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均一併沒有對林信義提出的主張有什麼不滿意，這讓林信義也放下了心來，在武漢勞工黨建立之後，他其實挺擔心田均一這批人會在中國形勢好轉之後停留於原地，或者轉向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立場。
這種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畢竟田均一等人是覺得中國已經無路可走才聽從了他的建議，去發動底層民眾去對抗滿清朝廷和列強，嚴格的來說，他們甚至連科學社會主義的愛好者都算不上。
在一場接著一場的戰鬥中，勞工黨上下沒有時間去考慮科學社會主義到底適合不適合中國及自己的利益，他們只是抓住了這面旗幟，號召最廣大的勞動者起來保衛自己的利益。當外部的威脅開始漸漸退去，黨內的高層自然就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科學社會主義和自身利益的衝突問題。
雖然黨是依託無產階級建立的先鋒隊，但在黨建立之後它就不再是工人代表的集會，而是有著嚴密層次和高度集權的執行組織，因為黨的建立就是為了推翻現政權，所以黨自身就是一個小型的執政團體，這就意味著政權所擁有的通病，黨也一應俱全，只不過程度稍輕而已。
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有著眾多例子，比如張居正就屬於想要身體力行去建設大同世界，或者說努力朝著大同世界的方向去治理國家，張居正的下場就是死後被清算，那些文官們不僅將其家人餓死，甚至一度要把其屍體挖出來挫骨揚灰。
明代的黨爭和唐代的黨爭其實是兩個類型，唐代黨爭爭的是做事的權力，明代黨爭則是反對想要做事的人，所以唐代就算四分五裂，外族也很難入侵中國，而明代的士大夫則迅速的投降了異族。
林信義這次來中國之所以提出要先訪問四川，就是要觀察一下勞工黨是否還在堅持自己是勞動者的代表。
社會上的所有問題被分為了兩類：一類是民眾不安分想要挑戰社會秩序，這是暴民；一類是天子背棄了聖賢之道，所以天下紛爭不斷，這是昏君。如此一來，階級矛盾就被徹底消滅了，因為儒家找好了兩個用來替罪的羔羊，既解決了政府鎮壓民眾的合法性，又解決了改朝換代新政權的合法性。
他可不是為中國的新封建王朝做事的。
蘇聯協助建立的國、民黨製造了四一二大屠殺，希特勒組織的納粹黨則幹掉了歐洲一代年輕人，這當然不是林信義想要看到的未來。
不過情況看起來要比他預想的好的多，也許當初從日本離開的時候，田均一對於科學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救國理論，那麼今天的田均一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顯然要真摯的多，對於林信義提出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反撲威脅，田均一併沒有不當一回事，也沒有對這些小生產者表現出某種道德上的同情。
田均一的表現讓林信義安心了下來，如此雙方終於可以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就這一問題進行沒有保留的探討了。假如田均一不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那麼雙方基本就不可能談出什麼結果，而林信義也不可能對其表明自己全部的想法。
因此，在批評了小土地所有者拒絕集體化運動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所帶來的危害性，林信義也終於講到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他向田均一坦誠道：「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僅僅把自己當成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權，是難以解決這些小土地所有者所提出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的，因為這一問題確實存在。
在我們看來，商品的價值應當取決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標準確實能夠用于衡量全球各地的商品生產的真實價值，但是商品的價格和勞動力成本則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美國工人一個小時的工資是英國工人的一倍半，而英國工人一小時的工資是中國工人的二倍半，這就意味著同一件商品即便在中國、美國、英國以相同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價，它們的實際價格也會因為勞動力價格的不同而天差地別。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小土地所有者不承認商品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他們認為是對土地的佔有，才是糧食這一商品的價值內核，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希望佔據更多的土地，從而進一步聚集對糧食生產的控制，最終對市場價格產生影響。
以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而國內耕地8.5億畝，人均耕地不足兩畝，以畝產一石半來計算，也就剛好能夠維持全部人口的溫飽問題。因此小土地所有者的想法不能說是錯誤，因為中國的糧食產量不足以維持人口的消耗，那麼佔據的土地越多，糧食就越多，財富也就源源不斷的匯聚到地主的手中了，因為人不吃糧食沒法生存。
所以這一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業生產力不足，雖然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佔八成以上的農業國，但中國的農業依然養不活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農民願意支持我們打倒地主階級的關鍵。但是舊的地主階級被打倒了，不意味著問題就解決了，實際上問題依然存在，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努力朝著新地主的方向發展。
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圖阻止這些小土地所有者發家致富，那麼我們就會變成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敵人，以中國廣大的農民數量，再加上列強的干預，我們必然會被小土地所有者掀起的廣泛叛亂所打倒，而中國將會進入到更為黑暗的地方勢力割據的局面，因為小土地所有者中不可能出現一個具有威望的統帥，他們的小私有者屬性，使得他們都會謀求在本鄉本土實現割據局面。這就是莫卧兒王朝覆沒後，印度大陸在混亂中被英國殖民的歷史。
因此，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從兩方面下手。一方面我們應當避免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進一步擴大，當前所謂的儘快統一全國的呼聲，不是說我們做不到，而是這樣的統一隻會進一步擴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了。
如北洋團體和江南的士紳，前者是北方的新貴，後者則是滿清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共同點就在於佔有了大量的土地，成為了大地主的軍事和政治代表。雖然他們和我們是敵對關係，但是他們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也是敵對關係，只要他們沒有被打倒，當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只會歡迎我們去解放他們，而不是擔心土地改革會沒收他們的土地。
但是當我們出動軍事力量把這些大地主打倒之後，這些小土地所有者反對的對象就變成了我們。因此，現在統一全國，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因為我們既不能從新解放的地區獲得無產階級的支持，反而讓小土地所有者們聯合起來了。
另一方面就是提高農業生產力，當前提高農業生產力也就兩條路子，開荒和提升單位畝產。南方土地大多已經被開發，唯一還有大量土地沒被開發的地方，就是北方地區。內蒙、外蒙、外東北和北滿地區，有著大量的土地沒有被開墾。
但是這種開墾應當是在黨的組織下，以國營農場或軍墾單位進行開發，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保證，這些新開發出來的土地會變成無產階級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增強了私有制經濟。
至於說提升單位畝產，這就需要藉助工業的力量，從目前各國的農業發展來看，農業機械、化肥、農藥、水利設施和基礎道路，無不和工業息息相關。
不過中國是一個工業極為落後的農業國，從外國引入工業技術和設備，培養工人階級，實施義務教育都需要大量的投入。這就意味著，在短期內收割農業積累就是既定政策，農民感到不滿也是正常的反應，因為他們確實沒有得到和自己勞動服出對等的回報。
這就是為什麼，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雖然農民在私有制的問題上和工人階級的立場不一致，但是農民在工業化的建設上，必然是工人階級的同盟，一個農業國不可能憑空變成工業國。所以在迫使農民付出勞動的時候，必須要制定合理的計畫，逐步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降低工業品的價格，以回饋農業…」
田均一對今晚和林信義的交流大有感觸，在徹夜不眠的思考了整個晚上後，他於第二天白天再次和林信義做了短暫的交談，請求其將對農業和工業之間的關係寫一篇文章，然後交由黨的中央委員會議進行討論。
林信義欣然接受了請求，並參與了這場會議的討論。和四年前相比，黨的中央機關也進行了較大的變革，之前黨的主要決議取決於中央主席團，由六名中央委員組成，擴大會議則增加九名候補中央委員。
到了1908年，勞工黨的規模已經接近五十萬，光是湖北境內就有三十萬黨員，湖南境內約4萬黨員，這三十四萬黨員構成了勞工黨的核心。全國其他地區還有十幾萬黨員，但對於黨的理論研究較為淺薄，畢竟其他地區的黨組織幾乎都忙於鬥爭，而沒有什麼太平時間去研究理論。
1900年勞工黨在東京成立時只有47人，幾乎都是高中以上的知識分子，八年時間擴張到了近50萬的規模，這一發展速度可謂是驚人。相比之下，孫文領導的興中會即便以同盟會的名義吞併了其他各省的反清力量，此時的黨員人數也只敢對外號稱十萬，實際其能掌握的也就廣東一地數千黨員而已。
而勞工黨組織的迅速擴大和其領導的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在軍事和政治上的不斷勝利是分不開的，哪怕黨成立已來有過三次極大的清退、黨員工作，第一次清退了在黨內搞人身依附關係的舊士紳，第二次清退了反對土地改革政策的黨員，第三次清退了反對把建設公有制經濟作為黨的根本任務的黨員。
這三次清黨都至少縮減了當時黨員人數的5-10%，但是之後都讓黨迎來了一個更高速的發展期。黨員人數的增加，使得過去結構較為簡單的組織形式顯然是難以適應這樣一個幾十萬人的集中組織。因此中央機關進行了重組，由過去的主席團會議和中央擴大會議組成的雙層決策機關變成了，政治會議、組織會議和負責落實決議的書記處，中央擴大會議只負責表決大的路線方針，不再對具體的事務進行干涉。
原本的雙層決策，現在其實更加集中於政治會議和組織會議，政治會議還要優先於組織會議，後者更像是對前者決策的一種人事保證。而能夠參加政治會議的委員也增加到了十四位，能夠同時參加政治會議和組織會議的中央委員則只有七人。
從勞工黨的決策流程來看，黨的權力結構已經相當穩固，最高七人團對黨的政治活動和組織活動負全面責任，其他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則擁有議政權。這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又代表著各地的黨組織對於中央的支持和溝通。
不提這一權力結構是否會導致黨內官僚主義的誕生，但就當前的中國各政治勢力來看，勞工黨的內部消耗是最低的。北洋是袁世凱的一言堂，但袁世凱的命令也會遭到屬下的陽奉陰違，南方同盟會就更亂了，先不提同盟會中央和各省同盟會之間有沒有約束力，就是同盟會中央也是沒有決議制度的，孫文連袁世凱的一言堂都做不到，他只能繞過同盟會中央，直接委派私人和同盟會地方領導人進行溝通，以私人關係要求對方服從自己。
所以，勞工黨既能夠在上層做出決議，又能把決議執行下去，就這兩點已經把國內的其他勢力都甩到身後去了。也正因為黨的組織發揮出了作用，使得那些抱有舊知識分子習氣的黨員，越來越不敢違背黨的組織紀律。
所謂的舊知識分子習氣，就是他覺得你離開我就做不成這件事，所以上位者要是不合我的心意，那麼我就撂攤子不幹了，你自己去干吧。在沒有勞工黨這樣一個組織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多數是正確的，這也是為什麼袁世凱要對手下搞權術，孫文則整天想要拉攏地方實力派支持自己，因為在封建的宗法關係下，地方士紳控制著地方的公共事務和經濟權，繞開他確實在地方上就幹不了事。
但是勞工黨的組織形式，打破了黨員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在政治上又主張取消地主階級對於鄉村的控制權，於是在組織的力量下，地方上的宗法關係被破碎，知識分子和士紳恢複成了單個的人，這個時候組織想要讓誰來做這件事，基本上都能幹成，只不過是完成度的問題。
舊的知識分子和鄉紳們，在被勞工黨這種工業化的組織打擊和教育下，終於認清了現實，除了少部分還試圖保衛鄉村宗法制度的保守派，多數人已經開始轉向向勞工黨靠攏，希望能夠加入到組織中去，適應新時代的權力分配關係。
於是當林信義參加政治會議時，發覺與會的九位中央委員倒是有一半多是不認識的，沒有參加會議的五位中央委員，都在各地負擔著獨擋一面的工作。不過，這些中央委員雖然不認識他，但是對於他使用的林楓這個名字卻非常的耳熟。
勞工黨現在所執行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理論，倒是一大半來自林楓的文章，黨內僅有的幾個研究社會主義理論的專家，也時常引用林楓的觀點，因此他們雖然不認識林信義，對於林楓卻相當的熟悉，自然也就沒有人質疑，林信義為什麼能參加政治會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