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田均一對林信義提出工農關係主張的認同，已經為三人的交談打下了良好的開端。雖然勞工黨的理論多出自林信義的介紹，但建黨之前尋求救國之道和建黨之後的革命道路選擇，這是兩回事。
蔡鍔、田均一對林信義感激和信任，起始於林信義介紹給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並為中國革命策划了黨組織建立的原則和組織問題，但這並不代表作為勞工黨領導人對林信義有著毫無保留的信任，主張唯物史觀的科學社會主義者是不會讓感情干擾現實問題的。
如果林信義放棄其日本人的身份加入勞工黨，那麼他們自然可以毫無保留的相信對方，因為這等於林信義已經和自己的國家斬斷了聯繫，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可能再對日本國的利益產生什麼共鳴，因為他在勞工黨內將會獲得的更多。
但是林信義認為中國革命不能只關心於中國內部的革命，同時也需要日本及亞洲其他革命運動的支持，雖然蔡鍔和田均一認為林信義的主張沒什麼問題，特別是林信義在印度建立的人民委員會給了勞工黨以很大的支持，對於英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情報，印度人從英屬印度政府那裡可以輕易的弄到許多詳細的內容。
雖然勞工黨和人民委員會對於土地改革等問題上有著不小的分歧，勞工黨更傾向於強制剝奪地主土地進行重新分配，而人民委員會則更傾向於剝奪不支持自己的地主的土地，對那些願意和自己合作的地主，則採取贖買政策。
在對待君主制度的立場上，雖然滿族和英女王都屬於外來統治者，但是列強入侵讓中國人激發了華夷之變的亡天下之感，於是和滿人深度捆綁的君主制和維護君主制的儒教都成為了舊社會之惡，想要進入新時代就必須要徹底的拋棄並批判君主制和儒教。
但是對於印度人來說，哪怕是英國人到來之前的莫卧兒王朝也是一個外來政權，且印度形式上的統一是在英國入侵之後完成的，就連印度民族的意識載體-印度教，這也是英國人歸納出來的。
這就使得印度人民對於君主制度的惡感並沒有中國人那麼深刻，而印度的知識分子對於大英帝國的感情也是複雜的，既痛恨英國人從印度掠奪財富，把原本富饒的印度大陸搞出了多次大饑荒，但又認為英國人給印度帶來了文明，否則今天的印度就會生活在黑暗之中。
所以，印度人民委員會雖然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但人民委員會的上層更傾向於倫敦的統治方式，這裡指的是倫敦的統治而不是大英帝國的統治，和大英帝國對海外殖民地的殘暴統治不同，至少倫敦市民還是享受著英國式的自由和民主的。
只要你不是毫無收入的流浪者，那麼倫敦對你就是最文明的地方，畢竟作為議會統治的發源地，倫敦是最強調法治的地方，國王也必須服從於法律的約束，如果沒有法律的保證，那麼議會就不能壓制住王權而成為大英帝國的權力中心。
所以，哪怕印度上層的精英自己都經常抱怨，他們在倫敦留學時遇到過各種歧視，但他們至少不會如美國那樣，走在大街上都會被白人襲擊，襲擊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的膚色，而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確保了白人襲擊有色人種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因此，當這些印度精英返回印度投身於民族主義運動遭到英屬印度政府的迫害時，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流亡到國外去，而是選擇前往倫敦生活，他們知道這座城市能夠保衛自己不受英屬印度政府的迫害，而其他地方還真不一定。
印度人和中國人在諸多問題上有著較大的分歧，但還能建立起合作關係，第一個就是雙方都認為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是雙方民族自我解放唯一能走的革命道路，離開這條革命道路，誰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依賴民族主義把中國人或印度人組織起來。
第二個就是林信義的存在，作為向中印兩國傳遞了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者，林信義主張國際社會主義者的聯合是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唯一出路，在其多次證明了自己的革命理論是正確的之後，中印的革命者幾乎都不會對其判斷提出質疑。
而中國和印度革命的聯合，也確實給雙方帶來了許多好處。印度革命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就是，英國人無法再從印度抽調人力去壓制中國革命，而英屬印度政府中存在著大量的印度官員，這些官員能夠輕易的接觸到倫敦發給英屬印度政府在亞洲的外交問題討論，英國人似乎都沒有考慮過印度人會把這些情報透露給中國人。
如果說倫敦是大英帝國的頭腦，那麼英屬印度政府就是大英帝國的身體，所以倫敦想要在外交上進行任何調整都不可能對英印政府進行隱瞞，否則大英帝國就沒法運行下去。於是英屬印度政府得到的許多情報，其實和印度本身沒啥關係，有關係的是之後印度該如何配合倫敦的決定。
當印度人民委員會把英印政府的情報向勞工党進行通報後，英國對華外交的變化就幾乎都被勞工黨掌握了，甚至於武漢對於倫敦的判斷還要早於英國駐華公使得到正式電報，因為倫敦外交大臣在決定對華外交之前必然要先徵求印度總督的意見。
至於印度革命從中國革命這裡得到好處，其實只要中國革命存在，對於印度革命來說就是最大的好處。因為中國革命極大的吸引住了英國人的視線，使得倫敦不得不多次對英屬印度政府強調，一定要保持印度的穩定，不能讓印度也陷入中國式的混亂，大英帝國不可能同時應付三個戰場。
所以，林信義真要能夠拋棄日本人的身份加入勞工黨，必然會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那麼雙方之間就不會有什麼信任問題。但是林信義沒有這麼做，自然也就讓蔡鍔和田均一對其保持了一分警惕，這不是感情問題，而是從組織內外關係的角度看待的問題。畢竟在日本的林信義是完全脫離組織生活的，他們沒法了解林信義到底做了什麼。
但是現在么，林信義就工農關係上的論述和對中日合作問題的看法，讓蔡鍔和田均一都釋去了對於林信義的疑慮之心。返回日本之後的林信義依然在思考革命問題，並對日本和中國革命的形勢進行了探索，這就是雙方可以互相信任的基礎。
所以蔡鍔和田均一接受了林信義對於日中合作的可能性和推動亞洲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兩人都有著不同的疑慮。比如蔡鍔和田均一都對先從德國下手感到疑惑，在他們看來德國對於武漢來說是列強中最友善的，就算要廢除德國在華的特權，也應該放在最後，而不是一開始就把這一可能的助力推到武漢的對立面去。
對於兩人的疑惑，林信義做了一個細緻的分析，「如果是在1900年，確實你們說的情況會出現，義和團對美國和德國僑民的襲擊，引起了列強的一致。
但是1900年的時候歐洲還沒有形成兩大陣營的對抗，只有法德矛盾而已。所以當滿清向萬國宣戰後，列強才能迅速的達成一致出兵。
可現在的歐洲已經圍繞法德矛盾形成了英法對抗德國的陣營對立。歐洲兩大陣營的對立局面形成，和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是分不開的。先發工業國強佔了世界大多數原料產地和人口市場，從而形成了壟斷的殖民帝國，後發工業國雖然憑藉著技術的革新在生產力發展上追上了前者，但是想要動搖前者在全球建立起來的殖民體系，卻不是憑藉生產力優勢可以完成的。
八國聯軍之所以能夠迅速達成一致出兵中國，實質上就是為了瓜分地球上最後一塊未被歐洲殖民的大陸。但是辛丑條約的簽訂讓德國的帝國主義者意識到，在現存的英法殖民體系下，不僅僅那些落後的東方民族受制於英法，就連歐洲的後方工業國也同樣是英法限制的對象。
德國出兵中國的訴求當然不是為克林德報仇，他們想要的是瓜分中國，就如英法肢解了奧斯曼帝國那樣，德國也試圖從中國的被肢解中贏得一塊人口資源集中的殖民地，為德國的工業品建立起海外的新市場。
德國在青島的投資就是一種政府主導的長期規劃，和英國在香港、上海以商人為主的開發模式是不同的。但是英國主導的保全中國的方案，粉碎了德國人在東方建立新日耳曼的企圖，俄國對中國發動戰爭也是出於對英法殖民體系的不滿。
而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在英國的支持下被日本和中國給擊退了，俄國的失敗其實已經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英國的主要敵人已經從全世界未被征服的非歐民族轉向了對大英帝國全球統治造成威脅的歐洲民族。
所以，歐洲兩大陣營對抗，最具有戰爭慾望的實際是英國而非德法。英國試圖藉助法德矛盾製造一場對德戰爭，從而摧毀德國對大英帝國全球霸權的威脅能力。
英國的戰略目標是如此的明確，以至於英國政府正不斷收縮其全球霸權，把主要的海軍力量調回了歐洲。這正是亞洲民族恢複一定主權的最好時機，因為英國的全球收縮正導致局部地區的權力真空。
我們現在趁著英國全球收縮把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海權奪回來，是代價最小的時刻。德國、法國不可能再有什麼餘力去歐洲之外挑起戰爭，荷蘭本身是個小國，他對於南洋諸島的統治實賴於英國的支持，而美國在巴拿馬運河建成之前是沒法干涉太平洋這邊的事務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德國放棄在華特權，英法不僅會樂見其成，德國甚至都不能在歐洲找到什麼支持者。因為歐洲戰爭的選擇權不在德國手中，他想要保持歐洲和平都辦不到，還談什麼列強一致的原則。」
蔡鍔和田均一都情不自禁的點頭認同，他們也覺得現在的德國正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迫使德國放棄膠澳租借地並不是不可能，畢竟就連德國人自己都曾經討論過，是否把膠澳租借地交還給中國，以換取德國資本在中國內地的投資許可。
在瓜分中國的企圖沒能實現後，膠澳租借地對於德國來說就變成雞肋了。畢竟德國是把山東作為東方殖民地來經營的，光一個膠澳租借地是沒法維持德國在東方的統治的。僅僅只是為了山東的經濟利益，那麼德國就不需要在青島搞這麼現代化的港口。
只有如英國這樣控制了海權的國家，在其他國家只要佔領一兩個港口就可以進行商業上的壟斷貿易了。對於德國這種連大西洋都說不上話的陸權國家，在海外建立港口城市其實沒多大意義，因為只要英國和德國爆發戰爭，這些港口城市就是英國人的戰利品。
只有以山東為殖民地的青島港才是有價值的，因為山東的民眾能夠被動員起來保衛青島港，這也是德國投資膠澳鐵路建設的一大原因，平時向青島港輸送貨物，戰時向青島提供人力和物力。
但是義和團的反抗和英國反對瓜分中國的方案，使得德國建設青島港的意義基本不存在，只剩下了掠奪本地財富一個功能。只是相比以長江為物流通道的上海，青島顯然在商業競爭上是不利的。就連德國商人在武漢沒有開發之前，也多半選擇上海而非青島建立工廠。
現在阻礙中國方面收回膠澳租借地其實就兩個原因，柏林不希望讓國內知道他們在東方花費了大量資金建設的青島港只是英國人手中的人質，而武漢方面則是顧慮收回膠澳租借地會引發德國資本的危機感。
所以在林信義沒有指出這一問題之前，勞工黨選擇把這一問題放在了其他問題之後，相比起遠離武漢統治區的青島，勞工黨其實更關心上海的地位問題。畢竟位於長江口的上海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武漢的對外貿易就等於隨時能被人關上大門。
林信義也聽取了兩人對德國合作關係的顧慮，畢竟現在的武漢和德國資本、德國軍方都有著密切的聯繫。德國政府在對華關係上遠沒有商人和軍人那麼靈活，他們既要受到皇帝的指示，也要承受輿論的壓力，因此不可能在對華外交上出現什麼激進的政策。
皇帝本人的立場和軍方是一致的，認為武漢在戰爭中的不俗表現，讓中國有可能成為德國在遠東的朋友，一旦歐洲爆發戰爭能為德國牽制俄國、印度。
但是社會輿論對於中國的評價則兩極分化，實業家認為德國和中國的友好關係有利於德國經濟，但是中小商人和地主們則認為，中國應該成為德國的印度，而不是地位平等的朋友。中德貿易中對中國農產品進口的讓步，對華出口輕工業品的關稅保護，都使得德國人民受到了損失。
德國民眾對待中國的立場倒是和德國對奧斯曼帝國的態度差不多，軍方和資本家都認為奧斯曼帝國應當成為德國的朋友，但是普通德國民眾對於奧斯曼帝國的印象，依然是東方的君主制國家，皇帝身邊整天環繞著一群太監，政治上腐敗不堪，實在看不出對德國有什麼幫助。
當然，在義和團事件中威廉二世發表的匈奴人講話，也刺|激了德國民眾對於中國人的歧視心理，現在才過了幾年，政府又要宣傳中國人是德國在東方的盟友，這不是在說笑么。所以，中德關係在商業上的熱度要比政治上高的多，這就意味著中德關係其實相當脆弱，武漢提出收回膠澳租借地，就不能不考慮和德國關係破壞的可能性。
對於兩人的顧慮，林信義則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我認同你們想要維繫同德國的合作關係的主張，我也是認同中德合作關係的，引入德國資本對於實現當前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都是極有幫助的。所以，我們要試著說服德國人放棄膠澳租借地，而不是直接以外交通牒的方式通知對方交還膠澳。」
田均一有些不理解的問道：「這可能耐嗎？雖然德國人對我們有一定的讓步，但畢竟他們還是列強的一份子，他們怎麼可能被我們空口白話的說服，把投入巨資建設的膠澳交給我們？這恐怕，應該沒人敢做這個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