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均一早就不是六七年前看不清世界真實，只覺得中國即將亡於列強的年輕學生了，那時候的他只看到了列強的強大國力和滿清朝廷的腐敗無能，因此覺得中國的處境和滿清入關前的大明實無差別，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炮，中國人實無勝利之可能。
這種想法普遍存在於支持變法的年輕知識分子心中，於是譚嗣同才有拋棄邊疆地區，只保存漢地十八省的想法，因為大家普遍認為這些地方壓根守不住，讓漢人去為這些邊疆地區流血，倒不如先保存力量發展漢地十八省，以待日後漢地十八省新政獲得成果後再想辦法取回來。
那些反對新政的保守派指責譚嗣同等人賣國，一方面在於這些邊疆地區幾乎都是滿人的基本盤，丟棄了邊疆地區等於是摧毀了滿人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則是有的人並不認同新政中裁撤官員，廢棄儒學，廢除八股取士等政策，但是這些政策正是時人所認同的大清弊病，因此採取了圍魏救趙之策，攻擊譚嗣同賣國來反對變法。
但是這些反對放棄邊疆的保守派，自己是絕不肯移民實邊去保衛邊疆的，他們把這種東西叫做流放，甚至就連滿人自己都不肯回東北老家，當初乾隆時期把京城滿人遷回東北，就遭到了在京滿人的極大抵制，那個時候倒是沒人提滿人不愛大清了。
在林信義傳給的人民革命理論和勞工黨的具體實踐中，田均一終於擺脫了從前的士大夫世界觀，他現在已經很清楚的意識到，譚嗣同等人主持的變法為什麼會失敗，為什麼必然會失敗，因為譚嗣同等人想要拯救的是士大夫眼中的中國，這個中國和普通中國人沒關係，所以支持變法的只有一部分睜眼看世界的士紳，普通的勞苦大眾在變法中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還要為新政的實施提供大量的資金。
明治維新政府為了推動教育和實業，首先就廢除了各藩的獨立財政，並大肆裁撤武士階層的利益，還對農民徵收起了固定的貨幣稅，維新政府因此遭到了舊士族和農民的反對，各地農民叛亂不斷，最終釀成了大規模的舊士族的叛變-西南戰爭。
而維新政府能夠在農民和舊士族的反抗下維持下來，就是依賴了在新政中分到了土地的新地主階級，和新政中大受其利的新工商階層，可以說，維新政府在推動新政的過程中，並不是在挽救舊武士階層想要的日本，而是構建了一個新的日本，這是明治政府能夠在農民不斷暴動和大規模士族叛亂的混亂中生存下來的關鍵。
而譚嗣同的戊戌變法，並沒有去尋找新政受益的階層去聯合，直白的說，他的這位老師並不相信民眾的力量，依舊保持著儒家的價值觀念，認為治國是士大夫的事，和平民沒有關係，這就使得他想要挽救的這個中國，實際上正是反對新政的既得利益者所擁有的中國。
如此一來，戊戌變法就成為了統治階層內部的爭權奪利，自然也就引不起民眾的感情波動了。當慈禧從頤和園趕回北京後，只不過下了幾道命令就把譚嗣同等人給抓起來了，壓根就沒有遭到什麼人的抵抗，由此可見維新派的失敗。
而武漢工農兵委員會能夠在鐵良親自坐鎮武昌的情況成功奪取了對武漢三鎮的控制權，是因為勞工黨獲得了武漢工人階級的完全支持，正是武漢工人階級在關鍵時刻的自我武裝，從而保衛了勞工黨，武漢新軍才全面倒向了革命。
雖然勞工黨此前在新軍士兵中做了一些宣傳工作，但支持勞工黨的士兵大多為新兵，老兵們都習慣服從於軍官的命令。而軍官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其實都是少數，絕大多數都是中間派，他們習慣於見風使舵，並無什麼堅定的信念。
因為武漢無產階級的武裝形成了勞工黨在武漢地區的局部優勢，這些中立派軍官們才會在革命初期選擇了觀望，從而給了革命派消滅滿人保守派的時間，而革命後也是在工人階級的武力震懾下，中立派軍官才不得不接受了勞工黨對軍隊的改造命令，從而讓勞工黨完全的掌握了武漢新軍。
擁有皇帝支持的譚嗣同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證不了，而依賴武漢工人階級支持的勞工黨則把滿清的討伐軍隊都打垮了，由此可見，人民的力量一旦被正確的組織起來，這種力量就可以粉碎看起來強大的反動力量。
田均一正是通過這種對比，方才完全的相信，人民的力量足以保衛人民政權，知識分子需要做的就是提高人民的覺悟，讓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他的世界觀也終於從舊知識分子被改造成為人民史觀，認為對抗列強入侵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人民知道，誰才是中國的主人。
正是在這種世界觀的改造過程中，田均一才會迅速的成熟起來，因為他所有的決斷，都是依賴於人民史觀進行的判斷，所以袁世凱領導的北洋集團和士紳精英們才覺得田均一不可理喻，但又偏偏能做成他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整個勞工黨，實際上就是一群和田均一一樣，被人民史觀進行改造的群體，在這種改造過程中，勞工黨天然就具備共同的價值觀，反對把個人利益當成條件和党進行討價還價，而這在滿清朝廷和北洋團體內是不可想像的。
滿清朝廷和北洋團體都是依託於個人效忠體系建立的，這種個人效忠體系存在的基礎就是，下位者向上位者獻出忠誠，上位者賜予下位者以權力和財富。如果下位者沒有得到合理的報酬，那麼他也就可以取消對上位者的忠誠，這就是為什麼袁世凱的名聲會這麼壞的原因，因為大家對他的評價不是從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而是從維護這套效忠體系的角度去看待的。
這就是為什麼滿清能夠以區區幾十萬人入主中國，並成功統治了中國兩百多年，因為儒家的倫理綱常的核心是封建，雖然它的表現形式和歐洲的封邦建國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下位者的忠誠來自於上位者的獎勵，這一核心價值觀是一致的。
簡單的說，君主培養一個忠誠的臣子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為了獲得這個臣子的忠誠，君主一般不會輕易的懲罰臣子，哪怕他貪贓枉法，欺壓良善，甚至出賣國家利益，只要他對於君主的忠誠沒有變質，那麼他的一切行為都是可以被君主原諒的。
北洋團體從小站練兵時的朝氣蓬勃，到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就已經暮氣深重了，就是因為一開始北洋招募的是華北地區的自耕農，這些樸實而心思簡單的農民一開始以為自己當兵吃糧是為了保衛國家，後來才發覺，其實他們是為大帥當兵，聽大帥的話才能升官發財，軍紀也就逐漸敗壞了。
袁世凱擔任國務會議主席，理論上成為這個國家最高的領導人，地位等同於沒有皇帝的法蘭西和美國的大統領，這個時候的袁世凱對於北洋團體的控制力反而更差了，因為這些部屬認為袁世凱的主席位置是自己的忠誠導致的，所以他們要求袁世凱給與獎勵，對於袁世凱約束他們的命令，大多棄之一旁。
從前北洋軍中的軍官不過是小地主和自耕農，但是這些人現在都在家鄉置辦起了大量的土地，成為了數一數二的地主。有的北洋將領甚至把本縣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變成了自家的，以至於家人都覺得這樣兼并似乎有些過分了。
袁世凱畢竟是有才能的，他很清楚國家的根本在於自耕農，這也是他從自耕農中招募練兵的原因，但是他沒有想到這些部下腐化的這麼快，這些軍官能夠拿出這麼多錢去購買土地，必然是貪污了軍費，甚至還吃了兵血，而這是小站練兵時絕對禁止的行為，袁世凱也只是這兩年把精力放在了政治上，稍稍沒有理會軍隊的事務，結果軍中已經恢複了清軍的傳統。
但是袁世凱不敢用貪污的的名義來懲罰軍官，因為腐化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北洋軍官的中上階層。而這些軍官們的態度是，他們為了袁世凱放棄了對大清的效忠，那麼袁世凱當然應該給他們以獎勵，否則大家還不如繼續效忠大清，本質上就是袁世凱的上位並沒有合法性。
也就是因為還有武漢領導的國會盯著，北洋團體也知道沒有袁世凱領導的北洋就是一團散沙，才不敢公然的向袁世凱討價還價，至少在表面上還是遵從袁世凱的命令的。所以袁世凱知道，北洋其實已經沒法和武漢軍隊對抗了，因為北洋團體內部的派系已經各自成形，他現在只是北洋團體名義上的領袖，下一些不損害大家利益的命令，大家還能聽一聽，要是讓他們冒著傾家蕩產的風險去和武漢拚命，多半是要卷堂大散的。
也就是武漢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實在是沒有商量的餘地，哪怕是毅軍將領，作為最先投靠武漢的淮系力量，他們在家鄉的土地也依然沒有獲得額外的保護，這才使得北洋上下團結一致的反對武漢，這種反對不是想要滅亡武漢政權，而是試圖維持現狀，大家誰也別管誰就是最好的。
對於這些部下們的鼠目寸光，袁世凱是不以為然的，因為他知道武漢一旦把手中的地盤徹底消化，那麼必然會繼續向外擴張，最終完成對整個中國的統一，換了他在田均一的位置上也必然這麼做，因為政治就是逆水行舟，想要停留在原地就會被拋棄。所以袁世凱打算組建新的軍官團來整頓北洋軍，而他的想法也毫不意外的遭到了北洋將領的反對。
在北洋及其他勢力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內部的權力鬥爭中時，內部消耗較少的勞工黨則正大踏步的帶著治下民眾向著工業化方向前進。只是勞工黨的內部消耗雖然較少，但是鬥爭的激烈程度並不低，只不過林信義當初為黨所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度及黨的路線方向制度，極大的保證了黨內鬥爭不會變成人事鬥爭，也就維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
在獲得了對列強修約的勝利，保衛西藏的勝利，保衛東北領土的勝利之後，黨外對於勞工黨的執政地位的質疑已經基本消失，哪怕是那些因為土地改革政策對勞工黨抱有極大惡意的地主們，現在也不得不承認了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是合法的政府。
不過地主們承認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執政合法性，是在武力反抗無果下被迫接受的，並不代表他們真的擁護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和勞工黨的執政，比如在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控制區域外的地主們現在都主張自治和民主，而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控制區域內的地主們則主張實施溫和的土地改革制度，反對把地主階級一棍子打死。
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在失去了覆亡的危險後，即便在張家口和錦州獲得了勝利，武漢工農兵委員會也依然被列強和國內的地主階級所敵視，因為大家都認為即便武漢能夠把俄國人趕出東北，其自身的力量也會差不多耗盡，那麼接下來武漢憑什麼對抗國內外聯合力量的絞殺？
這種觀點並不僅僅存在於外部的輿論，黨內和軍中也有這樣的懷疑者，因此反對把大量資源用於對俄戰爭的黨內人士並不少，更有極端者甚至打算放棄保衛國家的大義，先完成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的執政，也就是放棄對俄作戰，先行完成國內統一戰爭。
但是隨著武漢聯合江南光復會等革命力量顛覆了南京等地的滿清勢力，又越過外蒙進入外貝爾加爾湖地區截斷西伯利亞鐵路，迫使俄國人徹底放棄對於東方黃俄羅斯的計畫，甚至連外東北和濱海邊疆區等地都吐了出來，武漢的軍事力量幾乎一夜之間就進入了列強的層次。
英法迅速的轉變了立場，之前所設想的武裝干涉等方案，在武漢取得的軍事勝利面前已經不能實現。按照英法的估計，想要擊敗一個在德國支持下能夠動員數百萬青年的中國政權，那麼英法直接可以放棄除了中國以外的一切利益了，估計德國人是最高興看到這一幕的。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於對日本的估計，戰前英國認為日本和俄國將會拼個同歸於盡，哪怕俄國人被打出東北地區，日本也將會被打殘廢，特別是海戰，日俄雙方應該是勢均力敵的，但是這場戰爭的結果大出歐洲人和英國人的預料，俄國在遠東居然是慘敗，日本海軍和陸軍都展現了強大的進攻能力，中國方面則表現出了驚人的耐力。
按照德國人的判斷，如果俄國人能夠複製八國聯軍時期的進攻能力，那麼在迫使北京投降之後，擁有了華北資源的俄國人，未必會和日本人打的這麼被動，甚至有可能日本都不敢開戰。但是中國軍隊在山海關一線擋住了俄國的進攻，從而給了日本發起挑戰的勇氣。
可以說，這場戰爭直接顛覆了歐洲對於日本、俄國、中國三個國家的固有印象，彼得堡的官僚主義和俄軍統帥的無能，日本軍隊的蓬勃朝氣和中國民眾的覺醒，使得英國所主導的東亞秩序徹底破滅。雖然戰爭之後東亞恢複了和平，但是這個和平和英國人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和平的主角是日本人和中國人，英國人只是充分表達了關注之情，甚至都不能站在弱者的一方反對強者，因為日本和中國都沒有打算邀請外人來介入雙方之間的和平問題談判。
英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修約問題上做出讓步，從而儘可能的保住英國在東亞的商業利益。而英國人在東亞地區的收縮，最先感到寒意的是德國人，因為這意味著英國介入法德矛盾的概率提升了，否則英國人就不會做出海外收縮的舉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軍方加強了和武漢的合作關係，不僅轉移了一批武器製造技術，還加大了從武漢採購戰爭所需的資源，這不僅刺|激了武漢的經濟，也進一步加強了武漢政權的自保能力，保衛武漢的長江要塞，正是德國人幫助設計並提供的先進火炮。
外部的威脅一去，內部的紛爭就開始漸漸升溫了。之前因為戰爭的關係，工業化和土地改革在黨內和工農兵委員會內部都是不可質疑的方針路線，為了讓勞工黨和工農兵委員會活下來，就必須要先保證工業的建設和給農民發土地，這種路線方針雖然保證了武漢在軍事上不斷獲得了勝利，但是也同樣讓那些知識分子、小生產者、小地主、自耕農感到了不滿，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並沒有得到好處。
只是在戰爭期間，這些人的抱怨都被強力鎮壓了下去，現在外部威脅緩和，主張減少對鄉村的壓迫的聲音就開始高漲了起來，這正是土地改革和工業化政策利益受損階層對武漢政權及工人階級的一種抱團反抗。雖然這些聲音的背後並沒有一個組織，只是利益受損者下意識的呼喊，但無疑獲得了不少農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