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對俄戰爭對於日本來說，是正式擠入列強行列的一戰，日本通過對俄海上及陸上作戰的勝利，表明了自己在東亞地區有阻礙一位歐洲列強自由行動之能力，因此歐洲列強今後在東亞地區的外交，將不得不考慮日本的立場，而這就是歐洲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確立以來的一個基本原則，大國利益不容侵犯。
歐洲人通過三十年戰爭得出的結論，就是大國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必然會爆發戰爭，而這種戰爭一旦爆發就難以單方面停止，為了避免大國之間爆發無謂的戰爭，這才有了通過協議來確定大國利益的邊際。
日本在陸上的戰鬥對於歐洲人來說其實並不怎麼驚艷，哪怕是公認的在陸軍上沒有什麼長處的英國人，也不認為日本人在陸上的戰鬥有什麼出彩的地方，日軍幾乎就是一支二流的歐洲軍隊，一旦失去了來自歐洲的武器資源，日軍在戰場上就不能和俄軍消耗下去。
對於歐洲各國來說，和東方國家開戰最不畏懼的就是這種消耗戰術，特別是英國人和法國人，他們可以把殖民地的龐大人口變為戰場上的炮灰，然後憑藉本國的工業能力耗死日本陸軍這樣的複製品。
相比之下，武漢軍隊雖然在組織訓練上遠不如日軍，但是武漢軍隊在政治上轉化對手的能力，才是讓英國人感到難受和恐懼的。不要說殖民地的僕從軍，連俄國的斯拉夫人都倒向了武漢，試圖打回歐洲去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所以英法一直在加大對於袁世凱的北洋一系及南方革命黨人的力量，以避免中國之政權迅速的掉落到武漢手中。在面對歐洲的緊張局勢的時期，英法都不願意東亞地區再爆發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亞洲民族聯合運動，因為武漢治下的報紙公然的提出了這一點。
雖然英法等國向北京和武漢提出了抗議，但是武漢表示這是言論自由，政府無權干涉民眾的言論，更何況反抗暴政是法國大革命中提出的口號，並不是中國人的創造，法國大革命思想在中國民眾中流傳，各國應當先對法蘭西共和國提出抗議，而不是向中國人民提出抗議，法蘭西共和國自己都不清算共和派恢複帝制，有什麼資格來指責別人呢？
由於在對外戰爭中武漢軍隊表現出了驚人的戰鬥力，這使得中國地方勢力失去了對抗武漢的信心，哪怕有列強的支持，這些地方勢力也趨向於自保而不是對武漢加以挑釁。
畢竟在武漢以少量兵力幫助南京地區的革命團體擊敗了當地的滿清勢力後，大家已經明白了這樣一件事，就是沒有實力的話，光憑嘴上攻擊武漢並不能讓武漢受到什麼損傷，反而容易引發武漢動手，而列強所謂的庇護，在武漢軍隊面前其實沒啥卵用，洋人也是欺軟怕硬的。
南京兵變，列強雖然裝模作樣的派出了軍艦，但是在武漢威脅要在長江上進行水雷封鎖後，各國終究還是沒敢用武力恢複當地的原狀。當然，這也和滿清統治已經無力維持也有關係，江南地區的士紳大多是立憲派，少數還直接投向了革命，真正的保皇派幾乎都是那些還沒有擠進士紳行列的小地主。
地主和士紳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家裡沒有出過知府以上並幾代官員的，就不能稱之為當地的望族，也就是擁有地方話語權的士紳。至於小地主，憑藉著個人的聰明和一定的機會，還是能夠從富農變為地主的，但是這些小地主雖然有點土地和錢，在地方上卻沒什麼話語權，這就是暴發戶和地方望族之間的差別。
小地主的投機心理，總想著以小博大，在朝廷局勢不利時在朝廷身上下注，以期待朝廷有所起色之後能夠給自己超額的回報。不過這種投機朝廷的地主大多是那種地方閉塞的山村，他們對於外界的變化一無所知，只知道朝廷實力強大，以幾十萬人征服了上億人口的中國，太平天國的時候，失去了半壁江山依然還是翻盤了，因此他們覺得這一次應該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畢竟武漢起事以來還沒有一次提出北伐以推翻朝廷的。
今次大清皇帝退位，大家都說是袁宮保出賣了大清，而不是說武漢覆滅了大清，所以許多消息閉塞的小地方，依然覺得真正有實力的是繼承了朝廷地盤的北洋團體，而不是始終不能入主北京的武漢勞工黨。正因為如此，所以一些小地主相信現在的朝廷應該還是勢力佔有的，因此自然積極表現給北京看，表示自己是效忠北京，而和武漢勢不兩立的。
當然，這些小地主下注在北京身上，也是因為武漢勞工黨積極推動土地改革，在根本利益上就是和他們對立的，他們不想辛苦一輩子賺到的家產化為烏有，就不能不採取抵抗，而能夠帶領他們對抗武漢的也只有北洋了。
可是對於士紳來說，他們作為地方的實際統治者，不管是對鄉里還是朝中的情況都是相當了解的，特別是江南士紳，在科舉停考後就開始大量把子弟送出國留學，因此這些士紳甚至對於國外的情況也開始熟悉了。
通過這些信息，士紳們的判斷就是，武漢所推動的一系列政策雖然損害了地主的利益，但在發展工業的目標上卻是符合世界進步的潮流的，因為列強就沒有一個不是工業國，特別是在俄國被擊敗後，缺乏工業力量就沒法保衛國家的意識，已經在這些上層精英中形成了共識。
所以，雖然士紳們反感武漢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經濟政策雖然損害了有產者的利益，可是對於國家來說卻是一劑良藥，唯一的問題就是，當國家重新站立起來之後，這個國家究竟為誰所有的問題，因此士紳們除了一部分頑固不化，已經不能跟著時代進步的老頑固外，都有著部分贊同武漢實施的政治經濟政策的傾向，只是他們要求在這場變革中，武漢應該給他們留下一個位置。
江南地區的士紳比其他地方的士紳更早接觸到列強，自然在思想上就更為開放。事實上近代湖南知識精英之所以會站在革命的第一線，可湖南地主的保守卻是全國前列，這一矛盾的情況就在於太平天國之後湘系長期控制江南官僚體系，使得許多湖南士紳子弟幾乎都在江南接受了教育，從而和湖南本地地主的保守風氣形成了鮮明對比。
因此南京兵變，對於滿清在江南勢力的消亡，本地士紳幾乎都是袖手旁觀，除了少數官員還抱著為朝廷盡忠的思想和起義軍對抗了一下，不過很快就被地方勢力剝奪了權力禮送出境，表面上是自願辭職回家，不為叛軍做事。
但是在兵變之後的統治權力爭奪上，當地士紳並沒有輕易的放棄，一度也是有人和列強聯繫，希望弄出地方自治的局面的。只是武漢方面沒有搞什麼集權，而是主動讓本地的革命團體自治，並同意當地對武漢的一系列政策進行調整後執行，這才打消了這部分人的野望，畢竟邀請列強出手的代價也是不小的，在武漢沒有和他們攤牌之前，這些士紳們也不願意走這一步，畢竟兩方開戰把地方打爛了，他們的地方聲望也就完蛋了。
因此，南京兵變及善後，其實為地方勢力敲響了警鐘。一個是反對武漢不能太過高調，容易引來武漢的攻擊；一個是列強對於朝廷是有著極大的威懾力，但是對於武漢其實沒啥威脅能力；最後一個，就是身邊的人傾向於變革的還真不少，和武漢人相比，這些人才真是想要殺你全家的。
所以在東亞戰爭進入到後期時，英國人已經發現，他們在中國的影響力似乎退回到了義和團事變之前。在義和團事變之前，列強只能對滿清中樞發揮影響力，地方官員對於列強的指示幾乎就是以拖待變。義和團事變之後，滿清中樞完全向列強屈服，這個時候一個普通的洋人都可以讓地方官員按照自己的要求斷案了，因為只要洋人不滿意，朝廷就能罷免了這些官員。
但是東亞戰爭進入到後期，大清皇帝和平退位，新的共和體制建立，這個時候中國名義上的首都是北京，實質上卻已經從中央集權轉向了聯邦體制，以北洋和武漢兩大軍政勢力為首，各省地方勢力自治，從而形成了當下的中國共和體制。
這個時候，北京對於地方官員的任免權力已經大大受到了限制，比如袁世凱作為國務主席，但實際上他真正可以任免的官員只有北洋軍控制的地盤及北洋軍系統，至於其他省份及地方軍隊的任免，幾乎都是各地上報，然後國務會議簽字認可，即形勢上的任免權，而無實際的任免權。
比如武漢勞工黨的首腦田均一，他沒有擔任政府職務，只有一個武漢工農兵委員會主席的頭銜，但是武漢軍政官員都服從其下達的命令，比袁世凱所簽發的國務會議令要好用的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通洋人想要和地方官員展現列強子民的特權，就有些不大好用了，因為他們找不到對自己負責的人，這就意味著列強的在華特權失去了執行者。
所以朱爾典才會認為，當前英國在華外交退回到了1900年之前，只能通過對中國上層精英施加影響力來維持英國的在華利益，而不能如之前那樣，直接通過滿清的官僚體制來維護英國的在華特權。
朱爾典於1906年被推薦為駐華公使的時候，他還滿懷信心的向倫敦表示，中國問題不會難解決，只要能夠籠絡住中國的實力派人物，就能壓制住中國內部的反帝國主義思潮。
朱爾典所認為的中國實力派人物，指的是袁世凱。對於列強外交官來說，北洋六鎮就是在他們眼皮底下建立起來的，而袁世凱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中立，也確保了此人對於列強是友善的，是可以作為列強的朋友統治中國的力量。
正因為北洋軍對於列強的友善姿態，所以列強才會給與袁世凱以支持，令北洋軍獲得了來自歐洲的武器和教官。由於列強在華外交官不屑和中國人打交道，他們中所謂最了解中國情況的外交人員，也不過是令自己的中國僕人到街上去聽一聽中國人在聊什麼，然後就大言不慚的吹噓自己對中國的情況是多麼的深入掌握。
因此，直到武漢軍隊北上抗擊俄軍之前，朱爾典都認為，北洋軍要比武漢軍隊出色，至於說武漢軍隊在西藏打敗了英軍，在他看來那也是印度人太過無能，若是讓北洋軍上，那些印度人也是會逃跑的。但是這場戰爭中兩支軍隊的表現，使得在華外交官們大跌眼睛。
朱爾典沒有預料到北洋軍和武漢軍居然有這樣大的差距，北洋軍打不過俄軍他認為很正常，畢竟北洋軍學習了歐洲軍制才多久，俄國人和歐洲各國交戰了幾百年，當然會更能打。但是他所認為不如北洋軍的武漢軍隊卻在戰爭中表現出色，連續的擊敗了俄軍，甚至連歐洲的軍事觀察人員都認為，武漢軍隊即便是反正歐洲戰場上，也是一支不能忽視的武力，這支軍隊在訓練上有些不如人意，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能力卻相當出色。
這些歐洲軍事觀察人員可不是恭維，而是在看了俄軍和武漢軍隊及日軍作戰後得出的一個結論，日軍通過偷襲登陸遼東，雖然在前期獲得了一定的優勢，但俄軍對於日軍並沒有什麼畏懼情緒，他們對於自己指揮官的怨恨都大於對日軍的憤怒。
事實上俄軍和日軍在大規模陣地戰上並沒有吃太大的虧，但是對於進攻日軍的陣地則表現抵觸，因為指揮官的無能指揮，幾乎都是讓他們去送死。而俄軍和武漢軍隊在遼西走廊上的陣地戰，應該來說俄軍指揮上的錯誤要少的多，但武漢軍隊不斷改進戰術，使得俄軍在陣地戰中吃的虧越來越大，以至於俄軍士兵最終完全失去了戰勝中國人的想法。
所以俄軍對中日兩支軍隊的心理就有了不同的區別。對於日軍，打不過是因為我們的將軍指揮能力太差，不是我們打不贏日本人；對於中國軍隊，這是中國人的土地，他們有著為這片土地犧牲的理由，不管我們擊敗中國人多少次，我們也征服不了中國人，只會把血流干在這片土地上。
到了這個時候，朱爾典已經知道，北洋軍估計是鎮壓不了武漢軍政團體了，但是他卻失去了改換賽道的機會。因為自他上任以來，就一直在向倫敦鼓吹，扶持袁世凱以平衡中國內部的反帝國主義勢力，從而穩定住中國政局，朱爾典甚至連向革命黨下注的建議都不屑一顧，他認為革命黨只會製造中國的內亂，威脅英國的在華利益。
認為可以向革命黨下注的是在華外交官的進步主義者，這些人在觀察了滿清的政治運行，特別是義和團事件之後，認為滿清垮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因為滿清的統治已經不能自我維持，而是在列強的干涉下才能保證統治，因此英國有必要在滿清被中國人拋棄之前尋找新的代理人，如此在滿清垮台後，英國的在華利益依舊可以維持。
但是英國在華的既得利益者反對主動幫助中國進行變革，認為這樣的風險太大，義和團事件已經表明，中國人對於列強有著一種莫名的怨恨，一旦讓中國人擺脫了滿清的統治，那麼下一步他們就會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因此幫助中國穩定政局才是符合英國利益的。
正是在這種爭論下，朱爾典獲得了駐華公使的任命，因為他是支持扶持滿清體制內的實力派，以穩固中國政局的人物。只是朱爾典雖然在中國做了半輩子的外交官，但是他對於中國社會近期的巨大思想變化一無所知，依然還在用一種過去的觀點看待中國，這就是他覺得北洋軍可以鎮壓中國內部的反中央勢力的思想根源。
而這場戰爭中武漢軍隊的表現打破了他對於中國的舊有認識，甚至他對於中國人的認知都出現了偏差，至少武漢方面的人員是有別於他所熟悉的中國人的形象的。朱爾典於是發現，他既不能指望袁世凱壓制武漢，也沒法立刻在武漢找到一位忠誠於英國的朋友，他對於中國的外交策略已經走入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