享利益。後藤新平也只是被血食吸引而來的一隻鱷魚罷了。
當然，在對千葉縣的規划上，後藤新平其實是最接近林信義的思路的，不管是推動千葉縣的快速城市化，建立覆蓋千葉縣的公路網，後藤都站在了林信義的立場上。
也正是有了後藤新平的支持，林信義才能把大量的年青學生分布到千葉縣各町村，從而形成了新土地改革法調整草案。按照農民的要求，地主保留1.5町步的土地，其他由國家強制收購，然後分配給佃戶無償耕作，這些土地歸屬於農會名下，由農會每年向國家支付本息，99年內還清。
新調整案解除了農民擔心贖買土地導致的負債問題，而農會屬於農民自治組織，也就是說農民有權選出代表監督農會賬目，因此土地的歸屬權也明確了，所以該調整案得到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地主當然是反對的。
在千葉縣、農林省、內閣的三次大討論下，最終方案是：地主所允許保留的出租土地為1町步；超過3町步的土地由政府強制收買；同時，只允許以現金繳納地租，水田地租；並強化了地主取得土地的限制性；各地負責農地收購、轉讓的委員會中，佃農成分出身的委員需要佔到人數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