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另一個時空不同的是，俄國人在辛丑條約簽訂後沒有撤兵，所以得到俄國人支持的大韓帝國主義者沒有挑起間島戰爭，畢竟在俄國人看來，整個滿洲都是俄國的領土了，還指使傀儡進攻簡島做什麼。
不過在日本和俄國開戰之後，這部分大韓帝國主義者轉向了日本，和安重根領導的抗俄義勇軍聯合在一起，越過了圖們江，當然這些懷抱著帝國主義思想的韓國軍人，並不是為了解救中國人而去的，他們試圖以出兵幫助中國的名義，佔據間島地區。
一開始，在軍中安重根主張的亞洲聯盟主義只是少數派，但隨著日軍佔領漢城後強迫韓國政府簽訂了日韓議定書，宣布大韓帝國為日本的保護國，感受到了亡國危機的朝鮮軍隊基層官兵立刻拋棄了帝國主義，開始支持安重根的中韓兄弟說。
《第二次日韓協約》的簽訂，大韓帝國的外交權被日本奪取後，就算是軍中最為堅定的帝國主義分子李敬順、徐相懋、李范允等，也轉向了民族主義。安重根所主張的，中朝之間無間島問題，獲得了義勇軍上下的認同。
而中國的情況和另一個時空也有所不同，和清政府的全面保守戰略不同，在邊境問題上，清政府以無事為上策，就是只要鄰國不提出主權要求，那麼對於越界放牧、開墾、盜採、盜伐等問題，一律交給地方官員處理，絕不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外交問題。
正是在這種全面保守思想的指導下，俄國和韓國方面才會在造成大量的越界開墾後，提出領土爭議。俄國人的邏輯就是，如果你說這片土地是你們的，那麼我們開墾了這麼多年，你們也沒有提出過正式的抗議，只是讓地方官員進行驅趕，這就說明你們的政府並不認為這是本國的領地，土地歸屬當然就存在了爭議。
所以，在清政府時期，在邊境爭端上，中國一直都很被動，因為中央政府不想惹事，又要求地方官員保護領土不被侵佔，所以邊境官員實際上是動輒得咎，強硬不行，軟弱也不行，上面沒人負責，自己又解決不了，畢竟俄國人是有著一整個國家作為後盾在推行的邊境前進政策，而中國方面則是地方官員的自行交涉。
於是在中國的陸上邊境，處處都是問題，人家是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清政府這邊則是四處救火，救不了就只好割讓土地。等待滿清退位，民國在邊境問題上就由武漢來主導了，武漢對邊境問題的主張是，保住交通便利地區的進攻勢頭，在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則堅持主張，但壓制衝突，以防止吃虧。
在這樣的思路下，中東鐵路的兩端，武漢都設立了重兵，赤塔共和國和中國方面簽署了邊境備忘錄後，武漢才開始緩和中俄邊境上的軍備，但是在濱海地區，中日雙方的對峙，其實是不斷升級的。
在這場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日軍雖然願意退出滿洲，但一度認為烏蘇里江以東應當由日軍佔領，畢竟這一地區和朝鮮北部相連，且背靠日本海，所以日軍認為自己在這一地區是佔有優勢的。
不過在原俄國濱海邊疆區的南部，實際上是朝鮮人和中國人居多，而鐵路沿線的各城鎮則大多為俄人和中國人。也就是說，俄濱海邊疆區人口最多的是中國人，其次是俄人和朝鮮人，日本人只有幾百商人在這一地區，根本無力協助日軍管理該地區。
意識到日軍有強佔濱海邊疆區的想法，該地區的朝鮮人和俄人最終都投向了中國政府，於是日軍很快就發現，想要維持對整個濱海邊疆區的軍事佔領，其費用不比戰時低多少。因為俄人和朝鮮人武裝在該地區對日軍的襲擊，加上中國方面和赤塔共和國達成協議，進一步加強綏芬河一帶的兵力，最終日方還是在談判中做出了讓步，在控制了海參崴到伯力的鐵路線後，接受共同管理，以待日後該地區民眾的公投，而中國也順勢拿走了中東鐵路以南，圖們江以北的土地，日本則獨自佔有了海參崴地區。
在陸軍看來，這一方案簡直是文官政府對於軍隊的背叛，他們在戰場上流了這麼多血，可結果得到最大好處的卻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從濱海邊疆區割走的土地，打通了一個通往日本海的通道，這顯然和獨佔日本海的軍方戰略是相違背的，且這片領土把朝鮮北部和海參崴的陸上通道給切斷了，這讓陸軍覺得自己在大陸上的國防圈被破壞了。
所以，陸軍駐朝鮮司令部一直想要推翻談判結果，認為應當把圖們江和烏蘇里江作為日本和中國的分界線，將中國人從日本海的邊緣驅逐出去，從而形成以日本列島為核心，東北亞大陸邊緣作為國防絕對防禦圈，從而保證日本列島的絕對安全。
所以，這一次在間島挑起日中衝突，可謂是陸軍上下同心，同時也是沿著日本列島絕對防禦圈的思想設定的方案，而這一計畫的負責人正是長州派的後起之秀-田中義一。
不過田中義一也清楚，當前不是日中全面開戰的時機，所以他在計畫中也特彆強調不得對圖們江和中東鐵路之間的濱海南部地區發起進攻，雖然這一地區同樣是朝鮮反日勢力的根據地，但是在日中談判中，日本已經承認該地區為中國領土，因此向這一區域進攻就會變成入侵事件。
選擇間島挑起日中衝突，除了間島歸屬在日中之間沒有定論外，重要的是，這一次的衝突是為了應對日本國內政治各方對陸軍施加的壓力，不是為了把日本拖入新的戰爭，所以需要限制衝突的上限。當然，作為一名日本人，認為中國和朝鮮之間的邊境問題沒有得到日本的確認就屬於爭議，這本身就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思考方式。
而日方動用了一個大隊加上幾百名警察越過圖們江進入間島地區抓捕抗日分子的時候，安重根此時正在吉林，和吉林工農兵委員會的負責人討論將吉長鐵路向東延伸到圖們江的鐵路建設計畫。
從印度歸來之後，安重根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接受了林信義給他灌輸的思想，殖民地人民想要反抗宗主國獲得獨立，實際上依賴的不是戰勝對手，而是在經濟上拖垮宗主國的財政，從而引起宗主國內部的政治鬥爭。
林信義主張，農業國是沒辦法和一個工業國展開正面對抗的，特別是一個基本建立了工業體系的工業國家，雙方如果展開正面對決，那麼農業國在經濟上和人力上都將處於劣勢，當大量的青壯戰死後，農業經濟就會崩潰，從而只能接受工業國的殖民統治。
所以，殖民地反抗宗主國，一個是通過破壞宗主國的殖民統治能力，使其在殖民地的投入大於其掠奪的財富，從而使得宗主國內部出現反對殖民的輿論；另一個就是要發展殖民地的工業力量，儘可能的縮短和宗主國之間的工業力量差距。
這是林信義用以指導印度民族對抗大英帝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思想，把這一思想用在朝鮮對日本的抗爭上其實也一樣是成立的。只不過日本距離朝鮮半島的距離和日本人口對朝鮮半島的優勢，不能把安重根在印度的經歷照搬，所以他很快就徹底的轉向了亞洲聯盟主義，只有在這一聯盟主義下，中國才能變為朝鮮獨立鬥爭的大後方。
武漢在對俄作戰中取得了輝煌勝利，也進一步堅定了安重根對亞洲聯盟主義的信心，因為他當初前往武漢的時候，武漢也只是滿清治下的一個南方經濟重鎮，以田均一為首的勞工黨在當地才剛剛推動工業城市的建設，但是等他從印度返回時，武漢已經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後勤基地，憑藉著武漢的工業生產能力，中國的革命力量不僅打垮了滿清王朝，還把俄國這樣的強大帝國主義從滿洲驅逐了出去。
因此安重根在聽到了日韓保護協議後，並沒有如那些民族主義者那麼的憤怒，整天想著擴軍和日本人交戰，然後恢複朝鮮三千里家園。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究竟朝鮮什麼地方才是朝鮮的武漢。
然後安重根發現了一個事實，就是朝鮮的縱深近乎沒有，在掌握了制海權的日本面前，沒有一個適合做朝鮮的工業城市的，所以朝鮮想要一個支撐得起獨立戰爭的後方基地，只能放在中國境內。
但是和朝鮮北部接壤的地區，丹東周邊直接在朝中鐵路的幹道上，不管中日都不會允許在這裡出現一個朝鮮人的工業中心，那麼就只有圖們江一線的中國領地，這裡因為交通不便，朝鮮移民佔了當地人口的一半，適合於建立一個朝鮮革命的後勤基地，就是因為交通不便很難發展工業。
於是安重根在這場戰爭將要結束時，並沒有把精力集中於建設國內的根據地，而是集中於推動吉林地區的鐵路和工業建設。正是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吉長鐵路越過了齊齊哈爾-白城-通遼-瀋陽鐵路的修建計畫，1908年初就開始動工了。
中國方面想要優先建設齊沈線，目的是為了開發沿線的荒地，而安重根主張吉長線優先，是為了吉長線向東延長，從而把延邊地區納入東北鐵路網，擺脫日本控制的海上通道，從而為延邊地區的工業化打下交通基礎，同時也有利於吉林邊境的國防安全。
安重根的主張得到了吉林本地人的大力支持，在中東鐵路沒有建設之前，吉林的政治和經濟中心都在長白山下的吉林船廠，這是一個以林業經濟發展起來的城市，鐵路開通之後，吉林的水運優勢被鐵路抵消，長春開始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如果不是俄國人開啟了對滿洲的入侵，那麼長春應當會和哈爾濱一樣，作為鐵路的樞紐城市成為東北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從而取代吉林城。因此，儘快建立一條鐵路把吉林和中東路連接起來，就成為了吉林人迫切的需要。
安重根也沒有預料到，日本人居然會在這個時候在圖們江邊境挑事，他立刻意識到，這反而是推動吉長鐵路向東延長的好時機，在日本人的威脅下，這條鐵路的重要性被提升了。
安重根的判斷是正確的，之前對吉長鐵路向東延長段的討論遲遲得不出結果，是因為東北本地代表和關內派駐東北的官員意見相左，對於關內官員來說，優先發展長春以西地區的交通建設，把東北和內外蒙古、山西的鐵路線路聯繫起來是最重要的，這樣的建設方案可以儘快的把滿蒙地區和關內聯繫在一起。
而本地代表則更注重邊界上的安全，如果不能保住邊境的安全，那麼吉林將會在外部勢力的不斷壓迫下，變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即便最後國家把外敵驅逐出邊境，吉林作為一個整體的政治團體也不存在了，他們只能完全聽命於關內的解放者。
吉林本地人對於朝鮮移民在延邊等地的不斷增加也是感到擔憂的，要是沒有鐵路把大量的移民輸送到延邊等地，那麼日後這裡都是朝鮮人，這塊地方到底還算不算中國的領土？所以，安重根主張先建立吉長鐵路的東向延長段，自然得到了他們的極力支持。
而日本軍警衝進間島的行動，也使得武漢改變了立場，決定優先建設吉長鐵路向東延長線。得到了這個結果之後，安重根才趕回延邊地區，親自去勘察日本軍警對該地區朝鮮居民點的破壞程度。
日本人在初期打了朝鮮人和中國人一個措手不及，但是隨著中國邊防軍隊反應過來，立刻和朝鮮義勇軍展開了反擊，錯誤的估計了朝鮮義勇軍裝備的日軍也吃了個大虧，然後退回了圖們江南岸。
安重根抵達龍井村後，立刻召集了邊防軍和義勇軍的將領，表示需要打過圖們江去，徹底的解除日軍在咸鏡北道的統治。他的主張得到了義勇軍將領的支持，但卻遭到了邊防軍將領的質疑，因為他們還沒有得到命令渡過圖們江。
安重根拿出了武漢發給自己的授權電報，向邊防軍解釋道：「武漢工農兵委員會認為，日方既然已經撕毀了雙方達成的默契，那麼我們就必然要做出反擊。第五師和第十一師將會增強綏芬河到雙城子一線的兵力，以牽制日軍在濱海邊疆區的行動，而我們的任務，就是把日軍從圖們江趕下海，在咸鏡北道建立一個義勇軍控制的解放區…」
義勇軍將領李范允對此質疑道：「什麼是解放區？你的意思，難道是不再承認大韓帝國了嗎？那麼這把陛下置於何地？」
安重根看了房間內的朝鮮人一眼後，斷然說道：「李完用以陛下的名義否認了海牙密使的身份，這說明陛下已經完全被日人變成了傀儡，如果我們再視自己為大韓帝國的下屬，那麼在國際上根本得不到支持，因為日人會以陛下的名義宣布我們是叛亂分子。
所以，想要對抗日本吞併朝鮮的行動，我們就必須要拋棄大韓帝國，以朝鮮人民的名義去爭取獨立，獲得國際認同。這不僅僅是我的看法，也是朝鮮勞工黨的主張…」
李范允等朝鮮將領頓時說不出話來了，朝鮮勞工黨是安重根歸國後建立的，在一干獨立團體中雖然開始不顯眼，但是現在卻成為了義勇軍內部最大的團體，因為勞工黨主張土地改革。得到了農民和底層士兵的支持，且勞工黨又有著中國和俄國方面的支持，獲得了大量的援助，因此許多獨立團體最後都解散加入了更有前途的朝鮮勞工黨。
對於李范允這些民族主義者來說，雖然他們支持民族獨立運動，但一直都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為這對於地主們太過苛刻，有可能使地主們倒向日本人。同時，大多數民族主義者還是君主制度的擁護者，一直反對放棄對大韓帝國的效忠，另外成立獨立的朝鮮人民的國家。
他們的主張其實也得到了一部分朝鮮勞工黨成員的同情，比如安重根的副手李相高，李相高出身慶州名門，和政府中維護國權的高官李裕承是親戚，他加入安重根的義勇隊，但依然保持著對於朝鮮王室的尊崇，因此雖然他承認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反對脫離大韓帝國另外建立一個朝鮮。
只是，隨著日本侵吞朝鮮的局面形成，李相高也終於改變了立場，認為大韓帝國已經沒法存在了，繼續尊崇朝鮮王，只會讓大家變成亡國奴。失去了勞工黨內部的同情者，李范允等人顯然是沒法和掌握軍政大權的安重根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