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和田均一對於林信義的分析是認可的，因為這很符合列強的心理，也是最有利於列強的方向。自從轉向唯物主義史觀之後，勞工黨的上層就已經完全脫離了傳統儒學的以道德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同時對巴麥尊勛爵的外交名言：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一語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接受了唯物史觀的人，一般都會對道德外交和所謂的個人關係外交祛魅，他們天然相信一個組織的行為必然是以其根本利益驅動的，組織中的個人是沒法對抗組織的群體心理的。而林信義對於列強心理的描述，完全符合列強在東亞問題上的利益，自然是符合邏輯的判斷。
既然信任了林信義做出的判斷，自然他們也就會謀求和林信義一起探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而不是將其視為外人來提防。而林信義也確實給出了一個讓兩人陷入深思的建議。
「…從目前的東亞和世界局勢來看，東亞各民族其實面臨著兩個最基本的問題，第一個是如何在先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下保持獨立並推動工業化的建設；第二個如何團結東亞各民族，而不至於把力量消耗在地區鬥爭上。
這兩個問題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解決其中一個問題必然對解決另一問題造成正向的影響。同樣的，只要其中一個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的希望，那麼另一個問題就會出現反覆，甚至變得更加的嚴重。
而從目前來看，解決這兩個問題最有力的辦法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些問題在社會的快速發展中自己就會消失。比如列強對東亞地區的武力入侵是建立在工業國對農業國碾壓的工業科技能力上的，但凡東亞國家出現了初步工業化，列強也會打消直接的武力入侵。
因為世界的中心現在在歐洲，特別是西歐地區，沒有那個列強會把所有力量用於東方，而失去對於歐洲的話語權的，這是愚蠢的選擇。至於那些在歐洲都沒什麼話語權的二等列強，就更加沒有能力派出軍隊入侵一個在人口上佔有絕對優勢的初等工業國了，他們的國力支撐不起這樣的戰爭消耗。
所以在這場戰爭之後，歐美列強對於東亞地區的外交政策會更加的柔軟一些，他們會選擇放棄過去所簽署的一些不平等條約，來使日本和中國遵守看起來還算公平的條約，但在雙方的工業和科技差距下，這些條約的實質還是不平等的，是為了維護先進工業國對後進工業國的不平等貿易。
簡單的說，列強在意識到日本和中國具備了和工業國對抗的實力後，為了防止日本和中國用武力撕毀條約，那麼他們就會主動的放棄那些不可能讓日本和中國遵守的不平等條約。這就是國家之間以實力為基礎的外交博弈。
我們要藉助這一有利時機，團結日中兩國的力量，迫使歐美列強做出更大的讓步，在列強能夠容忍的退讓範圍內，逼迫列強做出極限的讓步。
比如收回山東的膠澳租借地，將列強的勢力限制在長江以南地區，支持越南人民、菲律賓人民和南洋諸島人民的獨立運動，限制法國、美國、荷蘭在該地區的殖民勢力，並為以上這些地區的民族解放打下思想上和物質上的基礎。
如果法國、美國和荷蘭失去了在東南亞地區的殖民勢力，那麼英國就不可能在東亞和東南亞維持其殖民體系，這就意味著大半個亞洲都將從當前的歐洲殖民體系中解放出來，這將極大的鼓舞世界各地人民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而想要達成這一目標，日本和中國就必須要達成合作而不是對抗。那麼日本和中國的合作基礎是什麼？我認為是無產階級的聯合。日本和中國的無產階級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日本和中國的無產階級分別掌握了日本和中國的政治主導權，兩國才會有建立合作的基礎。
如果日本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沒法贏得國家的執政權，那麼不管是封建地主階級執政，或是資產階級執政，他們都不會抱有解放亞洲人民的理想，他們只會把這種事當成是入侵亞洲各地的旗幟和口號，從而滿足本國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慾望。
因此，勞工黨不應該把自己視為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而應當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無產階級聯盟基礎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各國的無產階級只有在聯合後，才能真正壓制住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力量，而作為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先鋒隊應當先於無產階級建立起此種聯合。
我們應當注意到，當前各國社會主義政黨所建立的第二國際實際上是違背了無產階級大聯合的歷史觀點的，他們所主張的聯合，不過是支持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在本國獲得執政地位，但是對於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後的國際無產階級聯合問題都是避而不談的。
從第二國際的一系列文件來看，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都在強調本國的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避開了對於全體無產階級共同利益的討論。這種強調其實就是在表明，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認為國家利益是高於階級利益的，國家成為了某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器，在國家利益面前談論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對國民的冒犯。
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為例，作為資產階級大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法國的無產階級是最具有階級鬥爭意識的，因此法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勢力比其他國家要強的多，獨立社會黨人米勒蘭能夠加入法國內閣，就是破天荒的事件。
但是這一事件也同樣表明了，主張合法的鬥爭的法國社會主義政黨承認了國家利益高於階級利益，法國社會黨領導人讓·饒勒斯為米勒蘭的辯護詞，已經說明了法國社會黨認為法國無產階級應當服從於法國的國家利益，哪怕這個國家為資產階級所有。
1904年8月的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德國社會黨人倍倍爾就清楚的看到了問題的實質所在，他說：饒勒斯支持米勒蘭-是他給國際社會主義設下的最危險的陷阱。
但是，這不是饒勒斯或其他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歐洲無產階級的普遍性問題，正是因為歐洲各國無產階級對於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迷戀，使得他們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利益，饒勒斯不過是順應了法國無產階級的心聲，而不是他自己的主觀意識。
這就是我所認為的，歐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因為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置於自身階級利益之上。也就是說，戰爭的保險已經被打開了，資產階級已經有了扣下扳機的能力，戰爭什麼時候開打，這取決於資產階級何時扣下扳機，無產階級放棄了阻止戰爭的努力，他們願意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去屠殺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無產階級。
日本和中國的對抗和合作，也同樣取決於兩國無產階級究竟是如何看待國家和階級的，如果日本和中國的無產階級認為，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上戰場是為祖國而戰，那麼日中兩國的對抗就不可避免。」
田均一對林信義的這番話語感受的更深刻一些，畢竟他主要負責政治工作，因此自然能夠明白林信義在這番話中所表明的政治理念。蔡鍔雖然對階級利益高於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說詞並不完全認同，但是他認為林信義做出的結論是正確的，日本和中國之間是合作還是對抗，這並不取決於一兩個領導人的決策，而是取決於日中兩國的社會主流看法。
作為在日本留學過的人物，蔡鍔很清楚日本人現在有一種暴發戶的心態，在甲午戰爭中獲得勝利，並成功的奪取了歷來都是中國屬國的朝鮮王國的控制權後，日本人就把過去對於中國的敬畏之心一掃而空了，他們覺得中國這個老大民族在西方文明面前已經落伍，中國要想向西方文明學習，也落後在日本之後，等於是日本的師弟而不是什麼師父了。
按照日本人的觀點，既然中國已經落後於日本，那麼自然就該對日本執弟子之禮，過去日本是如何對中國的，那麼現在中國就該怎麼對日本。從某個角度上來說，日本要的是中國過去在東亞的宗主地位，即所謂的華夷變態。
日本人的這種爆發戶心理，雖然讓人看不上，但是蔡鍔還是承認了日本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改造是成功的。雖然日本在推動工業化的過程中，完全把農民當成了耗材，但即便是如此，日本的工業發展速度也不是滿清可以比較的。
1886年北洋艦隊水兵在長崎和當地民眾爆發衝突，結果造成了死傷事件。日本和滿清政府對待這一事件的處理，兩國國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就說明了明治維新運動對日本民族的改造是多麼巨大的。
在長崎事件爆發後，日本政府的第一反應是打不過，然後才是要求低調處理，接著就是日本海軍的大擴軍，日本國民上下對長崎事件都激發了自強精神。而滿清這邊，除了聘請的英國軍官琅威理認為此時北洋海軍實力遠勝對手，力請對日本開戰外，其他人都想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國的國民壓根就沒聽說過長崎事件。
由長崎事件可以看出，洋務運動並沒有對中國的國民思想觀念有什麼全新的塑造，滿清的上層對於洋務運動的目標，只是為了保證其對國內的統治地位，對於維護中國在新世界體系下的位置，則絲毫不關心。
兩國國民對於新時代降臨的不同觀點，使得日中兩國對彼此的看法也出現了變化，日本國民過去對於中國為東亞宗主的地位的承認，轉而變為了世界上最後一塊未被列強殖民的富饒大陸。而中國國民對於日本的評價，則從撮爾小國上升為了新列強。
所以，林信義說的是正確的，假如中國和日本的無產階級不能達成一個共同認識，那麼兩個國家走向對抗幾乎是必然之勢。因為現在的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不是友好的近鄰，而是一個在上升期的新興列強和一個在衰退期的老大帝國之間的矛盾。
老大帝國的國民想要保住過去的地位，而新興列強則想要取而代之，雙方之間的諸多矛盾就根源於此。在這種國家關係的劇烈變更期中，依賴一兩個領導人的努力去扭轉大勢，顯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此一來，蔡鍔也終於明了了林信義為何會極力鼓勵和支持中國革命發展的立場，因為林信義是站在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支持的中國革命。想要阻止上升期的日本入侵中國，最好的辦法不是扭轉日本對於中國的看法，而是阻止中國的衰退。只要中國恢複發展，作為體量巨大的大陸國家，壓根就不會有人冒險入侵她。
從這一點來說，林信義確實說的和做的都是一致的，他並沒有背離自己所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這對於勞工黨和中國革命來說確實是一件好事，畢竟在沒有弄清楚林信義的根本目標之前，蔡鍔也很難相信真的存在這樣一個革命聖人。
這樣一來，勞工黨要考慮的就剩下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和日本的無產階級該怎麼聯合，又該如何對付日中兩國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如何對抗歐洲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對於田均一和蔡鍔的詢問，林信義倒是胸有成竹的說道：「保護人的勞動權力，保護人通過勞動獲得合理的報酬的權利，我認為是無產階級聯合的基礎。不管是日本、中國或是其他國家或民族，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會認同這一立場。
在此立場上，我們很容易就能引申出反對封建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認識。這不僅僅是日本和中國無產階級合作的基礎，也是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聯合的基礎。只要我們不背離這一根本立場，那麼無產階級之間的聯合就不會被破壞。
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也許會用不同國家工人階級的工資數字來證明，工業國的工人階級也分享到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好處，但他們永遠不能證明，工人階級擁有不受限制的勞動權力和獲得了超出勞動價值之外的報酬。
先進工業國和落後農業國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地位並沒有差異性，有差異的是工業國和農業國的生產力水準，在工人階級創造了更多的勞動價值之後，資本家不得不給與工人階級更高的報酬，但這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結果，而不是來自資本家的恩賜。
就如同我之前在會議上說的，武漢工人階級獲得了自身創造的產值的12%不到，扣除各種成本，他們也不可能拿到自己付出的勞動價值的三分之一，但在工資的絕對數量上已經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收入。難道我們能說，是工人剝削了農民才享有了更好的生活嗎？」
林信義的話首先得到了田均一的認同，他連連點頭說道：「確實是這樣，現在黨內外的一些知識分子，整天說黨的政策過於偏向工人階級，農民的生活雖然比滿清治下有所改善，但和工人一比，簡直就是九天之上和九地之下。他們覺得革命的好處都落入了工人階級手中，農民付出了很多，但並沒有得到和自己付出相應的回報。
這些言論不僅在工人和農民之間製造了隔閡，也使得黨內出現工業和農業的支持者的分裂。我請你在今天的會議上討論工業和農業關係的問題，就是希望能夠糾正黨內同志對這一問題的錯誤看法。
現在看起來，我的眼光還不夠全面，不僅僅國內的工農業之間存在著矛盾，國內外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也同樣在製造各國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