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覺得林信義提出的這個解決辦法雖然顯得過於軟弱了，但確實可以拿了一用，至少比陸軍的強行征服的策略要節約資源，陸軍的強勢鎮壓之策其實就是抄的歐洲殖民落後地區的政策，英國人憑藉著這套武力征服策略最終從區區三島之地變成了現在佔據世界四分之一陸地的大英帝國。
作為英國人的好學生，日本人自然就把這套對外殖民的理論變成了建立大日本帝國的基石，也就是因為英式民主和日本的天皇制度有著極大的衝突，所以對於如何效仿英國政治制度出現了分歧，才使得日本的對外殖民理論遲遲難以成型。
按照英式殖民理論，英國人通過輸入先進的文明換取了殖民地的統治權，日本要是照抄的話，那麼殖民地體制就要學習英屬海外殖民地，建立起獨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殖民地政府只是向天皇而不是向日本政府和議會負責，這對於日本的政治精英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一點。
但是按照日本傳統政治的辦法，把海外殖民地視為新領土來擴張，那麼這個成本又未免太大了些，那些原本社會中的上層精英對於自己地位的滑落充滿了憤怒，轉而都變成了反日分子。比如台灣到現在還是軍事統治，台灣民眾的叛亂就沒有停止過。
因為此種軍事征服政策，實際上就是把本地居民全部當成了二等公民，不管你過去在當地多麼有名望，在一個普通日本人面前也是低人一等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自然會帶來經濟上的壓迫，日本人在本地從事任何行業都獲得了軍隊和法律的保護，本地人除了讓出生計外並無其他出路可走。
於是在滿清治下還懷念大明的台灣人，在日本人統治了幾年後就全面轉向了中國大一統思想，認為滿清也是中國的合法王朝，因此台灣還是應當回歸中國。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就在於台灣人意識到在日本人的統治下他們已經失去了自我，除了我們日本之外，他們不能再有我們台灣的意識，而日本人並不認為他們是真正的日本人，就和琉球人一樣，不過是被強迫改名的外人。
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就是，台灣人在日本比在台灣更受法律的保護，因為日本的法律主要針對罪犯，而台灣的法律主要針對具有台灣和中國意識的反抗分子。所以台灣人在台灣天然就是法律針對的群體，到了日本反而還有了被法律保護的權利。
相比之下，海軍代為管理的棉蘭老島反而是最為和睦的海外殖民地，因為海軍幾乎沒怎麼管理，在地方上承認了當地族群的自治權，在經濟上選擇了和華人合作，海軍在棉蘭老島做的事情就是修路、建設港口和調解族群糾紛，此外就是和各自治村落合作開發建設橡膠園和油棕園，在這種寬鬆的管理下，棉蘭老島反而從一個極力反對外來者的動亂地區變成了能夠和外來者和平共處的地區。
可以說，棉蘭老島是日本投入資源最少，但秩序卻較好的海外殖民地，僅次於被日本吞併了幾百年的琉球群島，琉球處分雖然是維新政府做出的，但薩摩藩控制琉球卻在明末，所以當維新政府下達琉球處分時，琉球島上幾乎沒什麼動蕩，因為琉球人已經接受了日本人的統治，無非是那些作為門面的琉球精英感到了不滿，但是他們此時想要反抗已經得不到下層民眾的支持了。
但是很顯然，琉球的征服難以複製，因為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別說一百年，就是十年都可能出現巨大的國際秩序的變更，所以想要學習英國的殖民擴張來壯大日本的實力，其實已經是一條絕路。因此林信義提出的，承認朝鮮民族的獨立權力，只是暫時統治朝鮮，才是最有可能獲得穩定統治朝鮮的方案。
伊藤博文對於這一方案有所擔憂的地方，就是難以讓軍部和國民中的大日本主義者接受，因為他們想要的顯然不是一段時間內的統治權。對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如果只是為了獲得一段時間內的統治權，那麼日本人現在在朝鮮置辦的產業日後該怎麼辦？朝鮮人獨立後難道還會容許我們繼續保留這些土地和礦產嗎？」
對於伊藤博文的擔憂，林信義實在沒法產生共鳴，強佔來的土地和固定資產，在離開時當然不可能保留下來，但是朝鮮的獨立難道是日本給與的恩賜嗎？是因為沒法繼續統治下去了，日本才會不得不承認朝鮮的獨立，所以朝鮮人收回土地和固定資產，本就是理所應當的。
伊藤博文的這種擔憂，就和那些滿清遺老鼓吹民國繼承了大清的遺產一樣可笑，好像滿清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滿人自己主動交出了政權，失敗的外來征服者能夠保留生命和私有財產就已經是本地民族最大的仁慈，哪裡還有什麼大清的遺產呢？
沒法和伊藤產生共情的林信義只好反問道：「從國民身上拚命搜刮來的資源，最終就是為了讓一部分人佔有朝鮮的土地當地主，那麼他們究竟是在掠奪朝鮮的民眾，還是在壓迫本國的國民？光靠種地和挖礦，能夠填補國家為佔領朝鮮投入的巨大資源嗎？
日本在朝鮮問題上所損失的政治信譽，更是難以估量。這種武力征服的殖民主義，在當前的時代，就是一種入不敷出的愚蠢之舉，還令日本完全失去了國際上的形象，變成了帝國主義的一員。日本的對外關係只剩下了利益，沒有了道義。」
伊藤博文聽林信義這麼講，不免有些奇怪的向他問道：「你不是曾經說過，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道義，只有永恆的利益嗎？」
林信義卻反應迅速的回道：「我當時是站在英國的立場上對英國外交進行的分析，並不代表我認同這一外交立場。對於世界頭等列強的大英帝國來說，確實可以只講利益不談道義，但大英帝國同樣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亞協議所建立起來的條約體系，而這一體系實質上就是大英帝國的道義所在。
各國之所以能夠在條約體系下保持基本的國際秩序，就是因為英國人把自己約束在了這一體系之下，而不是超然於體系之上，所以尊重條約體系就是大英帝國在外交上的最大道義，至少各國都知道英國人確實能夠遵守自己簽署的條約，哪怕之後撕毀這些條約，也會找出借口而不是毫無緣由的廢棄。
正因為大英帝國基本遵守了自己簽署的條約，所以當前的國際秩序才能建立在條約體系的基礎上，而不是混亂無序的亂戰。從這一現實的結果來看，雖然大英帝國的外交不談道義，但實際上他們對於條約體系的維護，就是最大的道義所在，而這種道義也保證了大英帝國對於國際秩序的領導力。
日本作為列強中最弱小的一員，既不能依靠武力對抗國際秩序，又不肯尊重自己所簽署的條約，那麼日本遲早會變成各國眼中的另一個俄羅斯，一個試圖用武力破壞國際秩序的搗亂者。所以，一個國家的對外形象，就長期來看，才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利益。
然而今天的日本外交，我看不到有人關心日本的國際形象問題，只是急功近利於短期的利益，似乎只要吃完了面前的這一餐，以後日本成為國際公敵也無所謂了。更為可笑的是，這種短期的利益甚至都沒有讓全體國民受益，不過是讓一部分人得到了好處。
這就是我反對對朝鮮採取強行征服的方案的根源，因為得不償失…」
兩人的談話到了這一地步，伊藤博文也終於理解了林信義在對外政策上的基本立場，那就是林信義和他們這些早期開國派的想法完全不同，也不認同以華夷變態為基礎的東亞興起論，林信義想要的是一種類似於歐洲條約體系在東亞的複製，即承認亞洲各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亞洲主義，以此來對抗歐洲中心論。
這一設想確實要比他們這些早期的開國派或華夷變態說的東亞合併論要更加的現實，早期的開國論其實就是認同了歐洲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其他地區只是被動的承接文明，所以想要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就需要脫亞入歐，因此需要對日本的文化、政治進行徹底的歐洲化。
這種全盤西化的思潮在鹿鳴館時代達到了巔峰，但卻激起了國民對開國派的全面不滿，也因此動搖了國民對於天皇制國家的支持，出現了大批的自由民主主義者，制定憲法、召開議會變成了民權論者最為有力的武器，因為這就是外國政治最基本的東西。
為了避免天皇制度的垮台，伊藤博文等開國派又不得不轉向支持國權派，從而把激進的脫亞入歐主義者趕出了朝廷，而之後國粹主義開始風行，於是就有了以華夷變態為基礎的大東亞合併主義者的誕生。但是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除了日本人之外真沒有什麼朝鮮人和中國人支持大東亞合併。
中國雖然有一小部分知識分子支持大東亞主義，但他們更傾向於中日朝三國的同盟，而不是徹底變為一國，因為中國人不能接受大清皇帝居於天皇之下，在滿清退位之後，支持共和的中國大東亞主義者則進一步主張要以中國為大東亞的主體，而不是日本，這就使得日本的大東亞合併論徹底失去了前路，因為日本的政治精英顯然沒法接受被中國合併。
所以，此時的日本政府的東亞外交政略實際上變成了見機行事，根本就沒有一個長期目標。林信義在這個時候提出以條約體系重建亞洲主義，反倒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案。只不過這一方案的基礎，就是對朝鮮問題的處理，承認朝鮮民族有獨立的可能性必然會引來陸軍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不滿，但是不承認就沒法建立起東亞條約體系的互信基礎。
伊藤博文和林信義的這場談話，很快就成為了1909年初伊藤派內部最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在伊藤博文卸任政友會黨首一職後，實際上伊藤博文就沒有再制定什麼長期目標了，伊藤派正處於一種思想上無所適從的階段。
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把精力放在了樞密院的權力擴張上，末松謙澄則把精力放在了對外宣傳日本的文化上，而西園寺公望則秉持伊藤的要求控制著政友會，但事實上政友會的權力正在向原敬集中，西園寺自己也越來越倚重這個黨內的幹才。
當伊藤博文把自己和林信義討論的東西拿出來讓這些親信進行評價後，這些伊藤派的骨幹們頓時從表面上的團結走向了分裂。
伊東巳代治堅決反對朝鮮民族有獨立的可能性，他認為這不僅會讓伊藤派和山縣派形成徹底的對立，也會進一步加劇朝鮮人的反叛心，畢竟一旦心存希望，就不會有人接受強權。伊東拿滿清對中國的統治為例，認為如果不是滿人對於中國人的強勢鎮壓，那麼滿清不會存在比蒙元更久，正是剃髮易服讓中國人完全看不到復活漢人文化的希望，才能讓滿人的統治達到了一個正常的漢人王朝的統治時間。
西園寺公望則認為承認朝鮮民族的獨立如果可以降低朝鮮人的反抗行動，那麼就是可行的，作為一屆首相，雖然西園寺在政治上沒能發揮就下了台，但他的視角和伊東顯然是不同的，他需要從責任政府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他認為當然日本最大的問題是在內部而不是在外部，繼續壓迫國民而把資源浪費在海外，最終會形成兩頭落空的局面。
西園寺以棉蘭老島和台灣島舉例，認為日本雖然在棉蘭老島沒有獲得完全的管理權，可是日本對於棉蘭老島的投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事實上棉蘭老島的財政已經實現了平衡，而台灣島則依然需要國內進行大額補貼。
西園寺最後說道：「朝鮮半島的人口差不多是日本人口的一半，我們如果像補貼台灣一樣補貼朝鮮半島，那麼國內承受重稅的農民只會越來越不滿。更何況，就算是用武力征服，我們現在也只能對地勢較為平坦的南面進行鎮壓朝鮮人的暴動，在北面的群山之中，陸軍也一樣束手無策，因為朝鮮的游擊隊能夠隨時退到中國境內修整，難道我們要縱容陸軍向中國開戰嗎？我堅決反對和中國開戰，我國財政沒有這個能力，各國也不會支持我們，這是自殺計畫。」
西園寺公望的堅決，很難說是反對和中國交戰多一些，還是對陸軍的獨走可能性更警惕一些。末松謙澄立場緊跟伊藤博文，而金子堅太郎則擔心亞洲主義會引發歐美對於日本的警惕，他認為日本或日中為基礎建立的亞洲同盟，都不可能和歐美相抗衡，因此他從根本上就反對亞洲聯盟的主張，強調日本應當遵守國際秩序，而不是成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
不過這場伊藤派內部的爭論，確實代表著原本沉寂下來的伊藤博文，在政治上又有了一些新的目標。伊東巳代治其實頗為擔心這一點，畢竟在他看來，伊藤博文現在最好只是充當伊藤派的門面，而具體的事務應當交給他們這些年青人來處理了。
雖然在個人關係上，伊東是尊重伊藤博文的，但是在政治上他認為伊藤博文不應該再管過於具體的事務了，這一點上他和桂太郎倒是有著相同的心態，都覺得現在真正負責派系事務的是自己，而不是那些元老，元老們如果胡亂出聲的話，就等於是在動搖他們在派系中的權威，因此伊東才會如此極力的反對伊藤博文對於朝鮮問題提出的新思路。
所以伊東最後還是偷偷摸摸的把伊藤派內部的討論透露給了山縣有朋，當然他假稱是海軍的想法，其實他這麼說也不能算錯，畢竟林信義確實是海軍中的一員，這一討論的方向也有利於海軍所主張的亞洲新秩序，怎麼看都是海軍受益的方案。
不過伊東的行為又惹惱了桂太郎，在桂太郎看來自己才是山縣派負責具體事務的，伊東動輒繞過自己和山縣通氣商議，這是完全沒把自己放在眼裡。從他的角度來看，伊東這是通過山縣來指揮自己做什麼，完全沒有把他當成長州派二代核心來對待。
不管伊東如何主張伊藤派依然是長州派的一分子，但是在桂太郎等長州派骨幹看來，伊藤派投向政黨政治實際上已經等於是主動脫離了長州派，因此現在的長州派實際上就是山縣派，伊東巳代治對長州派來說就是外人，一個外人動輒通過山縣元老向他們下達命令，這確實太膩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