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政治會議是田均一主持的，但是田均一發覺今天的會議要比他想像中輕鬆了不少。林信義僅僅依靠理論上的辯論就把其他委員給壓制了下去，如果是換做他自己來推動工農關係的確定，那麼是不可能如此順利的。
對於田均一來說，黨的政治會議其實已經變得越來越複雜化了，過去黨的主要敵人是滿清朝廷時，大家在會議上幾乎不用說服就能取得一致。但是隨著滿清朝廷權威的崩塌，哪怕連黨外的普通群眾都覺得大清要完蛋了，這個時候黨內的成員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就多了幾分自己的想法了。
這種想法倒不是全然是私心，但就如林信義當初對他所言，每個人都是身處於一個階級之中，他可以背叛自己的出身，但沒法背叛自己的階級，作為鄉紳家庭的知識分子投身於革命，這種事情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少見了，但是想要讓這些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承認，他們和勞動者地位一致，往往都會引發諸多反對。
包括田均一自己，一開始也是認為勞動者是愚昧的，他們太容易受到物質的影響，所以不可能堅定的把革命進行到底。但是在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成立之後，田均一才深刻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實際上容易放棄革命的是那些知識分子，而不是底層沒有什麼知識的勞動者。
這些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原因，一是覺得自己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太平天國爆發後，捐官成為了官場一大主流，通過科舉考試出身的官員反而變成了少數派，雖然滿清從入關開始就一直把賣官當成了解決財政問題的辦法，但在太平天國時期這樣大批的出售官職，也是極為罕見的，哪怕大明要完的時候，都沒有這麼賣官過。
滿清入關後，用滿漢並立已經分去了官場一大塊蛋糕，明代時連皇帝都不敢輕易折辱的進士官，在滿清不過是和家奴並立的存在，所以進士在清代的地位已經大大的不及明代。再加上捐官體制，清代的士大夫對於皇權已經構不成任何威脅。
這一點其實可以從明清的擁立情況就能看得出來，明代士大夫的黨爭幾乎都是從擁立誰為太子開始的，而在清代，沒有那個漢人大臣敢議論皇帝該立誰為太子的。不過士大夫的地位雖然遠不及大明，可終究還是統治階層，清代官民之間的差異要比明代大的多，因為滿人是真不把平民當人看，滿清一朝屠殺本國平民的記錄是空前絕後的。
所以，清代讀書人想要做官的心情反而比明代要激烈的多。滿漢並立也好，用捐官也罷，只要不堵住了讀書人科舉的門路，那麼他們還是願意擁戴大清的。但是辛丑事變之後，滿清開始取消科舉制度，轉而開辦新學校，這就極大的激怒了把科舉視為人生唯一希望的讀書人，辛丑之後加入革命黨的讀書人可謂是比比皆是。
但是這些讀書人在新的體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之後，對於繼續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情就沒啥興趣了，因為對他們來說，革命已經完成了，自己都已經靠著入黨當了新朝的官，現在當然應該維持官員的體面，而不是繼續為民眾做事。
畢竟讀書人想要做的是百姓的父母官，不是做百姓的僕人，什麼是父母？就是不管對錯，兒女都應該順從父母，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根本用意。在孝文化下，兒女就算被挨打了也得承認是自己的錯誤，哪怕他們沒錯，也不該對父母的責罰有什麼怨言，畢竟父母給了他們投生於世的機會。
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在擊敗了列強的艦隊和俄國人的入侵後，其統治的法理性已經超過了滿清，這就意味著，即便大家不做什麼事，老百姓也是會承認工農兵委員會是合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黨員幹部就不大想繼續辛苦的做事了，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到了休息的時候，畢竟對於中國的官僚體制來說，評價官員的標準不在於做事，而在於官員的個人品德和其治下民眾有沒有安居樂業。
官員的個人品德靠百姓給官員送萬民傘和立生祠，民眾的安居樂業則以訴訟案的數量來評價，於是滿清的貪官污吏們，一般在離任時都會強迫百姓送萬民傘，並拒絕接受地方上的訴訟案，凡是來告狀的都是刁民，要讓地方里甲帶回去好生看管。
與此一脈相承的，就是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治下，也出現了許多呼籲給民休息的呼聲。認為不需要組織群眾在冬天修理水庫和河道，不需要讓法院對任何民事訴訟都接受，看起來這些黨員幹部是為了老百姓好，畢竟冬天修水庫和清理河道確實是讓農民不得休息，不讓法院接受民事訴訟也是為了建立和諧社會。畢竟現在法院接的最多的訴訟是離婚案。
但是這些黨員幹部完全忘記了這樣幾個事實，水庫和河道的修繕雖然是國家的事情，可受益者卻是當地的民眾，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集合分散的個人的力量去做公共工程，讓個人獲益。修水庫時認為是苦役，遇到乾旱年景，這些官員就把責任推到氣候不好，似乎他們做這個官是不用考慮自然災害的問題的。
而反對法院處理數量眾多的離婚案就更是笑話了，武漢工農兵委員會自從建立以來就主張保護婦女兒童的權利，這是許多離婚案出現的原因。而女性之所以要提出離婚，一小半是因為婚姻是父母做主非自己願意，一大半則是難以忍受婆家的苛待。
黨員幹部不去處理引發離婚案的社會因素，反而以拒絕接受離婚案來維持表面的社會和諧，這種官僚主義作風，已經和前清官員沒啥區別了。
所以在黨的會議上，對於民生問題的討論，田均一往往要費很大力氣去說服其他人，因為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著自己的想法，並不完全和他保持一致。從某個角度來看，就是某些黨員幹部並不完全認同無產階級的立場，但田均一又不能把他們都開除出黨，畢竟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念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不僅僅那些地主階級還保持著舊的道德觀念，即便是底層的勞動者也認同舊的道德觀念。也只有在這種時刻，田均一才能理解林信義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主張要保護婦女兒童的權利，因為這是批判舊道德體系的第一步。
在舊的道德體系中，婦女兒童屬於財產而不是什麼人，父母可以把兒女出售給別人，丈夫也可以把妻子當做財產抵消債務，這在舊的道德體系中是合法的，是不受官府和宗族約束的權力。甚至於，一個死了丈夫又沒有男丁的家庭，男方宗族甚至可以收回男方的家產作為族產，而把妻子、女兒掃地出門，更無良的宗族甚至會找人販子直接把母女發賣了，當然這說明男子只是平民階層，而娘家也已經沒人了。
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推出了新婚姻法之後，固然讓治下的離婚案快速上升，但卻極為有力的打擊了鄉村中的封建勢力，特別是宗族勢力。和所謂的宗族保護同姓的神話不同，宗族實際上就是少數人控制同姓的工具，宗族內部不要說法律，連道德都是不常見的，把吃絕戶當成理所當然的宗族，難道會對弱者有什麼同情心嗎？宗族只對那些能夠給宗族帶來利益的族人給與優待，這種族人一般都是讀書好能當官的聰明人，至於普通人，就不要指望在宗族內部得到什麼公平的待遇了。
相信宗族能夠善待自己的普通人，和相信皇帝會保護小民一樣可笑，壓迫者只有在一件事上會承認被壓迫者的權利，那就是受壓迫的權利，畢竟沒有了下面的受壓迫者，族內的公共事務難道還要讓族老們出錢嗎？
而婦女兒童在宗族內更是被壓迫的最底層，所以當勞工黨提出保衛婦女兒童的合法權利後，立刻就在鄉村獲得了一大批擁護者。這些婦女兒童雖然不能給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提供什麼力量支持，但是在其推動土地改革時，卻能夠給與極大的輿論支持。
正因為了有了農村婦女的天然同盟，勞工黨派駐鄉村的工作組才不會陷入孤立，許多村子裡的婦女在土地改革及反宗族的問題上，天然站在了勞工黨的一方。而一些持舊道德觀念的知識分子，則只看到了離婚案的增加，讓社會風氣變壞了，女人都不願意服從公婆和丈夫的命令，而想要拋頭露面自己工作養活自己了。
對舊的社會生產體系的摧毀，使得舊的社會道德觀念正在快速崩坍，但是新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新的無產階級道德觀念還沒有樹立，所以黨內外關於社會風氣問題的對立，就變得越來越激烈。
田均一能夠理解林信義反覆強調的工業化的重要性，但是對於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風貌是個什麼樣子，他還真的想像不出來，這就是他在會議上需要費相當多的口舌去說服別人的原因，因為大家認可工業化的重要性，但但反對在新道德觀念沒有出現之前摧毀舊的道德觀念。
田均一自己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些看不清方向，自然就很難堅決的去壓制其他人。但是林信義就不同了，他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新道德觀念幾乎是深信不疑，認為舊的道德體系必須被摧毀，這種不顧一切的前進姿態，反倒是讓其他委員們猶豫了起來，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錯誤。
和田均一偏重於具體工作的做事方式不同，林信義雖然參加黨內的會議次數並不多，但每一次都引發了路線上的爭論，而每一次都證明了他是正確的。所以委員們和田均一爭論的時候，心理負擔並不大，因為大家只是就具體事務進行爭論，哪怕錯了也是考慮不周而已。
但是和林信義進行路線辯駁，危險性就相當大了，一旦把自己置身於路線的對立面，那麼就意味著他要交出中央委員的職務去地方工作了。勞工黨的中央委員雖然在外人看起來地位很高，但是在黨內其實只是一個代表職位，它不是由個人的威望和品德來決定的，而是在黨的路線鬥爭中和黨保持一致的執行者。
當你和黨的路線不能保持一致，那麼自然就不可能留在中央推動路線的進行，而這種調離也不會認為是犯了錯誤，而只是認為你不適合在中央負責工作了而已。當然，對於一些保留了士大夫習氣的黨員來說，這種調離中央的處分和懲罰也沒啥區別了。
所以，中央委員們在路線問題上，表態都比較慎重。而同樣的，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發起路線問題的討論的，路線的實質是建立一個理論去指導實踐工作，黨內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理論認識上的高度，因此他們提出路線問題時連自己都說服不了，何況是其他人。
但林楓同志顯然是例外，黨內的路線問題，倒是有一半以上是他提出的，少數才是田均一、秦力山等人提出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建黨原則和黨的最高、最低綱領等問題，則都出自林楓之手。這些委員面對林楓時承受的壓力，並不比面對田均一少多少，雖然後者在黨內的權威更重一些。
而今天的會議，田均一的沉默實質上就是表達了對於林楓做出的工農關係的判斷的支持，委員們面對雙重壓力自然更加謹慎了起來。何玉衡和陳仲甫雖然是新進中央委員，但他們在政治會議上的影響力並不大，何玉衡主要代表湖南黨組織在中央的代表，而不是中央某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陳仲甫的情況也差不多，不過和何玉衡相比，他的話語權更小，因為何玉衡代表的湖南黨組織規模在各省僅次於湖北的黨組織，安徽全省的黨組織還不及長沙一地大。他們兩人在政治會議上的積極發言，其實就表明了兩人在中央沒有多少政治利益要保護，而其他委員們的發言就相當慎重了，因為他們的決定和自己負責的部門利益是分不開的。
於是，在工農關係上的論斷，還是比較順利的通過了。反倒是在是否吸引外資開發東北地區的問題上，引發了極大的爭議。雖然大家都承認，當前的工農問題核心在於農業生產力不足，大家也認可要優先發展農業生產力，特別是在東北地區建立起國營農場和軍墾農場，以應對小土地所有者在經濟上和工農兵委員會採取的對抗措施。
面對統購統銷政策，小農採取的比較普遍的消極對抗方式就是降低生產力，把生產所得用於消費而不是進行積蓄和投入再生產。按照農民的說法，「既然賺不到錢，為什麼還要干這麼辛苦，我只要種夠自己的口糧就夠了。」
不少黨員幹部之所以對統購統銷政策產生疑惑，就是認為農民的積極性被這一政策給磨滅了，這樣下去他們不僅不能從農村收購到必要的工業原料，甚至還可能要對農村進行補貼，才能不出現饑荒問題。
林信義主張在集體公社化運動之外在北方開荒建立大型國營農場，從而為公有制經濟建立起農業生產的基礎，這一主張是得到了許多委員的認可的，畢竟這看起來確實是一個辦法。國營農場可以直接忽略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只要僱傭農業工人就夠了，這樣自然就不用考慮小土地所有者的生產積極性問題。
你可以用紀律約束農業工人，但你沒權力去強迫小土地所有者的生產活動。對於勞工黨的中央委員們來說，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就在於被紀律約束，比農民好管束的多。因此在集體化運動問題上，本就有不少黨員是持肯定態度的，現在的國營農場提議自然更加符合他們的想法。
但是在應用外國資本的問題上，反對的聲音就大了起來，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傾向於陳仲甫的想法，覺得我們好不容易才把外國人趕出東北，現在卻又要鼓勵外國資本去東北投資，這不是引狼入室嗎？
雖然武漢引入了大量的德國資本，但並不是所有黨員都認可武漢的發展方式的，只是武漢引入德國資本起於張之洞時期，這是歷史遺留問題，在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成立的初期，他們需要德國人站在自己這邊，所以武漢引入外資發展工業才沒有得到黨內主流的非議。
但是現在要在東北複製武漢引入外資的發展模式，自然就引發了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思想的委員們的反對。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委員則認為引入外資雖然能夠節約時間，但利潤都被外國資本賺去了，東北不過是農業拓荒，實在沒必要讓外資插手，不如武漢自己慢慢投資建設，那麼收益就不會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