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形勢一片大好的局面，勞工黨內及勞工黨的支持者們，開始集中於一種傾向：一是想要儘快把國內的其他勢力打倒，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二是稍稍緩和一下對鄉村的高壓政策，對那些已經向武漢工農兵委員會臣服的地主、富農給以出路。
這種傾向並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早在勞工黨發動了武漢兵變奪取了湖北地區的統治權時，黨內的一些人和黨外的進步知識分子就提出過，要善待願意接受勞工黨政策的鄉紳，使地方上儘快穩定下來，避免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兩面受敵。
當時這些人提出這樣的意見，並不全然是出於對這些進步鄉紳的同情，也是出於對朝廷武力和列強幹涉的恐懼，畢竟太平天國正是在朝廷和列強的合作下被剿滅的，而太平天國之所以沒法全力消滅朝廷的力量，正是因為南方的地主階級不斷組織團練反對太平天國的統治。
只不過他們所設想的和朝廷僵持局面並沒有形成，武漢工農兵委員會不僅擊敗了朝廷派出的毅軍人馬，還把列強的聯合艦隊阻擋在了九江以下，這就使得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聲望大漲，極大的震懾了地方上的鄉紳地主。
等到對英、對俄兩場戰爭取得了勝利後，融入武漢這個新政權就成為了大多數鄉紳們的選擇，畢竟那些試圖保衛自己土地的鄉紳都被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給鎮壓下去了，而勞工黨的高層實際上大多也是出自鄉紳和富農家庭，雙方之間其實並沒有深刻的個人矛盾。
在大勢下向強者屈服，這是中國鄉紳的老傳統了，蒙元時期忠誠於大元的鄉紳最終屈服於明軍的武力，大明的鄉紳同樣向入關的滿清八旗大軍屈服了，太平天國席捲江南的時候，許多鄉紳也是願意投降的，現在換了武漢政權，一樣不會有什麼區別。
雖然武漢政權所推動的土地改革極大的損害了鄉紳的利益，但是鄉紳並不是不能接受新政權的強制措施，只要新政權能夠接納他們。只要能夠融入新政權，那麼就算他們現在交出了全部的土地，在新朝也一樣能夠重新發家致富，畢竟他們受到的教育是沒法被剝奪的，光是這一點就已經遠遠高於許多不識字的文盲新貴了。
當鄉紳舉起屠刀加以威脅的時候，勞工黨內部還是相當齊心的，畢竟這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從勞工黨把消滅地主階級當成黨的土地改革路線之後，黨內在鎮壓地主階級的叛亂上，是不存在什麼異議的，那些對地主階級抱有同情心的人，一開始就不會贊成黨的土地改革路線，自然也就難以在黨內存在下去。
但是在地主們舉起白旗投降的時候，許多人就產生了遲疑，畢竟他們中不少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家投降了還不接受，豈不是等於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性，因此在是否接納地主家庭的投誠上，黨內和黨外都有著極大的爭論。
黨內的一些人主張應該給與這些地主家庭以出路，畢竟這些家庭是舊時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建設國家需要有文化的人，把他們不加以選擇的統統拒絕，那麼他們這些人怎麼辦？難道也要清理出黨嗎？
黨外的一些人則認為，勞工黨已經取得了事實上的勝利，現在只要按部就班的鞏固建設治下的地盤，那麼統一全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畢竟不管是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或者北洋掌握的北方地盤，都沒有建立起成體系的工業，而在武漢，則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鋼鐵業的基礎。
只要稍稍有些見識的知識分子就能看得出來，不管是南或北，其實都擋不住武漢的全力一擊，現在真正妨礙武漢解放全國的，是列強對於北洋和地方勢力的支持。所以，緩和同地主鄉紳之間的對立，將有助於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加快解放全國的進程。
且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土地合作化運動也指出了不足之處，「土地合作化運動確實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集體公社強迫農民進行共同勞動，極大的妨礙了農民的自主經營，使得公社出現了官僚主義傾向，由於要統一播種，統一收穫，使得不少地方錯過了播種時間，收穫又不及時，以至於出現了減產現象，農民勞作了一年，最終連溫飽都談不上。」
這些知識分子站在農民的角度對集體公社進行的指責，得到了許多自耕農的支持，他們主張政府在農業生產上不應當管理的如此嚴格，特別是對統購統銷政策提出了批評，認為這就是對農民的剝奪，是拿農民的收穫去養活工人。
這些輿論甚至引起了黨內人士的同情，勞工黨內雖然達成了消滅地主階級的共識，但是對是否全面推動工業化這一問題上還是存在不少爭議的。大部分留學生，特別是留學歐美的留學生都是主張快速工業化的，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已經被滿清延誤了200年，若是不能儘快趕上歐美的工業化程度，那麼下一次列強來進攻，中國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但是許多本土派黨員並沒有這樣的見識，他們認為工業發展是必要的，但關鍵還是要先讓農民改善生活，滿清之所以統治不下去了，正是因為農民在列強的掠奪下紛紛破產了。此時的中國人並不認為滿清的經濟是被列強的工業品打垮的，而是列強用堅船巨炮強迫中國人接受了鴉片貿易，農村凋敝實為鴉片貿易所害。
這些人之所以反對滿清支持勞工黨，就在於勞工黨能夠禁絕鴉片貿易，從而恢複鄉村的生產。但是他們對於工業化的力量還只停留在巨艦大炮的印象上，並沒有意識到隨著電力的出現，西方工業革命開始進入到更大規模的生產模式，過去中國鄉村自紡自織的土紗土布，已經被洋紗洋布給衝垮了。
19世紀末，中國鄉村大概一年要消耗400萬擔棉紗，即便是經過了兩次鴉片戰爭，中國市場上的棉紗也主要以土紗為主，但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洋紗進口數量就開始快速上升。到了1902年棉紗年進口236.3萬擔，棉布2144.2萬匹；長江中上游各省進口棉紗佔30%，江南地區佔10%。
這些本土黨員並沒有意識到世界形勢的變化，他們還停留在洋紗洋布的進口上升是因為列強控制了海關，所以土紗土布才沒法和其競爭，只要恢複了海關的自主權，那麼鄉村就可以恢複甲午戰爭之前的小農經濟。
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洋紗洋布的成本不斷下跌，而小農經濟下的土紗土布已經不太可能降低成本了。收回海關關稅的自主權可以阻礙洋紗洋布的大量傾銷，但是這並不能讓土紗土布重新回到中國經濟的中心。
這種靜止的看待世界的世界觀，簡單的把中外分成了不同利益團體的利益爭奪，而忽略了工業國對農業國越來越巨大的技術優勢，這大約就是儒學教育下的知識分子最大的通病。
田均一終究不是穿越者，他沒有見識過後世那種恐怖的工業生產力，21世紀中國鋼鐵工人一年鍊鋼1000噸，一噸鋼鐵和一噸稻穀的價格相當，而1000噸稻穀即便按照後世獲得了工業支持的高產田來計算，也需要1000畝良田，而在這個時代則需要5000畝上好的水田。
如果直接用今天的稻穀來換算鋼鐵的價值，那麼一噸鋼鐵至少價值十噸稻穀，這就意味著農業國需要五萬畝良田，才能抵得上100年後工業國一名普通鋼鐵工人所創造的價值。而現在歐美的工業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因此農產品的價格越來越低，從而讓農業國成為了工業國的收割對象。
從林信義這裡轉述而來的對工業時代的印象，終究還是差了一層的，因此在面對黨內外對農民請願的聲音面前，田均一也不能不有所遲疑，而這也正是林信義此次四川之行看到的景象，對於集體生產合作社的抵制，鼓吹小農經濟對農民最有好處，要求勞工黨實施仁政、善政，而拒絕討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是什麼。
現在林信義這麼一說，田均一立刻就反應了過了，他已經偏離了黨最初所制定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善待農民這句話不是現在的知識分子發明的，而是中國自古以來知識分子掛在嘴邊的一句名言，但是從有文字記錄以來，知識分子只是打著善待農民的口號為自己謀取利益，沒人願意，也不了解該如何去完成這一仁政。
減輕農民的負擔，輕徭薄賦，不去干擾農民的生活，與民休息，那個封建王朝一開始不是這麼做的，到了最後不過是曇花一現的盛世，然後就開始進入人相食的衰亡之世了。他終究還是不自覺的代入了舊士大夫的價值觀，對繼續革命產生了猶豫。
田均一很是慚愧但又無比清醒的對林信義說道：「你說的是正確的，我和其他同志在無產階級的執基礎問題上產生了猶豫，從而給了下面同志錯覺，讓他們以為勞工黨所追求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封建王朝的仁政是同一個東西了。
這個問題確實應該糾正過來，如果繼續讓小農經濟發展下去，恐怕今天黨的支持者，明天就會變成黨的反對者了。因為小農經濟是避免不了土地兼并的，土地兼并一旦出現，新的地主階級就會出現，那麼我們現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於是失敗了。
不過，對於那些知識分子說的，收割農業積累以供養工業這個問題，就沒有解決的辦法嗎？當前農業和工業之間最大的矛盾就在於這裡，農民認為自己的收穫被低價收購了，干好乾壞都不能改善生活，工人同志則認為沒有工業的話，朝廷和列強早就打過來了，這是必須的代價…」
林信義也反應了過來，當前的武漢政權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列強的入侵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而是生產力不足。正因為生產力不足，所以工農聯盟在擊退了共同的敵人之後，雙方之間的同盟關係就因為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產生了矛盾。
這問題除了加快發展生產力之外，就不可能有第二條路可走，要麼就是從海外獲得大量的無息貸款補上人民的需求和生產力不足的缺口，要麼有個外星人運來大批物資免費贈送給武漢政權，否則就避免不了工農業之間對社會資源分配權力的爭奪。
反應過來之後，林信義也就不想就這一問題繼續批評下去了，他轉而說道：「首先我要再重申一遍，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是有產者的先鋒隊，也不是受全民委託的議政代表。
也就是說，黨必須站在，也只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看待問題。農民是工人階級聯合對抗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同盟，但農民是一個群體，而非利益一致的階級，農民中既有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地主階級，也有半脫離農業生產的小地主和富農，有全面參與農業生產但擁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也有半自耕半佃耕的小農，最後還有沒有一寸土地的佃農。
這些人中，除了佃農因為沒有土地和工人階級都一樣無產外，其他人都是有產者，即便是無產狀態的佃農，他的想法和工人階級也是不同的。工人階級要求的不是掌握生產資料自己當資本家，而是要求獲得全部的勞動所得，而佃農想要的是自己的土地，最好還能雇上幾個長工，這樣自己就能過上老爺的生活了。
所以，黨不可能是農民的代表，農民也不會承認黨是自己的代表，他們甚至都不會承認其他農民能夠代表自己參加政治，因為小農經濟的生產過程，就是通過兼并土地來達到僱傭他人耕作的致富之路，這條路上是不可能有什麼朋友的，只有獵人和獵物的關係。
正因為農民這個群體存在著諸多矛盾，工人階級才能聯合農民中的一部分打倒另一部分，但無產階級不能產生這樣一個錯覺，就是農民既然成為了工人階級的同盟，他們就會自動的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了，事實上農民在打倒了原有的地主階級之後，他們想要的不過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成為按照勞動獲得收入的農業工人。」
林信義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注視著田均一神情觀察了數秒，才繼續往下說道：「所以，這些所謂站在農民立場上出聲的知識分子，那些主張自己受到了工人階級壓迫的小土地所有者，他們真正的目的不是強調農業對於工業的給養，而是要求保護私有制。
因為只有在私有制的社會經濟基礎上，農民在私有土地上的耕作和處分自己土地的產出是不受限制的。這也是小土地所有者所認為的統購統銷不公道的地方，因為他們無權對自己土地的產出自由定價，這無疑是堵住了他們的致富門路。
小土地所有者所設想的致富道路，和無產階級要求的勞動報酬是兩碼事。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每一塊土地上的勞動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勞動投入來獲得報酬，那麼這些擁有土地的勞動者是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土地的。
小土地所有者所期望的致富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是可行的，就是通過糧食的稀缺性，在市場供應不足的時間段里高價售出，從而獲得比自己勞動付出更多的額外收益，這部分額外的收益才是致富。正是通過市場價格，扭曲了勞動價值和勞動價格的關係，一部分小土地所有者才可能獲得額外的積累，最終獲得那些不善於經營的勞動者的土地，從而讓自己變成為地主階級的一員。
所以，黨必須要清楚自己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利益，黨也必須要明確自己和無產階級的從屬關係，不能把自己當成超越階級的正義使者，如此便能知曉這些知識分子和小土地所有者真正想要的是什麼，自然也就不會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蒙蔽。
至於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只能說，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人民的需求被滿足，只要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那麼小土地所有者就會發現，自己經營的小塊土地不可能再有什麼致富的機會，他們也就會徹底的放棄勞動致富的美夢，從而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成為無產階級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