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參加會議就工業和農業部門之間的經濟聯繫，工人階級和農民群體的政治聯繫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發言。應該說他的發言還是得到了與會委員們的高度重視的，不是因為他身為黨內理論主要提供者的身份，而是大家本就已經感受到了工農關係出現的裂痕，正在對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大好局面帶來了威脅。
林信義對這一問題的總結和闡述，等於是點明了問題的關鍵是什麼，這是各位委員之前還沒有深入思考過的方面，因此大家自然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林信義的發言上。當然，大家認同林信義提出的工農關係是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和黨當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這一論斷，因為這就是當前一切問題能夠聯繫到一起的事實。
不過對於林信義提出的提高農業生產力以解決工農矛盾的主張，則並不是所有委員都認同的。比如湖南籍的中央委員何玉衡就質疑道，「林楓同志對於工農關係已經上升為當前委員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這一判斷，我是認同的。但是林楓同志提出的解決辦法，我覺得似乎是不大合適的。
提高農業生產力以解決工農需求不能滿足的問題，這看起來似乎是在解決問題，但提高農業生產力又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辦到的事，那麼在農業生產力提高之前，工農關係應該怎麼處理？難道要繼續保持對於農業的高壓措施，繼續把大量的農業積累轉入工業部門嗎？這樣的解決方式，農民兄弟能夠接受嗎？」
而安徽籍的中央委員陳仲甫則對進一步引入外資投入建設農業基礎設施感到了憂慮，他反對道，「我們起來反對滿清，就是因為滿清打開了國門，讓列強的軍艦、教會和商人在我國肆意的橫行，群眾正是因為黨能夠抵抗列強對中國的入侵行動，才這麼積極踴躍的支持黨。
現在我們好不容易才把列強的手腳捆住，難道又要讓他們繼續掠奪我國的民眾嗎？列強向來是無利不起早的性子，他們怎麼可能幫助我們建設中國？我擔心，這種引入外資，最終會變成引狼入室，一旦列強借商業協議向我們要求政治上的特權，我們豈不是自找麻煩？」
當中央委員們輪流發言的時候，林信義也在觀察著這些個比較陌生的委員們，雖然中央委員的規模擴大了，但是兩湖出身的中央委員依然佔據了半數以上。不過從地域上也是沒法對兩湖出身的委員加以正確的區分的，前兩湖出身的委員大多為洋務運動推動的西學教育培養起來的精英，田均一、秦力山都是傳統的書香門第家庭。
這些委員幾乎都是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他們從小學習儒家經典，然後在十五六歲時開始接觸西學，個人素質可謂是相當的高。能夠拋棄個人出身而投入革命事業，特別是拋棄了資產階級革命擁抱無產階級革命的精英，至少是把舊士大夫的以天下為己任精神和無產階級革命追求社會公理的思想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些人在個人品格上幾乎就沒有什麼缺陷，他們唯一的問題是，對於舊世界的道德觀念總有一種不自覺的迷戀，雖然認為需要打破舊時代的生產關係，但卻認為舊的道德觀念可以保留下來。簡單的講，他們有時候會把無產階級的範圍擴大化，從而把黨變成了超越階級的人民代表。
而革命之後加入黨的兩湖人士，個人素質就明顯要差一些，地域色彩也鮮明一些。湖北和湖南出身的委員，幾乎一眼就分辨出來了，湖北委員大多出自工業和軍事部門，而湖南的委員則出自教育部門。
如果對黨的中央委員進行一個初步的分類，那麼就能夠發現，廣東籍的委員出身商業和金融部門，湖北的委員出身工業和軍事部門，其他各省的委員不是教育部門出身，就是宣傳部門出身。從這些中央委員的職業就能看出一個問題，黨的根基其實主要在湖北，其他各省的黨組織不是建立在無產階級中的，而是建立在進步知識分子中的。
即便黨建立了武漢工農兵委員會，並控制了中國四分之一人口，但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在這一人口中依然是少數，這就是為什麼農民處境會得到黨內外的大量同情。
雖然不少人知道工業化不能延緩，就連洋務派都知道不學習西方製造巨艦大炮，中國就沒法抵抗列強的入侵。但在現實當中，許多人還是覺得應當先滿足農民提升生活的需要，畢竟這是一種極為樸素的社會正義觀念。
林信義有些明白了田均一的為難之處，在這樣強大的黨內外壓力下，即便田均一知道工業化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唯一道路，也會產生猶豫的心理了，畢竟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就算有勞工黨這樣高度集權的組織推動政策，也不能改變田均一自身所受到的壓力的現實。
這種壓力在工業化成果沒有顯示出來之前是不會得到緩解的，甚至工業化成果初步展現的時候，也不會讓批評者改變立場，因為工業化的直接受益者還是工人階級，鄉村雖然會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獲得工業科技的反饋，但這種反饋更多的是間接性的，不會直接讓個人受益。
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對於工業化所抱有的那種怨恨情緒，將會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憤怒，直到他們徹底的失去小土地的產權為止。這種過程至少要持續四五十年，也就是二三代人才能改變他們的世界觀，田均一估計都看不到這一天，他自然不能不產生猶豫，畢竟斯大林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當的。
一邊思考著，一邊聽完了各位委員們的發言，林信義思索了片刻，對質疑自己的委員們做了一個補充發言，「今年，據說武漢鋼鐵廠的工人人均鍊鋼產能可以突破20噸，以粗鋼一噸出廠價51兩計算，也就是一名鍊鋼工人的年值是1020兩，而他的年入大約在120兩，工人的報酬占其產出的11.76%。
江漢平原的良田最高年產4-5石稻穀，人均耕地不到六畝，一個壯勞力一年的產值就是30石稻穀，扣除種植成本和稅收，他的實際收入應該在20石，收入占其產出的66.7%。由這一數據的比較就能看出來，工人階級為國家奉獻的剩餘價值，其實要比農民高的多。
為什麼都說農民過的比工人苦，因為兩者的產出就差遠了。一石稻穀按照3.75元計算，30石也就110餘元，10個農民才抵得上1個鍊鋼工人創造的產值。你們質疑工人階級為什麼活的比農民好，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們認為工農的生活水平應該一致，讓工人降低生活水準，我就不能理解了。
社會主義的理念是勞動者按照勞動成果進行分配，不是按照虛無的道德標準進行分配，絕對的公平主義，不管是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都不可能存在，因為絕對的公平主義只能讓人產生不勞而獲的思想，這顯然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勞動價值觀念的。
你們說我國的工業品定價太高，而對農產品的定價又低了，這是工業對於農業的高賣低買，是一種剝削行為。那麼我要提醒各位委員們了解這樣一個常識，美國鋼鐵工人年產鋼鐵已經超過了60噸，一噸鋼耗用的焦炭已經降到了1噸，美國鋼鐵在成本上已經遠遠低於我國的鋼鐵產業。
但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的粗鋼定價，按照匹茲堡加價法，統一每噸47.6美元。但是在中國市場上，進口美國粗鋼的定價是41美元，也就是63兩，我國的粗鋼市價是65兩，美國鋼鐵公司顯然是在對我國進行傾銷，試圖以低於市場的價格打擊我國剛剛起步的鋼鐵工業。試問，如果我國不能自產鋼鐵，美國人還會以低價格出售鋼鐵嗎？此前戰爭期間，美國對華出口的粗鋼價格甚至突破了80美元。
我們之所以不能在價格上和外國工業品展開競爭，因為我國的工業水準太過落後，搞價格競爭只能讓這些現代工業倒閉。所以，必須要對我國的幼稚工業進行保護，這種關稅保護，德國人和美國人都干過，美國現在的關稅還在30-50%之間，正是關稅保護給了美國工業以發展的時間。
認為調低對工業品的關稅可以讓農業部門減少支出，這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旦自身的工業發展不起來，那麼中國的農業就會受制於外國的工業體系，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就會淪為廉價的糧食和勞動力的提供者，中國工業和外國工業之間的技術差距會不斷擴大，最終被迫放棄在工業上的投入。
而對於農產品定價過低問題，這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定價確實被壓低了，因為我國的工業部門需要廉價的農業原料才能保證市場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則是外國公司有意調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以引誘農民大量的種植經濟作物。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市場手段，當農民大量貸款去種植煙草和美棉後，這些外國公司就會以市場上出現大量供應壓價，而為了歸還貸款，農民將不得不以虧本的價格出售經濟作物。
為什麼我們要統購統銷，禁止主要農產品的市場定價權？因為作為個體的小農生產者壓根就不可能是市場的受益者，統購統銷是為了保護我國的落後農業，雖然這些小農戶在經濟上沒有獲得最大的利益，但是我們也保證了他們不會遭到市場的惡意打擊。
請各位委員想一想吧，如果我們採取市場的方式來給農產品定價，故意提高某種經濟作物的市場價格，然後引誘農民去擴大生產，第二年則拒絕收購這種經濟作物，那麼這些農民就會迅速的破產，我們還需要勸說他們參加集體化的公社嗎？我們完全可以把負債纍纍的農民的土地收購國有，然後採取大農場制度，這就是英國的羊吃人，也是美國掠奪印第安人土地的翻版故事。
你們確定，這種資本主義方式的市場經濟，會比當前的統購統銷模式對農民更加的公平？」
委員們都被林信義的話語給震懾住了，不是被其前半段的經濟理論所說服，而是被最後的資本主義對農民的掠奪模式給嚇到了，這不是在憑空想像，而是確實可以進行操作的手段。事實上外國的資本家已經在中國這麼幹了，比如英美的煙草公司就在推動安徽等地的農民種植煙草，給出的價格相當的可觀，這使得安徽不少農民都放棄種植糧食、棉花和鴉片，而投入到煙草種植產業中去了。
但正如林信義所描述的，當這些農民大量的借款去種植煙草後，外國煙草公司只要壓低收購價格，那麼這些農民就要面臨出售則虧本，不出售自己又沒法償還貸款的困境。歐美煙草公司鼓勵安徽農民種植的美國煙草品種，只適合於製作烤煙，和過去中國的土煙品種是不同的，這種烤煙需要建造烤房，投入相當大，所以農民必須要進行貸款才能進行種植。
一旦煙草公司降低價格收購，那麼這些農民面臨的處境就相當困難了，畢竟農民是按照去年煙草公司的收購價來盤算自己種植煙草的盈虧的，壓根不會想到市場的波動性會這麼大，畢竟小農經濟中，市場價格不會出現太大的波動，只有糧食在災年和豐年中才會出現劇烈的價格變化。
拿著小農經濟培養出來的投機心理去和資本市場進行博弈，這和後世的散戶想在A股市場中戰勝莊家一樣困難。這些委員們雖然還保留著不少小農經濟的觀念，但他們並不蠢，所以還是能夠聽得出，林信義說的到底是恐嚇手段，還是真的可以進行操作的具體方案。
在震動過後，何玉衡和陳仲甫都不約而同的對林信義展開了反擊，兩人不敢否定林信義說的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但主張黨和工農兵委員會可以對市場監管，從而限制這種情況的出現。
林信義兩手一攤，詢問兩人道：「你們說要以法律限制外國公司不能隨意縮小採購的數目，這和統購統銷的辦法究竟有什麼區別？我只聽說過權力部門強迫別人低價出售商品的，唐代不就有賣炭翁了么，但我還沒聽過有強制商人高價收購的權力部門，封建王朝都沒有實施過這樣專制的制度，工農兵委員會卻要實施這樣的制度，那麼這還是無產階級所追求的公正社會嗎？」
何玉衡和陳仲甫的主張，連其他委員也不能接受，特別是負責金融和商業工作的委員，他們覺得如果搞這種強制性的市場經濟，商人估計都要逃離武漢了，跑掉的可不單單是這些外國的資本家了。而負責行政方面工作的委員也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種權力控制下的市場，必然會引發嚴重的腐敗問題，到時候民眾還會信任黨和工農兵委員會嗎？
等到其他委員發表了意見之後，林信義才接回話題說道：「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個人在自由交易的情況下尋求最大利益的交易。對於個人來說，這種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想法其實是正常的，但是對於國家的主導者來說，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認識，既然有人的利益最大化了，那麼市場中必然就會出現利益受損的個人。
只關心市場中那一部分得到額外收益的個體，而忽視了另一批利益受損的個體，這和封建王朝把士大夫以下的勞動者當成維持社會運轉的牛馬有什麼區別？既想要獲得市場配置資源的高效率，又想要公有制經濟的公平性，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在市場經濟中，為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那麼個人必然會侵犯集體和全民的利益，而作為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國營企業，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競爭，也會謀求利用其自身地位和大資本，達到壟斷某一行業的企圖。這樣的國營企業實質上已經和全民無關，他們已經變成了某一些人所有的國有企業，這種壟斷企業的內部工人會脫離無產階級，成為壟斷企業的附庸。
統購統銷雖然存在不少弊端，但是相比起放開的自由市場，至少它還是不壞的。另外，我還有提請各位委員們注意，無產階級是不會支持一個不能發展生產力的政權的，哪怕它自稱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需要通過發展生產力來壯大自我的力量，沒有力量的無產階級是不能抵擋住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的聯合進攻的。
失去了無產階級的支持，那麼黨和工農兵委員會都不能生存下去，因為資本主義不會容許一個不受自己控制的市場，而地主階級則不會容許任何使農民擺脫地主階級的控制，因為地主自己是不勞動的，而土地沒有了人的勞動就不可能產生財富。
這就是黨和工農兵委員會為什麼不可能和資本主義及地主階級媾和的原因，因為人家天天都想要消滅我們，畢竟無產階級政權的存在，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