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戰爭結束後，歐洲人已經把這場戰爭命名為東亞戰爭，不是日俄戰爭，也不是中俄戰爭，因為這場戰爭已經把東亞勢力完全捲入了進去，並展現了日本和中國的戰爭潛力，就連朝鮮人在吉林都有了一些不錯的戰績。
這場戰爭的結果其實相當於告訴了列強，除了英法德美幾個大國外，其他所謂的列強已經不足以在東亞發出自己的聲音了。事實上連法國人也放棄了對於長江以北事務的干涉，只是在這些地區上選擇了支持英國的立場。
因為法國人知道，自己在東亞動員起來的力量還不如俄國，而和俄國相比，法國海軍需要在近海保衛的利益太多，根本不可能把主力派來東亞和日本人對抗，至於陸軍也沒法如俄羅斯那樣動員數十萬軍隊通過鐵路來到遠東。
所以法國政府現在關心的不是自己的在華利益有沒有被侵犯，而是要考慮自己在亞洲的法屬殖民地會不會被日本和中國聯手奪走，過於強調法國在中國北方的利益，很顯然會遭到日本和中國的敵視，有可能會引發第二次東亞戰爭，這一次日本和中國的目標就可能是法國。
法國人之所以有這樣的危機感，因為日本人在金蘭灣襲擊了俄國艦隊，不承認是冒犯了法國的利益，而日本艦隊出擊金蘭灣的海軍基地是海南島而不是台灣島，這就讓法國人意識到了危險。假如日本和中國否認了法國對於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權力，那麼法國壓根就沒有力量保衛這塊殖民地。
於是在東亞戰爭結束時，法國人對於東北亞事務的插手直線下降，法國駐華公使對於北京的外交官也客氣了許多，不再動輒以巴黎的名義威脅北京政府必須接受，辛丑之後法國外交官幾乎把北京當成了自己的下屬單位，都是下達通知而不是進行外交磋商的。
但是在俄國人失去了遠東的權益後，法國人終於意識到，憑藉法國單獨的力量，實際上是無法迫使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東亞地區低頭的。即便現在歐洲的德法矛盾沒有激化，法國也沒有這樣的實力在遠東打一場東亞戰爭規模的大戰。
法國政府和外交官是現實的，雖然法國人的高傲性子不容許他們向黃種人低頭，但他們倒是很自覺的約束了自己的行為，沒有如英國人那樣虛張聲勢。
英國外交雖然以手腕靈活而著稱，但是這種靈活性只存在於歐洲，在對待歐洲以外的國家和民族，英國外交慣用的手段是欺詐和恐嚇。日本外交其實就是學習的英國，只不過日本人的性子實在不如大英紳士那樣能屈能伸，英國人在發覺自己的欺詐和恐嚇被識破後，還是會老實的調整策略，但是日本人卻會為了面子堅持，直到撞上南牆為止。
而朱爾典似乎是在中國待得太久，已經有些忘記自己身為英國人的一種風範了，即便這場戰爭已經證明了中國內部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英國在歐洲也陷入了克里米亞戰爭以來最大的危機，但是他還是心存僥倖，認為中國人還是那些中國人，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裡變成文明人。
因此在東亞戰爭的結果出來之後，朱爾典依然試圖維繫住英國在東亞秩序上的主導身份，除了試圖分離日本和中國接近的不利局面外，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扶持袁世凱為領袖的北洋集團。
和莫里森這樣的文人不同，莫里森認為民主可以制約武漢，所以他更傾向於支持孫文領導的廣東同盟會和梁啟超等人組織的保守黨，試圖在國會內和武漢的勞工黨展開對抗。但是朱爾典以自己在中國的幾十年工作經歷，認為東亞的問題最終還是需要通過武力來解決的，民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因此他雖然同意給與孫文和梁啟超一些支持，但主要的希望還是放在了袁世凱身上，希望這個被各國外交官所公認的軍事強人，能夠完成類似於阿米爾尼扎姆一樣的功業。作為愷加王朝的中興者，阿米爾尼扎姆一開始得到了英國人的支持，並成功的遏制了俄國對於波斯的吞併，只不過這位波斯改革者在之後把目標轉向了英國在波斯的利益，最終被英國人放棄，從而中斷了波斯的近代化。
雖然阿米爾尼扎姆對波斯的改革是失敗了，但是對於英國人來說則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動，正是阿米爾尼扎姆的改革阻止了俄國吞併波斯，才迫使俄國人不得不轉向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的領地，俄國人認為停止在波斯的行動有利於緩和和英國的矛盾，但是沒想到卻因此讓俄國和法國在巴爾幹半島發生了衝突，而英國也趁機出手把俄羅斯帝國自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擴張勢頭給打了下去。
朱爾典試圖在中國複製前輩們在波斯干過的外交詭計，讓袁世凱領導的北洋集團去阻止武漢統一中國的希望，而一個內部分裂的中國，顯然是沒法獲得日本的友誼的，朱爾典比其他人更了解日本人的野心，如果中國沒有自保能力，那麼日本就會像吞併朝鮮半島一樣，在中國領土上咬下一大塊。
至於美國人，他們在中國問題上倒是更傾向於莫里森的民主化，當然這是官方意見，對於美國商界來說，在華美國商人主張維持辛丑時期的列強一致原則，而美國國內的各個財團則更在意中國市場的機會，可以說美國的外交是分裂的，完全沒有一個主要的方向。
這些列強在外交上的表現，自然也讓北洋內部出現了分歧，袁世凱通過權力把小站練兵時期聚攏起來的軍人勢力和留美學生結合在了一起，再加上繼承了部分淮系軍政遺產，最終形成了現在的北洋團體。這個團體實際上還是以北洋軍事集團為主，留美學生和淮系人員為輔，大家都只認袁世凱這個領袖，各派系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團體意識。
比如北洋團體內資格甚老的王士珍，他對於北洋系的影響力僅次於袁世凱，略高於段、馮兩人，但王士珍效忠清室反對共和，反對北洋團體和武漢聯合逼宮，只是王士珍在北洋團體內雖然影響力不小，可是在經歷過了和武漢軍隊共同作戰後，以段、馮為首的北洋將領認為只有和武漢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為真的開戰，北洋必敗無疑。
哪怕思想上同樣親近大清的馮國璋，也是不願意為滿清陪葬的，他曾經在北洋將領的內部會議上公開承認，「大清雖然對我們有恩，但實際上已經為國民所唾棄，如果我們繼續打著大清的旗幟去和武漢對抗，那麼不要說南方人會反對我們，就是北方人也不會支持我們。」
馮國璋講這番話的時候，東北滿人發布宣言：反對清室出關。連滿人都不肯支持大清了，他們這些漢人還為大清賣什麼命？雖然還有幾個王公試圖撇開光緒，打算給光緒找個繼子來作為大家效忠的對象，但是這種行為連保皇派都不支持。
所以北洋團體雖然在清帝退位之後成為了北方第一勢力，看起來遏制住了武漢統一全國的勢頭，但是這個北洋團體內部的派系鬥爭並不亞於南方民黨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袁世凱對他們的威望要超過孫文，畢竟袁世凱手上有著一支北洋軍，而孫文只能靠著三民主義來維持黨內團結。
不過在武漢勢力不斷擴張的局勢下，北洋團體內部的滿清遺留派影響力越來越小，這倒是使得袁世凱的威望越來越高，倒是讓北洋團體多了幾分凝聚力。北洋團體內部的滿清遺留人員影響力不斷減少，和北方地主階級遭到武漢打壓是分不開的。
之所以王士珍等效忠清室的滿清支持者在清帝退位後還能保持著影響力，因為一開始清帝退位只是從法理上瓦解了滿清的統治，可是北方的經濟體制和基層社會治理幾乎沒有變動過。也就是說，滿清時控制北方鄉間的是那些人，那麼現在還是這些人控制著北方的鄉村。
對於這些鄉間的地主們來說，為了確保農民不會因為覺得改朝換代就能對自己的權力提出質疑，他們一方面標榜舊的道德傳統才是最好的，一切新事物都是敗壞人心的壞東西；另一方面則公開表示繼續效忠滿清，恐嚇農民要是不守規矩，等大兵打回來，都要把他們拉去砍頭。
這種社會上的保守風氣自然也就對北洋軍隊內部造成了影響，讓北洋上下覺得滿清的氣數似乎還沒有完全消失，自然也就對這效忠滿清的遺老遺少客氣了幾分。但是武漢掌握的國會在進一步推動了北方控制區的土地改革政策後，又頒發了一條禁令，嚴禁任何保留滿清傳統的人員擔任公職，之後更是把禁止令擴大到了直系親屬。
也就是說，只要你的直系親屬中有一個遺老遺少，那麼就不能擔任公職和軍職，連競選議員都沒有資格。憑藉這條禁止令，國會一舉驅逐了數十名支持滿清的舊士紳代表，從而將國會中的保皇黨給幹掉了。梁啟超因此支持君主立憲，也差點被除名，不過在其他民黨議員的勸說和梁啟超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自己非保皇派，也非遺老後，勞工黨代表才沒有堅持把梁啟超除名。
勞工黨這種和保皇派毫不妥協的戰鬥，讓許多投機者立刻劃清了和保皇派的界限。滿清遺老這個名詞迅速的被污名化了，清帝剛剛退位時，滿清遺老還能得到一些社會人士的承認，覺得他們還是有氣節的，但是在勞工黨把遺老打成保皇派，視為中國最反動的封建地主群體後，就沒什麼人再稱讚這些人的氣節，而是把這些人視為了頑固的和人民為敵的反動派。
遺老們試圖按照明末，或者說歷代改朝換代的規則，一方面維持自己對前朝的效忠，一方面讓子孫在新朝尋找出路，但是因為滿清是一個異族政權，且對中國有著極大的罪惡歷史，他們的效忠不僅沒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名望，反而在初步激起了民族意識的民眾中招來了極大的厭惡。
當社會輿論對保皇派持猛烈的攻擊姿態，北洋內部對於這些標榜始終效忠大清的將領，自然也就沒那麼的尊重了，至於下面的士兵們，因為逐漸接受了武漢軍隊的宣傳思想，也對這些不幫漢人革命而懷念滿人皇帝的將領產生了鄙夷之情。
雖然這對於袁世凱來說是一件好事，自從他和武漢聯手逼迫清室退位後，京城輿論對他的評價就沒好過，連帶著軍中一些保皇派也對他頗有意見。但是現在么，因為社會輿論對於遺老們的批判，反而統一了軍中的思想，對他的風評有了一些好轉，至少稱呼他活曹操的聲音小了許多。
只是袁世凱雖然在社會上的輿論有所好轉，可是面對武漢迅猛發展的勢頭，他也還是覺得自己有些趕不上了。袁世凱的感嘆是對於武漢的鐵路建設發出的，截止1908年，中國境內鐵路突破9600公里，其中關外2500公里不算，關內鐵路至少有5000公里在武漢的控制區內，北洋控制區內的鐵路里程不及武漢控制區的三方之一，且北洋政府還不是單一管理者，而武漢已經完全控制了治下的鐵路，外國投資者只有分紅，而無管理權。
其他工礦產業能否賺錢，袁世凱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鐵路的利益是很高的，國內鐵路的投資回報率大概在8-9%之間，這遠遠超過了國外的6%，如英國這種交通極為發達的地區，鐵路盈利實際上下降到了4%以下。
所以，鐵路的固定收益，實際上已經超過了鹽稅，和海關關稅一樣成為了政府穩定增長的來源。北洋政府想要和武漢對抗下去，就需喲在關稅和鐵路利益上壓制武漢，至於傳統的田賦和鹽稅，已經沒法支持新式陸軍的建設了。
但遺憾的是，在海關關稅的控制權和鐵路建設上，北洋都落後於武漢。英國人雖然支持北洋，但是卻不肯掏出真金白銀，哪怕是鐵路和關稅這種從中國人身上拔的羊毛，英國人也不肯交給袁世凱，而打著借款的名義，試圖日後要袁世凱支付利息。
朱爾典在他們鼓吹大英帝國對他的支持，聽起來很美，但是朱爾典能拿出的實質性的資源，還不如日本人。正如段祺瑞向他抱怨，「英國人完全是空手套白狼，整天鼓動我們去對付武漢，但是想要口吃的，他們都給的不痛快。」
段祺瑞可不是主張和武漢和解的將領，雖然他是支持和武漢合作要求清帝退位的將領，但他也主張武漢市北洋團體最大的對手，雙方不可能一直保持合作，因此他也支持接受英國人的資助擴大軍隊，尋求以武力解決武漢的契機，但是英國人的小氣，讓段祺瑞都有些失去信心了。
其實在袁世凱看來，英國人已經不算小氣了，如果照著英國人對待日本人的方式，那麼英國只可能給北洋購買軍械的機會，而不是提供無償資助或低息貸款。朱爾典能夠給北洋弄來一批無償援助，又肯讓海關把關余交給北洋，確實是儘力了。
當然，相比起德國人對於武漢的支持，英國人看起來就有些杯水車薪了。只是不要說袁世凱不明白，就連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搞不懂，為啥德國人這麼不遺餘力的扶持武漢，畢竟對於不掌握海權的德國來說，他們現在在中國投資的越多，今後越是難以保住自己在華的利益，英國人不相信歐洲一旦爆發戰爭，武漢還會老實的遵守和德國的約定。
但是，他們的猜測阻止不了德國和武漢的合作，更是讓袁世凱沒法按照朱爾典的建議，以武力解決武漢。武漢勞工黨又不是孫文這些民黨，不要看孫文的民黨現在控制了廣東，但是孫文領導的同盟會內部就是一團糟，廣東的軍隊更是混亂，不僅沒有統一的指揮，各支軍隊連效忠的對象都是不同的，有支持同盟會的，也有支持本地士紳的，也有向外省勢力靠攏的。
要是武漢和廣東一樣亂，那麼袁世凱狠一狠心，向公使團借上一大筆錢，直接和武漢攤牌，搞不好就真的用武力解決了。但是武漢現在背靠德國，自己發展的又不錯，袁世凱壓根沒把握能打的過對方，甚至連財務上都贏不了，因此他對於朱爾典的勸說，也是隨口敷衍，完全沒有真的去實施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