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的這番話其實倒是滿符合現在的日本精英看到西方的學問的立場的，西方的理論就是用來改造日本的工具，哪一種理論能夠讓日本強大起來，那麼就應該拿過來用一用。
事實上現在對於社會主義思想感到警惕的主要是宮內和陸軍，宮內對社會主義思想反感的原因是因為作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幸德秋水等人對於宮中女官的詆毀，這極大的損害了宮中的形象，從而導致了宮中對於幸德秋水主持的平民新聞的打壓。
不過宮中對於社會主義思想其實並不怎麼了解，他們不過是出於對幸德秋水等人的痛恨，所以才對社會主義者進行了連帶打壓，畢竟現在日本的大部分社會主義者都是幸德秋水的弟子或信徒。
真正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警惕的其實是陸軍，而且陸軍也是在田中義一從俄國返回之後才對這一過激主義開始有所警惕，田中義一在俄國其實做的事情和明石元二郎差不多，為了能夠了解俄國社會他深入到了俄國的工人群體中，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可以利用俄國工人階級和過激主義在戰時拖俄國的後腿。
正是田中歸國後獻出的這一奇計，才有了派遣明石元二郎前往俄國煽動俄國革命的計畫。而原本被陸軍上層認為希望不大的計謀，一些高層認為在戰爭期間國民意志高度凝結，不太可能被外國人煽動起革命，結果卻獲得了大成功。
只不過俄國革命對遠東戰爭造成的影響力被中國軍隊奇襲西伯利亞鐵路線得計畫給覆蓋了，日本國民並沒有覺得是俄國革命結束了這場戰爭，而是認為是中國人切斷了西伯利亞鐵路線，從而令遠東俄軍失去了作戰意志，俄國革命的爆發不過是給沙皇政府結束戰爭找到了借口。
這種社會上的認知甚至都影響到了陸軍內部，以至於陸軍對於明石元二郎的成功評價大大的降低了。但重點在於，陸軍高層突然發覺田中義一的判斷是正確的，過激主義妨礙了軍隊和國民的愛國精神，使得在國家最危急的時候，這些過激黨人反而產生了煽動革命奪權的野心。
因此陸軍的實際主事者，桂太郎和室內正毅等人，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警惕心立刻提升到了最高，直接把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視為了顛覆皇國的逆賊程度。相比起宮中只是禁止幸德秋水等人在國內從事新聞工作，桂太郎等陸軍高層則認為應當把幸德秋水這些逆賊直接清除掉，以避免毒害皇國青年。
而除了宮中和陸軍之外的其他各方，對於社會主義思想則大多抱有研究、改造和加以利用的態度，哪怕是反對幸德秋水的自由派學者，他們反對的也不過是反對社會主義思想中消滅私有制的論斷，倒是沒有對幸德秋水喊打喊殺的意思，自由派學者認為幸德秋水其實也是西化派的一員，只是和自己選擇的西方學說不同，而不是真實的利益衝突，當前西化派最大的敵人其實是守舊的藩閥政治。
也許在明治維新初期，剛剛奪取了政權的薩長政權在思想上還是開明的，所以開國派最終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導權。但是薩長政權開國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統治，而不是真的想要讓日本全盤西化，所以在明治十年之後，當新政府的統治開始穩固下來，薩長政權也好，或是之後的長薩政權也好，就開始了對民權思想的不斷打壓，1887年頒發的保安條例，甚至把民權論者從東京驅逐了出去，禁止他們居住於東京市內。
這也是西園寺內閣上台後對平民新聞一案採取冷處理的客觀原因，因為西園寺內閣背後的政友會就是民權主義者，他們認為平民新聞社案，其實就是藩閥對於民權思想的又一次打壓，既然平民新聞社已經解散，宮中的意願獲得了滿足，政友會自然不會接受陸軍對幸德秋水等人的加重處罰。
新技術官僚們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大致是隨著當權者的立場進行變動的，因為這些新技術官僚還沒有完成對於政權的掌握，所以自然就沒有統一的利益被社會主義者所侵犯，而社會主義者對當權者的反抗，倒也迎合了新技術官僚們的心理，他們也覺得當前主政的藩閥元老，實際上已經阻礙了日本的發展，這些老人確實應該交出權力了。
所以林信義把社會主義思想當成國家體制改革的工具說，能夠讓小川平吉、原嘉道、高橋是清接受，即便是若槻禮次郎，在幾位大臣中他更傾向於維護現體制，主張對國家體制進行微小的調整，而不是大動干戈。
新技術官僚這個群體，對於藩閥政治都是持改革主張的，只不過有的人觀點激進一些，要求藩閥官僚全部退出，有的人立場溫和一些，認為應該逐步退出。觀點激進的大多是被藩閥政治所打壓的人，比如小川平吉和原嘉道，他們原本有著極高的起點，但是在藩閥政治中卻被迫選擇了放棄官職從事律師職業。
立場溫和的就是若槻禮次郎這類，他們憑藉著自己的能力獲得了藩閥的認可，從而靠著技術性的職位步步高升，雖然不能進入到政權的決策層，但至少仕途還是比較順利的，因此對於藩閥政治的痛恨就沒有那麼的激烈。
因此心態更接近於保守主義的若槻禮次郎對於林信義的工具說還是提出了質疑，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對私有制的否定，最終會危害到皇國的現體制，甚至有可能引發和鄰國類似的平民革命。
如果說日清戰爭的結果讓日本人開始擺脫過去對中國的仰望心態，那麼武漢政權的崛起則再一次糾正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貶低看法。
武漢政權和列強聯軍在長江上的對峙，雖然讓日本民眾感到憤怒，因為受到最大損失的其實是日本海軍，但也被不少日本人看成為了類似於英薩戰爭的複製，認為武漢政權就和當初對抗英國人的薩摩藩一樣可敬。
而此後武漢政權不僅存活了下來，並在西藏戰爭中迫使英國人做出了妥協，這就使得日本的精英對於武漢政權的評價越來越高，特別是在武漢政權在對俄作戰中所表現出的中流砥柱之勢，各國派出的戰爭觀察團對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感到了驚訝，並認為這場戰爭中北洋軍雖然表現不錯，但中國軍隊的核心其實是武漢的軍隊。
以列強所公認的陸軍強國德國和法國的軍事觀察員的報告，他們都認為就士兵的訓練程度而言，北洋軍其實是中國軍隊中最出色的，但是戰場上表現最好的中國軍隊卻是武漢軍。按照一位德國軍人的看法，北洋軍只是在戰場上參加了戰鬥，而武漢軍則是在組織戰爭，所以凡是北洋軍單獨的行動，幾乎都得不到什麼戰果，而哪怕是少量武漢軍隊參加的軍事行動，也能基本保證戰場上的主動權。
德國人對武漢軍隊的評價，極大的糾正了日本人對於中國軍隊的輕視，而之後武漢政權逼迫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結束了滿清二百多年的統治，則帶給了日本人更大的震撼。假如沒有之前一系列對武漢政權的稱讚聲，那麼武漢政權逼迫清帝退位的舉動，至多不過讓人聯想到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
但是武漢政權之前一系列讓人讚歎的表現，就使得一些日本人很難把這一行動和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聯繫起來，他們認為這是中國政治上的大革命，足以和法國大革命相媲美，只不過武漢政權沒有如國民委員會那樣砍下皇帝的腦袋而已。
當這些日本精英把清帝退位視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後，中國革命將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的討論，就自然成為了日本學屆和政治屆的討論課題了。而這種討論不可避免的就和日本的維新運動進行了對比，然而就形成了應該對日本繼續維新的輿論。
如果說過去的民權主義的興起，主要是日本藩閥政治中失敗的一方試圖捲土重來，這依然是日本統治階層內部的鬥爭，那麼現在對日本再維新的輿論呼聲，實際上體現了廣大平民階層的心聲，即民眾藉助鄰國革命凝聚了改革的人心，試圖在政治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願再被藩閥或民黨所代言。
面對這種民眾發出的改革呼聲，對於若槻禮次郎這些體制內的官僚來說，當然是感受到了威脅的，他們只是想要從當權者手中分權，而不是支持民眾限制政府的權力。所以若槻禮次郎對於林信義提出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具論，依然抱有極大的警惕，擔心會引發國內的革命。
林信義當著五位現任大臣敢於說出自己的主張，自然也是經過仔細的思考的，因此對於若槻禮次郎的質疑，他不假思索的反駁道：「國內革命的爆發肯定不會是社會主義思想引發的，從維新政府成立以來，農民暴動的事件數量已經超過了江戶200多年的總和，我們總不能說這些農民是社會主義思想煽動起來的吧？
我們的鄰國所爆發的這場社會革命，其革命的領導者武漢勞工黨雖然是主張社會主義思想的，但它強調自己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擺脫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中國的壓迫，而不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中國，由此可見不是中國人信仰了社會主義才爆發了革命，而是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激烈到一觸即炸，才有了勞工黨的勝利。
假如日本要爆發一場革命，那麼必然是社會各階層對現在的體制不滿到了極點，而不是他們覺得社會主義更好，所以主張社會主義思想會煽動革命的爆發，這是當權者不願正視社會問題，為自己推卸責任的借口。
試圖通過禁止思想的傳播來禁止革命，這就和消滅製造了問題的人來消滅問題一樣荒謬。豐臣幕府和德川幕府都曾經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播，來維持幕府的統治，但這種政策導致了日本遠離了世界，最終被黑船強行打開了國門，這就是現在日本處處受制於人的歷史根源。
開國的目的，就是讓日本能夠隨時的了解世界的潮流方向，使日本不至於變成第二個印第安民族。為了當權者的一己之私而禁止新思想的傳播，這和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有什麼不同？」
明治維新政府雖然依賴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正迅速的建立起統治的合法性，但是幕末被列強打開國門的印象此時還銘刻在日本人的記憶當中，維護皇國體制和維護大和民族的生存權力，此時還沒有高度統一，而後者顯然要比前者更為優先。
林信義現在的主張是建立在開國是為了延續大和民族存續的立論上，這也是維新政府開國論的基礎，作為體制內的一員，若槻禮次郎沒辦法反對這一點，否則他就等於是公開反對維新政府建立的政治根基了，這種立場一旦暴露，被輿論攻擊就不可避免。
打掉了若槻禮次郎反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維護體制的政治立場後，林信義話題一轉說道：「我們主張打倒英法為首的全球殖民體系，是為了讓日本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是打倒了英法的全球殖民體系，並不代表著日本就有了發展空間，日本的發展空間必須要得到全球新秩序的保障，這才能真正的獲得發展的機會。
所以，關鍵問題不是如何打倒英法建立的全球殖民體系，關鍵在於如何建立符合日本利益的國際新秩序。而任何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都是對於國際貿易原則的保護，比如舊中華帝國的宗藩體系表現在朝貢貿易制度，今天的全球殖民體系則建立於自由貿易制度。
朝貢貿易的核心是權力創造價值，即小國同意中華天子的統治權，從而獲得天子的賞賜，不過小農社會的中華帝國最終難以把朝貢貿易制度維持下去，最終走向了閉關鎖國，也就等於自行放棄了宗藩體系，從而給了歐洲列強入侵亞洲的機會。
而今天的全球殖民體系雖然起源於大航海時代的自由貿易，但這種自由只是對於帝國內部的商人而言，對於帝國之外的商人，其實是不自由的。大英帝國雖然沒有直接用權力來給商品定價，但是大英帝國規定英鎊兌換黃金的價格，而當前的國際貿易正是建立在國際金本位制度上的。
英鎊通過和黃金的固定聯繫，迫使各國接受了英鎊的價值，對於各國而言，除了黃金和英鎊之外，本國貨幣都不能使用於對外貿易，因為當前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能夠和黃金自由兌換的貨幣，這就是英鎊，當前所謂的自由貿易，實質上是英鎊自由的購買各國的原物料和勞動力，各國自由的換回代表貨幣的黃金和英鎊，但不能再國際市場上自由的購買原物料。
比如美國向日本進口生絲，日本向美國進口鋼鐵和棉花，但日元和美元不能實現貨幣互換，而是必須先更換為黃金，然後以黃金對商品定價。那麼誰來確保交易商支付的票據能兌換為黃金？答案是倫敦的金融城。
也就是說，國際貿易的支付兌換必然要通過倫敦金融城開出的票據才能完成一次國際貿易，英國人通過國際貿易的結算體系，獲得了對於全球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力。
今年日本的生絲價格高了，日本的農民擴大了生絲的生產，但明年國際生絲的價格就可能跌了，為什麼？因為日本根本消化不了自己生產的生絲，這些生絲就是為了國外市場生產的，因此面對國際市場的價格波動，日本農民最終就成為了英鎊-黃金貿易體系下的一個受害者。
我們要打倒英法帝國主義所建立的全球殖民體系，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要奪回對商品的國際定價權，那麼日本試圖建立以日元為定價體系的國際貿易體系，這實際上就是想要取代大英帝國在當前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印度人和中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難道會認同日本的做法？
不，日本只會被新的國際秩序排斥在外，我們將會和英法一樣成為失敗者。所以，日本需要一種新的定價體系來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從而在新的國際秩序中佔據主導地位。
我認為，想要獲得印度人和中國人，乃至所有後發國家認同的國際定價體系，只有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避免了封建時代的權力定價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定價，至少對於各國的勞動者來說，這是一個可以普遍接受的定價方式。
只有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構建亞洲經濟合作組織，建立起以日中印為核心的貿易同盟，才是堅固而不可摧毀的價值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