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爾典能夠成為英國駐華公使，並不是他在倫敦有著深厚的根基，而是英國在華利益者不願自己的利益受損，而倫敦正逐步把力量收回歐洲時，也需要東亞的穩定，於是傾向於保守主義的朱爾典，作為在華長期工作的外交官，才能取代薩道義成為接任者。
也就是說，倫敦任命朱爾典作為駐華公使，是從大局出發才選擇了一名熟悉中國的外交人員，而不是從國內派出了來鍍金的權貴二代。所以朱爾典很清楚，他的公使生涯其實和自己所主張的對華外交策略師分不開的，一旦他所主張的對華外交策略出現問題，那麼倫敦會立刻更換人員來維持東亞的秩序。
朱爾典的對華策略其實就是英國對歐洲平衡政治的翻版。一方面他主張在中國內部保持保守主義和革命力量之間的平衡，既要對中國移風易俗，又不能讓中國的舊秩序完全失去作用；另一方面東亞的穩定秩序應當是建立在日中對立的基礎上，而不是日中和解的基礎。
只有這兩方面的均勢都出現了，中國的統治者才會需要英國賜予他們統治中國的權力，否則內外矛盾一旦引發，中國的統治者就沒法維持自己的統治了。辛丑條約簽訂後的中國，正是大英帝國這一外交路線所希望造成的局面，俄國作為攪局者，得到了英國毫不留情的打擊。
但是現在的中國，不僅內部的政治局面對英國失去了控制力，以武漢為首的革命勢力的崛起，特別是在取得了對俄作戰的勝利後，滿清的統治算是正式宣告了死亡。
即便是在光緒帝宣布退位的情況下，滿清遺留勢力依然在地方上佔據了優勢，就連北洋系統中感懷舊朝的人物也不少。這種情況並不是說滿清統治多麼的得人心，而是在新秩序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作為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拚命的為自己洗白，試圖在新秩序建立中拿到一部分政治利益。
但是新的共和國成立後就迎來了第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並得到了赤塔共和國這個堅定的盟友，這就使得全國上下對新的共和體制擁有了信心，這個時候滿清遺留勢力為自己如何塗脂抹粉，都無濟於事了。
當武漢挾對外戰爭的勝利之勢，對滿清統治的舊秩序展開了全面清算後，那些原本的中立派立刻就撇清了和前朝的關係，表示自己是共和體制的擁護者，並對滿清帝制進行了聲討。
07年末，皇帝退位後，滿清遺留的政治影響力依然在北京佔據重要位置，雖然滿人親貴失去了職位，但是那些效忠滿清的漢人大臣依然表示了對滿清統治的認可和懷念，比如清末的清流及改良主義者，他們都覺得大清並沒有到亡國的時候，只要救一救還是能夠維持下去的，現在逼迫皇帝退位，國家缺乏一個主導者，只會令國民更加的思想混亂，從而帶來更大的禍端。
但是這種論調隨著對外戰爭的勝利就自動消亡了，大家都認為正是皇帝退位了，在共和體制下，全國才能上下一心，毫無雜念的把力量用在對外戰爭上，才取得了這一次的勝利，由此看來，滿清誤國的說法才是正確的。
由於人心對滿清統治表現出了極為強烈的憎恨情緒，那些地方上懷念滿清的勢力逐漸被孤立了，支持革命的力量極大的獲得了增強。於是從08年初開始，新一輪的政治清理，主要就是針對那些懷念滿清的舊官員。
袁世凱同樣藉助這股風氣對於北洋內部進行了人事整理，把北洋軍中滿人親貴安插的那些釘子給拔了出來，那些口口聲聲表示自己仍舊忠誠於滿清的舊人物，在這一輪政治清理中都被趕下了台。
一時之間，和滿清切斷聯繫就成為了官場的一個新風潮，因為大家發現對異族王朝的效忠並不能得到民族意識覺醒的國民的認同，反而有可能讓自己被打上漢奸的標識，從而徹底的被新秩序排擠出去。
於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共和體制便穩固了下來，代表滿清的帝製成為了民眾唾棄的舊時代的愚昧象徵。在全國政治上並不佔據優勢的革命勢力，到了1908年八月時，已經成為了主流社會追捧的對象，那些海外留學歸來的學生，不管過去贊不贊成革命，現在都會吹噓自己在海外時已經贊成了同盟會或勞工黨的主張，自己就是排滿革命的先行者。
在哪些武漢和同盟會勢力沒有抵達的南方省份，這些留學生很輕易的就打著革命先行者的招牌奪取了本地士紳的權力，成為了新時代的地方勢力代表。這些人的輕易奪權，進一步刺|激了那些上進無門的知識分子青年，科考制度廢除後，這些地方上的知識青年就失去了上進之路，除了教書和當兵之外，幾乎沒啥能做的，現在他們倒是看到了新的上進之路，就是投身革命。
於是，1908年中國的政局變化之激烈，甚至還要超過07年皇帝退位之前。皇帝退位之前，好歹還有個皇帝在上頭，大家可以打著皇帝的名義鎮壓革命，現在皇帝退位了，袁世凱雖然反對革命，可又沒有勇氣和武漢公開決裂，只能在自己的地盤上稿些小動作，在公開場合袁世凱也只能表示武漢的革命行動是有利國家的，以表明自己和滿清已經徹底決裂。
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於地方政治的控制力，而南京兵變又讓地方官員意識到，盲目鎮壓革命行動可能會被武漢視為滿清的支持者而加以攻擊，這些官員扛不住武漢的政治清算，自然也就不敢繼續大張旗鼓的對付革命黨人。
於是稍微有些道德感的官員選擇了掛職回鄉觀望，沒有道德感的官員則選擇投向革命，至於試圖保衛滿清的官員則被地方勢力驅逐甚至槍斃。於是1908年上半年，朱爾典就看到了中國政局雪崩一樣的變化，他所設想的保守和革命勢力的均衡局面，壓根就沒有出現，現在的中國政治勢力只有激進革命派和緩和變革派兩種，剩下的都是要被打倒的舊反動勢力。
如果只是中國內部政治局面的失控，朱爾典還可以通過聯合莫里森掩蓋掉自己對華外交政策的失敗，莫里森作為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其負有向倫敦彙報中國情況的使命，也就是說莫里森其實就是英國外交部在中國的眼線，以確定在華外交官彙報的對華情況是否出現了較大的偏差。
英國外交部在經歷多次在外外交官員的自行其是後，終於對這些只考慮給自己個人職業生涯弄一些榮譽的官僚們失去了信任，不管是阿富汗戰爭或是西藏戰爭，實際上都不是倫敦的主張，而是殖民地官員的個人計畫。
哪怕是布爾戰爭，也是當地殖民地官員隱瞞了一部分情報，挑起了倫敦對於布爾人的不滿，最終從外交問題變成了戰爭問題。而這些殖民地官員之所以這麼做，就是希望能夠獲得布爾人發現的金礦，並進一步壓縮德國在非洲殖民地的合作對象。
所以，英國大報的駐外記者，特別是政治類記者，幾乎都會得到外交部的關注，並成為外交部用來了解當地情況的渠道。莫里森願意為朱爾典進行隱瞞的話，那麼倫敦就沒法判斷中國的情況在失去控制。至於莫里森為什麼這麼做，因為莫里森也是對華保守派的一員，在對朱爾典的任命上，莫里森對倫敦的報告是說了不少讚美的言論的，以至於倫敦真的相信，朱爾典在中國有著極為深厚的人際網，猶如薩道義在日本一樣。
至於英國在華的另一股暗線海關係統，則因為赫德和英國政府對繼承者的爭執，加上共和體製成立後對海關積極收回權力，不斷的失去對於英國外交部的影響力。因此，朱爾典和莫里森兩人幾乎就能決定對華方針問題，並上報給倫敦，形成官方政策。
現在日中雙方的政府首腦先後拋出了東亞和平論，這就擊破了英國對東亞均勢的戰後秩序目標，朱爾典所力主的對華外交方針也就宣告了破產。倫敦自然對朱爾典感到了不滿，因為這不是朱爾典向倫敦描繪的東亞新秩序。
在這樣的情況下，朱爾典也只能把莫里森找來商議對策了。莫里森在政治上完全是個新手，他能夠在泰晤士報出頭，完全是因為其文學上的成就，不管是最初的在中國徒步旅行的遊記，或是義和團事變中在北京傳回的報道，都迎合了英國人對海外歷險的好奇心理，從而讓他在英國聲名遠揚。
但在政治上，他其實沒有什麼主見，既不迎合保守黨的價值觀，也對自由黨的主張不以為然，因為他始終覺得自己是個澳大利亞人，而澳大利亞人有著一種樸素的帝國主義思想，他們反對自由主義中的平等原則，認為白人和有色人種是有著智力上的差異的，所以白人統治有色人種是合乎規律的，反之則是不正常的。但是澳大利亞人又反對倫敦對殖民地的諸多干涉，認為倫敦把自己當成了殖民地政府的上級，這顯然是過於帝國主義了，須知澳大利亞和倫敦一樣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效忠英王的。
所以莫里森在中國的外交路線是混亂的，一方面他認為自己有引導中國青年傾向西方文明的責任，這是一種文明世界對野蠻民族的教育責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對中國的知識青年以西方文明的思想反對那些和列強簽署的不平等條約，認為這不符合契約精神。
莫里森其實很清楚，武漢的執政者要比北洋軍政集團文明的多，但是為了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他積極的支持朱爾典的對華政策，認為應當扶植袁世凱以對抗武漢，防止武漢政權統一中國，那麼對於大英帝國來說就是一個災難。
正是在莫里森和朱爾典的鼓吹下，在清帝退位之後，倫敦加大了對於袁世凱的支持，主要是幫助袁世凱擴建了軍隊，並為其向日本施壓，拿到了南滿地區的控制權。倫敦的這些小動作雖然不是決定日本在滿洲問題上讓步的關鍵，但應該能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倫敦這麼做的原因，就是朱爾典提出的日中對抗主張，和支持袁世凱能夠限制中國內部的革命勢力的擴張。但是現在日中提出東亞和平論，也就意味著朱爾典提出的扶持袁世凱的主張並沒有達成倫敦想要的目標，反而令英國在東亞均勢的構建上遇到了大、麻煩。
莫里森也和朱爾典一樣感到了不妙，意識到倫敦一旦開始追究責任，他和朱爾典都將會會失去自己的榮譽。只是兩人關起門來交流了半天，也一樣沒找到挽救東亞均勢的新思路。
朱爾典很坦率的和莫里森說道：「我和稅務局長唐紹儀就東亞和平問題交談過。唐表示，東亞和平對於中國來說是求之不得，而中國也是被動的接受者，因為中國並無實力挑戰東亞秩序。當日本方面主動提出東亞和平時，袁總理只能積極的加以回應，否則就會遭到其他人的質疑。
畢竟現在袁總理雖然名義上是共和國的政府首腦，但實際上袁總理的命令只能在北洋控制的地盤上落實下去，至於北洋軍控制不到的地方，地方官員對於袁總理的命令，往往都是看心情來執行的。至於武漢方面，他們現在掌握著國會，只要不符合武漢利益的政府命令，武漢就會以違反國民利益宣布政令無效。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和日本的和平相處是確保北方安定下來的必要條件，北洋不能兩面受敵，且這兩個敵人都比北洋強大。在日本放棄了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主張後，袁失去了和日本敵對下去的動機。你和南方的革命黨人談的如何了？」
莫里森沉默了好一會，最終給出的答案也是不樂觀的，他解釋道：「因為年初開始對滿清舊代表的清理，國會中革命黨人的勢力完全佔據了主流。除了勞工黨之外，國會中傾向於革命立場的有勢力的黨派，有華興會、光復會和同盟會中央黨部。
華興會的宋教仁雖然認為勞工黨的土地改革政策對於地主階層的處理過於簡單粗暴了，但是他依然認為勞工黨在中國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少勞工黨的土地改革政策確實改變了鄉村的面貌，至於孫文提出逇三民主義雖然有利於地主和農民，可是到今日為止也沒有見到一個縣，甚至一個鄉愿意實施三民主義的土地改革方案的。所以他拒絕了和同盟會聯合的建議，表示華興會在政治上不會偏離勞工黨的政治路線，他們願意成為忠誠的反對黨。
至於光復會，現在幾乎已經四分五裂了，徐錫麟和大通學堂表示支持勞工黨，至於蔡元培雖然願意和同盟會談，但他認為同盟會中央黨部首先要進行改組，不能在內部搞獨裁主義。現在同盟會中央黨部幾乎都是廣東人，他沒法說服其他黨員進入同盟會給人當陪襯。
至於同盟會的朱執信，他倒是代表孫文向我們表達了希望合作的願望，但是他要求我們直接提供貸款和軍械，這顯然會破壞我們和北洋及武漢之間的互信關係。
至於梁啟超這些人，雖然在知識界有著不小的名望，但是他們在政治圈子和軍隊內部都沒有什麼影響力，指望他們去對抗武漢是不現實的，他們最多也就在報紙上批評一下武漢而已。」
莫里森說了一大通，可朱爾典沒有聽到任何好消息，這不過是進一步確認了他所主張的對華策略失敗而已，因此他忍不住打斷了對方的話，問道：「那麼武漢內部呢？他們難道就沒有一兩個願意和大英帝國交朋友的識時務者嗎？」
莫里森沉吟了片刻後說道：「對大英帝國抱有好感的人物當然是有的，比如駐紮在南京的長江艦隊司令官黎元洪閣下，我去採訪他的時候，得到了很大的方便，黎司令和我談話中也表現了對於大英帝國發自內心的尊重。
但是，在武漢的權威沒有衰退下來之前，就算是對大英帝國抱有好感的黎司令，也會服從於武漢的指示在長江上實施封鎖作戰，毫不顧忌這一行為將會引發和大英帝國的衝突風險。
簡單的說，這些人對於大英帝國的尊敬，還不足以抵消他們對於武漢政府的敬畏，他們沒有把握帶著自己的手下反抗武漢政府，哪怕有我們的支持。
而根據我的調查，武漢的實力在於勞工黨自己掌握的資源和武裝力量，那些黨外的勢力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種權力的裝飾品，而非權力的來源。我們費儘力氣製造幾場叛亂，只不過是給了武漢以清理這些黨外勢力的借口。
現在的英國和武漢之間，還沒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我覺得，這種魚死網破的手段，至少不應該現在就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