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陳壁是實幹派，非是清流，否則袁世凱也就不會親近他。對於周學熙的批評，陳壁也是毫不客氣的反駁道：「發展軍國重器可以阻止列強把中國視為獵物，這種想法，曾李左張幾位大人早幾十年就提出來了，但是傾國家之財搞洋務二十年，最終不過是甲午一敗，沒有民眾的支持，光有軍艦又能抵什麼用？
以今日國家之內憂外患，而諸人又無曾李左張幾位大人之才能和威望，卻試圖要做的比這幾位大人出色，豈不是笑談？國家當下最大的問題是，武漢用消滅地主階級的暴烈手段重分地權，鄉村小民感受到了武漢權力之強勢，也確實從土地改革中獲得了好處，恩威並施之下，鄉人日趨服從於武漢之政令，而再無國家之概念。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安撫住民眾，當下的國家哪還有二十年的時間給我們再搞一次洋務運動？更何況，搞重工業是不賺錢的，張香帥搞的漢陽鐵廠一直靠著國家撥款，最後維持不下去了才搞成商辦。而武漢之所以能夠把漢陽鐵廠擴大經營，不是因為他們找到了經營鐵廠的竅門，而是他們有膽量向外國鋼鐵加稅，而在非武漢地區，這條法令幾乎就沒法執行。
因此，先搞重工業就意味著國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資金來填補發展重工業的虧空，這筆錢從哪裡來？只能是從小民身上掠奪而來。那麼我們發展重工業，就是把小民推向武漢，人心一失，這個政府還能存在嗎？」
袁世凱知道陳壁和周學熙說的都是實話，但他也知道這兩人其實都迴避了同一個問題，就是武漢為什麼能搞重工業，而北洋搞不了。因為武漢通過土地改革，把原來屬於地主的那份收入變成了國家財政收入，所以農民的收入雖然沒有大幅度的上升，但至少沒有因為土地改革而變得更壞。
而武漢自造的工業品雖然質量不如外國，但因為是自己生產的，所以可以容許農民先貨後付，並極大的壓制了鄉村的借貸利息。這在非武漢的控制區是很難處理的，因為從外國進口的工業品是通過真金白銀購買的，所以商人需要儘快回籠資金，加上商人的資金同樣要支付高利息，這就意味著鄉村能夠消費工業品的能力很低，所以自己發展工業品其實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陳壁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就是看不起周學熙搞工業和權力捆綁的那套作風，周學熙搞煤礦、搞水泥產業，靠的都是權力作為運營基礎，這種損公肥私的行為，連大清都撐不住，更何況是今天這個弱勢的北洋政府。
而武漢搞重工業靠的是政治上的強勢，由於武漢勞工黨不需要地主階級的支持，所以在對待地主的方式上採取了強力鎮壓的模式。雖然陳壁對武漢的施政模式極力反對，認為這是無法讓國家安定下來的暴民政治，但是他在袁世凱面前也不得不承認，武漢對地主階級的打壓，從而讓武漢獲得了初期發展的資源。
按照一位美國人對中國財政的調查評價，中國的工農業產值約合100億美元，大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的政府收入在5.5億美元，而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約3億兩白銀，約合1.5億美元。但是，中國的稅收大半來自農業，而美國主要來自於工商業，所以美國人認為中國的稅收結構有著極大的改進餘地。
這位美國人認為，雖然美國稅收主要來自於工商業，但工商業的利潤和土地是有著密切關係的，也就是說美國的稅收主要是有產者在繳納，但中國的稅收則幾乎都壓在了自耕農和佃農身上，地主從土地上獲得的大量地租只是用於個人消費，而很少用於再生產，即便是投入了再生產，他們也會依賴特權免稅。
所以這位美國人認為，如果中國的稅法能夠向美國那樣進行改變，那麼底層的民眾就會釋放出大量的消費需求，而地主階級雖然在名義上承擔了較多的稅收，但是他們可以通過投資工業獲得資本的增殖，從而挽回這部分稅收損失。
武漢所實施的土地改革和重工業優先的政策，雖然並不是按照這位美國人的想法進行的改革，但無疑在實踐中驗證了這位美國人的設想是正確的。佔據了國民生產總值近三分之一的地主階級被武漢打壓之後，武漢就有了資源用以補貼自己的重工業，而減少了地租的農民雖然不得不購買較為昂貴的國產工業品，但至少他們有了購買工業品的積累，而這在過去是不可能有的，因為這部分積累本就是要被地主強佔去的貸款利息。
所以武漢控制區的工農業經濟循環能夠建立起來，本質上就在於其實施的無償剝奪地主土地的政治行動，而武漢控制區內的農民能夠買得起高價的工業品，同樣是受惠於土地改革及降低農村借貸的各種政策，過去這部分收入都是地主的收入，現在留給了農民，才能用以消費工業品。
雖然有一些地主鼓吹，武漢對於農民的剝削比他們還狠毒，拿著高價工業品去交換農民的積累，這就是赤|裸裸的經濟掠奪，也就是所謂的工農業剪刀差。但是這些地主們避而不談另外一個事實，就是在那些沒有實施土地改革的農業區，農民壓根買不起工業品，因為地主採用了各種高利貸的放債手法，把農民身上最後一個銅板都拿過來了，沒有了工農業的交換，自然也就沒有了工農業剪刀差。
所以，陳壁在袁世凱面前承認的就是這一點，即，不採取武漢暴力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改革政策，那麼就不可能實施重工業優先的工業發展方案。
但是北洋政府和武漢勞工黨的統治根基是完全不同的，北洋政府就是一群地主建立起來的政權，讓北洋政府來推動武漢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於是自毀根基，所以武漢的重工業優先方案，北洋沒法實施。
周學熙同樣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和陳壁有所不同的是，他還年輕，覺得不能坐以待斃。他認為不發展工業和等死有什麼區別？大清不肯維新，而日本堅持維新的結果就是馬關條約。現在武漢發展重工業，而北洋不發展，等武漢發展的差不多了，大家都投降到租界當寓公去嗎？
老實說，就算是到租界當寓公這條退路都是有問題的，因為武漢和前清在對待列強的立場上是完全不同的，前清願意和列強共治中國，因為滿清壓根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武漢標榜自己是中國人的代表，所以不認同任何外國人在中國有特權。
從各國不得不放棄在長江中上游的租界，就能看的出來，一旦武漢真的接手了中國的統治權力，那麼各國在華租界未必還能維持下去，那麼他們這些人難道要跟著洋鬼子到海外去生活嗎？沒有了在中國的權力，他們在海外和平民百姓有什麼區別？而平民百姓在哪都是魚肉。
所以周學熙主張搏一搏，在農民造反之前先把重工業搞出來，說不定就能挺過去呢？至少，比現在看著武漢一日千里的發展，而北洋這邊只是修修補補的穩定局面強多了。
周學熙的恐懼，袁世凱自然也能感受得到。雖然他對於武漢控制下的地區全面情況不是很了解，但是作為一個河南人，他對於被武漢佔據的河南地區的變化還是有所耳聞的。
憑藉著京漢鐵路和隴秦豫海鐵路的修建，原本只是佔據了河南中路的武漢勢力，已經把自己的控制力擴展到了河南全省，現在北洋只能沿著黃河舊河道加以布防。而清末以混亂著稱的中原之地，在武漢勢力進駐之後開始變得有序了起來。
清末河南地區之所以社會秩序大壞，一方面是黃河改道導致了河南地區的水源不足，農業生產大受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捻軍在中原之地沉重的打擊了地方官府體系，使得地方鄉紳勢力做大，袁世凱家族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而武漢勢力進入河南之後，一邊打擊地方士紳地主和剿匪，重新分配土地鼓勵生產；一方面則是大建基礎設施，鐵路、公路及水利工程，這些經濟發展手段極大的緩和了地方上的社會矛盾，從而讓地方上開始恢複秩序。
比如，06年武漢剛剛派兵進駐河南地區，就開始擴大平頂山煤礦的建設，並開始籌劃舞陽鋼鐵廠的建設，到了08年，舞陽鋼鐵廠所在的地方就興起了一座新城，建設舞陽鋼鐵廠及附屬工程的人員已經達到了十萬之多，這種效率在前清時是不可想像的。
哪怕是現在取得政權的北洋，也難以如此高效的動員起這麼大的資源和人力，在短時間內就把一個設想變為現實。袁世凱並不是不接觸實務的官僚，事實上他能夠出頭就是靠著實幹，所以他很了解想要做成這樣一件事需要遇到多少扯皮的問題，哪怕是北洋新軍這種在朝廷全力支持下的軍隊建設，光是為了解決軍餉及營地建設，就花去了袁世凱及其幕僚的大部分精力。
而能夠把北洋新軍練成，其實還多虧了八國聯軍入侵，把武衛軍系統給打爛了，北方能用的軍隊就剩下北洋新軍了，所以朝廷才不得不捏著鼻子同意了袁世凱的擴軍計畫，否則北洋軍依然不能成為一支具有獨立作戰能力的軍隊。
從1895到1902年，袁世凱足足花了七年時間才完成了這支軍隊的組建，就這速度已經讓大清上下稱讚他為能臣了。反觀武漢，04年湖北新軍還不被北洋驍將們放在心上，06年北洋軍上下認為武漢軍不可小窺。到了對俄戰爭開啟的時候，北洋軍已經承認自己不如武漢軍有朝氣了。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北洋軍上下認為，兩軍開戰的話，他們大概也就能夠保衛北京一個月，這還是建立在武漢不偷襲的情況下。
從04年到08年，武漢軍隊不過用了4年就完全脫胎換骨了，再加上舞陽鋼鐵廠這種搞建設的能力，袁世凱很清楚，周學熙說的坐以待斃是個什麼意思。他現在倒是有些理解李鴻章暮年時的心態了，不做裱糊匠，局面只會爛的更快，因為改革可不是砍自己的手腳就夠了，而是要破腹換心，整個推倒重來。所以勞工黨能幹的事情，北洋確實幹不了。
這個時候的袁世凱反而感受到了孫文這些革命黨人的好處了，雖然孫大炮在革命口號上喊得很是激進，但至少不會在現實里給他很大的壓力，他若是不想聽孫大炮的口號，還可以選擇武力破局，畢竟歷史上有過結論，天子乃兵強馬壯者為之，就孫文拉出的那些會黨武裝，憑什麼和北洋軍爭奪天下。
所以，袁世凱即便知道英國人不希望他和日本人走的太近，但是面對日本人拋出的橄欖枝，他還是迫不及待的接住了。雖然從世界大局來看，英國才是當之無愧的全球霸主，但是英國要布局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不可能把力量全部放在東亞，特別是西藏戰爭的結果，也讓袁世凱對英國陸軍失去了信心，相比之下日本反而是更好的選擇。
只要日本不索要滿洲的主權，那麼袁世凱倒是不介意用一些經濟利益交換日本的支持。畢竟在戰爭之前日本就是北洋最大的支持者，北洋軍中的日本陸軍顧問遠遠超過了其他列強的派出人員。在德國倒向武漢之後，阻礙北洋和日本關係的最大障礙也就消失了，袁世凱不願意在日本和德國之間選邊站，所以始終不肯完全的使用日本軍械武裝北洋軍。
但是德國對於武漢的大力支持，和購置德國軍火在貸款上遇到的障礙，德國人不肯給出優惠貸款，而英國和日本不願意貸款給北洋購買德國軍火，使得袁世凱終於向英日同盟靠攏。這一次日本提出的東亞和平建議，更是讓他增強了對日本的信賴。
於是面對英國人對日中和解的質疑，袁世凱召集了北洋軍政大員進行了商議，最後大家都認為對英關係需要維護，但是不應當對英國人提出的建議當成聖旨來辦。
段祺瑞就直白的表示道：「想要保住朝鮮的是武漢又不是我們，我們對於朝鮮半島並沒有什麼企圖，只要日本人不進窺滿洲，那麼日中和平自然是於我有利。
而且，中日和解之後，武漢就不能再煽動民眾逼迫中央和日本交惡。雖然武漢佔據了北滿，但是日本從朝鮮半島和海上進攻中國最合適的路線都在遼東半島上。也就是說，日中交惡，南滿必然會成為主戰場，這不是拿我們的損失去增添武漢的人望嗎？
所以我是支持中日和解的，至於英國人，他們整天想著讓我們這些黃種人內鬥，這樣才會對他們俯首帖耳，要是全聽他們的，我們才是真傻子…」
段祺瑞的發言得到了北洋軍方的一致認可，這些軍人們不願意和日本人交手，他們覺得如果能夠讓日本和武漢打起來，才是對自己最為有利的。
至於政府官員方面，留學生領導的外交系統則不完全贊成軍方的意見，他們認為當前的國際秩序就是英國領導的歐洲中心主義，日本在國際秩序中連發言權都沒有，違背了英國人的指示去和日本接近，要是日本那邊受不住英國人的壓力放棄和解怎麼辦？
以徐世昌為代表的內政官員則在雙方之間採取了折中主義，徐世昌這樣主張道：「公開的反對英國人的建議顯然不可取，因為我們不能確定日本會站在哪一邊。但如果英國人只是私下提出建議，那麼我們倒是不必完全服從，可以坐觀形勢進行決定。
所以，對於日本人提出的東亞和平建議，首先我們要確定日本人願意為和平付出多少，至少這不能是一個口；其次就是英國人的反對到底有多激烈，如果英國人不能公開自己的主張，那麼我們自然也不必公開的回應…」
徐世昌的建議顯然最得袁世凱的心意，不過雖然是觀望形勢，但北洋上下的立場幾乎還是希望能夠落實中日和解，以消除日中衝突的風險。在北洋眾人看來，即便是這一次的對外戰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這實際上並不是中國的勝利，如果沒有英國、美國、日本的支持，那麼光憑中國一家的力量，怎麼扛得住俄國陸海軍的聯合進攻？
所以對於中國民眾因為這場勝利激發起來的民族意識，北洋上下都沒有往心裡去，他們依舊秉持著前清時的心態，就是國事和民眾的意志無關，只是取決於上位者的決斷。
不過，不管如何，北洋上層總算是統一了意見，因此北洋政府難得的和輿論保持了一致，對於東亞和平表現出了極大的期待。中國政府和社會輿論對於東亞和平的積極回應，反饋到了日本又極大的促進了日本民眾對於東亞和平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