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有些無語的看著面無表情的山縣，他心裡想著，這就是他反對繼續維持舉國體制的根本原因。明治十年以來建立的舉國一致體制，實際上是對前十年政治亂象的糾正，為了能讓這個國家真正走向開化，他才以強力手段排除了其他政治勢力在政治上的發言權。
應該來說，這三十年來日本的發展正是建立在中樞堅定不移的實施開國理念的基礎上的，舉國一致體制清理掉了那些反對開國或認為開國方式有待改進的聲音。而三十年的維新成果也沒有辜負伊藤和其他開國派精英的期望，日本不僅打敗了過去東亞的唯一霸主，還擊敗了歐洲列強之一俄國，日本自此真正有了自立自保的能力。
十多年以前日本想要廢除的那些不平等條約，想要收回的外國人在日本的特權，現在已經不是遙不可及，英國人在金蘭灣大海戰的結果出來後，就向日本的外交官表示，英日關係可以進一步加深，過去的一些條約也可以進行修正。
安政五國條約之所以遲遲不能加以修正，其實阻力在於英國，普通的日本人也許覺得英日關係融洽，英國人不可能不幫助日本去除這些不平等條約，所以阻力在其他列強身上。但伊藤卻很清楚，真正阻礙日本修正條約的阻力只有英國人，其他列強逼迫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實是機會主義，日本有了自保之力宣布廢除，各國也只會和日本打打嘴仗，不會真的再跑來和日本打上一場，逼迫日本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
只有英國人，和日本人簽訂條約是為了建立其統治世界的秩序，所以日本看起來要求英國廢除對日的不平等條約，但在英國人看來就是在挑戰大英帝國對世界的統治權，如果世界各地和英國簽署了條約的國家都想要和英國重修條約，那麼大英帝國所建立的對世界統治的秩序還如何存在下去？
所以，英國的政治家們雖然極力拉攏日漸強盛的日本，試圖讓日本成為大英帝國在東亞秩序的維護者，但是對於修訂英日條約一事，則從來不做正面的回應。井上當初主持的鹿鳴館外交之所以被廢棄，可不是因為國民的反對，國民的反對不過是他們這些政治家們的就坡下驢，實質上是伊藤等人終於認清了國際外交取決於國家實力而非國家之間的友善關係。
正因為鹿鳴館外交的失敗，才使得日本下定決心把所有資源都投入到國防建設上，用武力打開列強用條約為日本建立起來的秩序牢籠。而清國就是沒有搞明白這一點，還在試圖和西洋朋友緩和關係，並想要藉助西洋的軍艦大炮繼續維持其在亞洲的宗藩體系，才會被日本一擊而敗。
在日清戰爭之前，英國人其實是真心想要維持亞洲的舊宗藩體系的，這樣英國只要控制住了清國，就能對整個東亞地區發號施令，且不必擔心歐洲其他列強在東亞地區破壞大英帝國的統治秩序。
但是日本的搏命一擊，把英國人的美夢給打破了，亞洲舊秩序完全垮台，歐洲列強也有了借口插足東亞事務，這才使得英國人不得不改變想法，把日本選為了英國東亞秩序的支柱之一。
本次日俄戰爭，雖然是日本向英國交出的投名狀，但是日本所取得的勝利戰果，就連日本人自己都有些迷茫了。因為這場戰爭日本雖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在戰場上的勝利卻是輝煌的，只要日本有著足夠的物資支持，日本在陸地和海上的戰鬥都不會弱於歐洲列強的軍人。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所取得的成果已經突破了英國人在戰前的所有預測，也就使得英國為此戰後準備的所有外交方案都被作廢了。如果不是中國人也表現出了不遜色於日本軍隊的戰績，英國在亞洲所設想的均勢就已經破產了。
但現在東亞的局勢對於英國人來說依然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大問題，因為日中兩國都在這場戰爭中表現了出於意料的戰力，而中國新興的勢力所表現出的好戰心理更是讓英國人措手不及，過去英國人認為印度周邊的威脅只有俄國人，辛丑條約之後中國對印度的威脅已經被消除了。
英國人發動對西藏的遠征並不是擔心中國人，而是擔心俄國會拿走這塊對印度居高臨下的土地。英國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建立在俄國對中亞的征服，對外蒙、新疆的滲透情況的判斷上的。所以英國人認為應該在俄國下手之前先把西藏納入英屬印度的管治之下，那麼俄國也就失去了進入西藏的借口。
但是英國人沒想到的是，對於西藏的這一次日常進攻，對於大英帝國來說這是一次極為尋常的殖民戰爭行動，甚至都沒有得到倫敦的支持，居然直接引發了英國人在印度大陸的統治危機。
誠然，印度的危機主要在於英國對印度統治的殘酷行為激起了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如果沒有中國人進入印度大陸的軍事行動，英屬印度政府不可能失去對於東北三邦的控制權。中國人以及其少的兵力在印度大陸上擊敗了英屬印度政府的龐大兵力，給印度民族上了一課，從而進一步刺|激了印度民族武裝反抗英國統治的信心。
以伊藤的看法，中國人在印度的軍事行動和英國人對中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的效果差不多，都戳破了中央政府外強中乾的假面，從而激起了主體民族的反抗心理。中英西藏衝突對於英國人的震動之大，遠超過金蘭灣大海戰日本近乎全殲俄國歐洲艦隊的戰果。
因為英國人重來都沒有把俄國艦隊視為對手，自然不會覺得這樣的勝利有多麼的不容易，讓英國人驚訝的是，日本人居然也能打出這樣的勝利，僅僅如此而已。但是中國人在印度的軍事行動，讓英國人完全失去了方向，因為從印度大陸到緬甸，中國和英屬印度之間有著漫長的陸上邊境，一旦中英發生衝突，英國人或者可以佔領中國沿海，但英屬印度政府可能會完蛋。
佔領中國沿海並不能讓英國長期維持下去，因為沒有英屬印度提供的人力和物力，大英帝國不可能在遠東和一個數億人口的大國進行長期交戰。而失去了對於印度大陸的統治，那麼大英帝國在全球的統治都要宣告結束了。
也就是說，中國人利用這場戰爭向大英帝國發出了一個警告，就是中國有能力和大英帝國同歸於盡。而大英帝國完蛋之後，中國人依舊能夠保住自己的家園。英國人對於這一可怕的前景毫無對策，他們想出的唯一辦法就是把英屬印度政府的駐地向北印度的內陸遷移，從而遠離中國人。
因此正如林信義向他所指出的，這場戰爭讓亞洲秩序完全失去了控制，英國就連中國人都無法對付，更別提還要在歐洲應對德國人的挑戰，在大西洋面對美國海軍的不斷試探，所以英國人對於日英同盟的需要還在日本之上。
日本和中國應當聯合起來，對英國進行不斷的試探，然後在英國的底限之上重建東亞秩序。這一全新的東亞秩序不僅將廢除歐洲列強加諸於東亞民族之上的各種不平等條約，還將重新奠定東西方交往的原則，使東方民族脫離被歐洲殖民的對象範圍。
而對於日本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放手解決舉國一致體制帶來的過度集權的弊端，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了。舉國一致體制雖然高度集中了行政權力，從而極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但舉國一致體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要是首腦選擇了錯誤的方向，那麼整個國家就會毫不猶豫的朝著深淵衝去。
比如現在山縣的想法，在伊藤看來就是一種偏執，但讓人憂心的是，山縣真的能把這種偏執的念頭變成為國家的意志。這就是日清戰爭之後他向民黨靠攏，試圖糾正舉國一致體制的弊病的根本原因。其實他並不是山縣所想像的，被政治民主的理念所迷惑了，而是認為政治上的民主能夠給當前的舉國體制裝上一個方向盤，至少有個剎車裝置也是好的。
外人常說他在政治上太過善變，但伊藤認為自己的政治理念其實始終如一，他不過是按照當前日本政治的弊病開出了不同的藥方而已。倒幕的時候，為了打倒腐朽的幕府統治，自然是要尊皇攘夷的，看到了世界的進步後，自然是不能不開國的，開國攘夷各派爭論不休，自然要謀求舉國一致體制的，舉國一致體制變成了日本的負擔後，謀求改變該體制就是日本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而外面的那些人只看到了他的善變，卻沒有看到他為何而變，讓伊藤也是苦惱不已。事實上自大久保和木戶去世後，能夠和他就政治上進行討論的，其實只有一個年輕人而已，其他人要麼就是懾於他的元老身份不敢暢所欲言，要麼就是見識不足難以了解他所思考的問題，只有林信義這個年輕人可以每每切中時弊，不僅了解他的想法，還能給他帶來不少啟發。
如山縣這樣的同窗好友，又有著幾十年共事的經歷，但是山縣也依然不了解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這就不讓人不感到悲哀了。伊藤博文也知道，山縣年輕時就比較固執，今年來更是從固執變為了頑固，哪怕是他這樣的老朋友，也無法改變山縣腦子裡已經成型的想法。
所以他也不去指責山縣效仿歐洲殖民主義的理念，畢竟他也是花了好長時間才接受了林信義的說服，在朝鮮問題上更是進一步證實了林信義的見解是正確的，否則他也是不能完全拋棄年輕時就刻下的向西方學習的那種世界觀。
在林信義看來，歐洲的殖民主義實質上是建立在十字軍東征的聖戰歷史基礎上的，歐洲人打著傳教的名義對歐洲以外的非基督教世界進行征服行動，從意識形態上首先獲得了歐洲基督教文化的認同，不管是新教或是舊教，只是對征服方式有意義，對征服行動並沒有異議。
而日本所謂的學習西方殖民主義，作為一個非基督教文化的東方國家，歐洲各國首先在思想上就不能認同日本的神道教文化，再加上日本非白種人的種族，承認了日本的征服行動就意味著日本人屠殺基督教文化國家也是合法行為了。
所以非歐洲國家所實施的殖民戰爭，既不能得到歐洲國家的認同，也招致了被殖民民族的痛恨，最終日本就會為世界所孤立。林信義還說了一個蝙蝠的故事，蝙蝠在飛禽和走獸之間投機，最終被兩邊都視為了叛徒。
伊藤博文一開始並不完全認同林信義的主張，他覺得林信義過於理想主義了，他所認識的歐洲人都是相信達爾文主義的，強存弱亡乃是世道真理，歐洲人怎麼可能為了道義指責日本，那些弱小民族又怎麼會去指望比日本更兇殘的歐洲人來主持正義。
但是在朝鮮他卻真的感受到了林信義指出的現實，朝鮮人居然相信美國人、英國人能夠幫助自己主持公道，而美國政府、英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在朝鮮半島的利益，但是美國和英國的普通民眾卻拒絕服從本國政府的承諾，依舊在幫助朝鮮人對抗日本的統治。
朝鮮的反日宣傳，都在美國商人和歐洲教會的庇護下，日本除了向各國提出抗議外，並不能直接對這些外國人下手，以免遭到外交抗議。這樣一來，這些外國人就等於再朝鮮擁有了特殊的權力，從而令朝鮮人更加靠攏外國人。
在朝鮮這樣一個守舊的傳統儒教國家，在日本控制朝鮮之前，朝鮮人對於一切外來宗教都是敬而遠之的，對於外國人也沒什麼親近的表現。但是在日本進入朝鮮半島之後，信奉基督教的朝鮮人突然就多了起來，主張撇開日本向歐美各國建立外交的聲音也並不少。
日清戰爭時期，朝鮮人對於日本軍隊的支持，現在在朝鮮已經看不到了，相反過去視滿清為壓迫者的朝鮮人，現在又開始懷念起大明時期明朝幫助朝鮮對抗倭寇的恩情了。在這些思潮的背後，都表現出了朝鮮民族正把日本當成了本國首要的大敵。
伊藤博文之所以要奪取朝鮮首任總督的職位，就是擔心讓陸軍掌握了這一職位，會採取在台灣的那些強硬政策，從而激怒朝鮮民眾。和只有250萬人口的台灣相比，朝鮮半島的人口是其十倍，且半島和大陸相連，一旦引起鄰國的關注，日本在朝鮮的統治就會成為日本衰落的開始。
但是他對於朝鮮人的性格判斷終究還是差了林信義一籌，懷柔政策只能讓一部分朝鮮士族接受日本的統治，並不能讓所有的朝鮮人都認可日本的統治。特別是在統監府對朝鮮土地進行整備後，朝鮮的兩班和農民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反抗情緒。朝鮮正在迅速的遠離日本，就連那些試圖學習日本進行開化的朝鮮精英也開始拋棄日本轉向其他國家去了。
伊藤博文在朝鮮做了近一年的總督，不僅沒有感到有什麼成就感，反而日漸感受到了朝鮮民族正在日本的統治下不斷醞釀著反抗的情緒。過去把朝鮮兩班及王室視為害蟲的朝鮮民眾，現在都在高呼王室和兩班應該帶頭反抗日本了。
日本這一年來在朝鮮的統治，得到的成果就是彌合了朝鮮內部的社會矛盾分歧，製造出了一個統一的抗日意識的朝鮮民族。也就是朝鮮王過於自私，他對於日本的痛恨並沒有超過對於北方那些起來造反平分地主土地的義兵的恐懼，所以才沒有讓朝鮮南北的抗日勢力統合在一起。
朝鮮南部的尊王抗日力量和朝鮮北部的民主革命聯軍，在對待地主的問題上不能統一，從而讓日本獲得了對南北抗日勢力分隔包圍鎮壓的機會。朝鮮北方多山地，雖然民主革命聯軍可以把日軍扯的團團轉，但是北方的經濟太過薄弱，只能依靠外部物資的輸入才能維持下去，而朝鮮南部多平原農業區，這裡也是日軍重點控制及肅清抗日武裝的地方。
所以，日本雖然在名義上掌握了朝鮮半島，但實際統治的區域還是在南部及北部沿海平原區，山區壓根就進不去。伊藤博文已經感覺到，朝鮮抗日運動繼續發酵，日本不僅不能從朝鮮獲得利益，還要從本土往朝鮮輸送物資以鎮壓朝鮮人的反抗了。他所擔憂的最壞情況還是發生了，即便他從陸軍手中奪走了朝鮮總督的位置，可依然沒有阻止這最壞的情況發生，林信義對他做出的判斷則變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