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對於松方幸次郎的為人也是大感失望，在他眼中的松方幸次郎，作為松方元老的兒子本是日本這個國家的統治階層，他們天然就應該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松方幸次郎對於個人前途的關注，顯然要高於對國家前途之關注。
吉田茂雖然是明治維新時代的受益者，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有資格稱自己是統治階層，長薩藩閥和天皇陛下的近側，才有資格說自己是日本的統治階層，比如他岳父就是其中之一員。
而岳父牧野伸顯在政治上表現出的強烈企圖心，讓吉田認為這才是國家統治階層應該有的模樣，而他願意娶牧野伸顯的女兒，也是希望能夠就此成為國家統治階層的一員，如果沒有這樣強烈的企圖心的話，那麼以他所擁有的財富，實際上不娶牧野家的女兒反而活的更加自在。
舊華族選擇聯姻的對象一般都是皇室和舊華族，維新政府成立之後，過去貧困潦倒的京都公卿們突然就對自己的門第重視了起來，他們不再如過去那樣把女兒隨便嫁出去，而是試圖通過婚姻維繫自己的華族地位，如柳原前光伯爵把女兒嫁給弱智的北小路隨光子爵，就是出於這種心理。
而維新新貴們則試圖用婚姻吸納那些貧寒但有才能的年輕人，好讓這些年輕人繼承自己的政治資源，從而把家族的權利維持下去。這種婚姻看起來是對貧窮而有才能的年輕人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但實際上卻是把這些有才能的年輕人變成了新貴家族的政治打手，他們的才能被新貴的政治立場所捆綁了。
以吉田茂所繼承的遺產，他壓根就不需要把自己和某個新貴家族捆綁在一起，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在外務省工作，那麼憑藉他所擁有的財產，也一樣會冒出頭來。現在他成為了牧野家的女婿，在政治上反而受到了約束，而實際上牧野家能夠給他的資源並不多，畢竟牧野伸顯還不是薩摩閥的主事者，甚至牧野連自己的政治抱負都沒能實現。
但是吉田很欣賞岳父的政治抱負，所以才會接受這場對於自己來說並不划算的婚姻。在某個角度來說，吉田茂並不是在和牧野家結親，而是在和牧野伸顯本人結親，憑藉著岳父和女婿的關係，雙方在政治上達成了一致的同盟。
牧野雖然是大久保一系的少壯派領袖，但牧野並不支持藩閥政治，他主張日本政治應該向英國政治看齊，也就是為了日本這個國家的前途考慮，藩閥政治和元老政治都應該被取消。吉田茂是支持岳父的這個看法的，而這也是他認為他和岳父都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的判斷基礎，畢竟為了國家的未來，作為藩閥一員的牧野伸顯卻主張取消藩閥政治，還有比這更加無私的決定嗎？
但是松方幸次郎和牧野伸顯卻是兩類人，他幾乎從不提日本的未來，而只是關心這件事對川崎造船所有什麼好處，或者動輒拿林信義的話來堵吉田茂的嘴，這種關注私利的作風自然就讓吉田茂難以認同了，特別是松方還是國家統治階層的一員，天然就享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權利。
吉田茂對松方幸次郎的惱火就在於，他覺得自己是在為對方的利益在努力，他不覺得自己現在和岳父、松方具有同等權利，但是松方幸次郎不僅不領情，還整天給他拆台。至於洽談團隊中的另外一人-林信義中佐，吉田對其也有著不小的怨氣，但卻有種無法言說的感覺。
他此行的一大任務還包括觀察林信義在中國的影響力，但老實說，他壓根就沒法去觀察對方的行蹤，因為中國人對待林信義，和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
中國人把他們當成是貴賓，住的是武漢最新式的旅館，不僅環境優雅，水電冰箱和獨立的衛生間都齊備，設施非常的現代化，雖然不及帝國飯店豪華，但至少沒有不方便的地方。
至於林信義，則一到武漢就被邀請住在了田均一等勞工黨高層的住宅區，在漢陽的龜山附近，據說就在田均一住宅的隔壁，據說是因為吉田茂還沒有資格被邀請前往參加田均一的私宴，倒是松方幸次郎和林信義夫妻一起參加過。
而在談判的過程中，其實林信義只是出席了第一次會議，並做了一個關於三國合作的重要性講話，然後就沒再參加了。所以，觀察林信義在中國的行蹤，對於吉田茂來說反而是最困難的任務，但是想要了解林信義在武漢政權的影響力，他倒是時刻都感受到了。
林信義不僅可以隨意帶人參加武漢最高領導人的私人家宴，這讓松方幸次郎對中國人的友好時刻掛在了嘴邊，甚至還能給談判工作定下基調，不管是中國代表，還是印度代表，哪怕和他們爭論的再激烈，但也沒有中斷談判的想法。
所以，林信義的想法對於吉田茂來說就是一個謎，他為三國合作所打下的基礎可謂是不可置疑的功績，但是他並沒有把對中國和印度的那種影響力化為實質性的對日本的讓步，吉田茂認為林信義真要這麼去做的話，應該是能夠做到的。
對於吉田茂來說，林信義並不是如岳父和自己這種時常把國家掛在嘴邊的統治階層，但他也不是如松方幸次郎那種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之前的自私之人，這就是一個難以捉摸的人。但吉田茂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只有林信義才能壓制住松方幸次郎，他自己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唯一的問題就在於，林信義壓根不出現在賓館和談判會議上，他似乎真的把這趟中國之行當成新婚旅行了。吉田茂想要找對方好好談一談，也沒法辦到。
而在吉田對林信義充滿怨念的時候，林信義確實是在遊山玩水，他順著當日的路線去了成都一趟，沿途進行了走訪和觀察，和當日進軍西藏時做了一個對比。在吉田茂大力抱怨他的時候，他剛剛返回了漢陽碼頭。
田均一聽說他回來後，就立刻邀請了他進行晚宴。餐後，田夫人將林木子帶去了一旁客廳說話，木子早就開始學習漢語，雖然不及林信義熟練，但是做基本的交流還是沒有問題的。而田均一則和林信義去了書房交談。
田均一詢問林信義對這趟四川之行的觀感，林信義也直言不諱的說道：「和幾年前相比，四川的鴉片種植少了，吸毒者也少了，勞動者看起來稍稍富裕了些，如果和滿清時期相比，這無疑是一種極好的轉變，但是，這種經濟上的轉變，對於無產階級政權來說，並不全然都是好事。」
田均一對於林信義的話語頗為吃驚，他是知道林信義能對自己說實話，才會第一時間邀請他談談見聞，他甚至已經做好了接受有大問題的心理建設，但是他真的沒有想到林信義會從經濟變好來批判四川的變化，這讓他不由有些糊塗了。
田均一於是坦率的表明道：「我不是很理解你的話，你說四川的社會經濟要比前清時好，為什麼這對於無產階級政權來說，反而是一件壞事？社會主義的實踐，不就是發展生產力嗎？」
林信義點了點頭又搖著頭說道：「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發展生產力，是建立在勞動創造社會財富，且是唯一創造社會財富的方式基礎上的。
按照社會主義的理論，阻礙人的勞動的社會生產關係，實質上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因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導致了有勞動能力的人無法通過勞動來創造社會財富，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
中國進入成熟的農業時代後，封建王朝幾乎沒有挺過三百年的，每個王朝末年都把土地兼并視為了王朝覆滅的原因。但從根本上來說，土地兼并不是王朝覆滅的根本原因，因為英國的工業革命就是一個高度土地兼并的時期，以至於英國人說這一時期是羊吃人的時期，地主為了放牧羊群，把大量的公有地化為了私人土地。
為什麼中國和英國都出現了土地兼并，但中國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王朝更替，而英國的土地兼并卻推動了工業革命？我以為，這兩種土地兼并造成的後果不同，就在於中國的土地兼并製造了大量的無生產的流民，而英國則通過向殖民地和城市工廠轉移失地農民，給了這些失地農民一個勞動的出路。
四川當前的經濟好轉，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也就是無產階級政權用暴力手段把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給了失去土地的農民，獲得了勞動資格的農民能夠在私有土地上創造財富，他們自然就感覺到生活開始好起來了。不僅僅是農民這樣看，不少社會精英也是這麼看的。
但是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種經濟的繁榮不過是一種王朝初期的虛假繁榮，因為小生產者只有在私有土地上才能進行勞動，一旦他們失去了這小塊的私有土地，那麼他們就立刻從小生產者變成了無地農民，再一次被排擠到了社會生產關係之外。
隨著科技的發展，用人力耕作，一個壯勞動力不過耕作五畝；用上畜力，一個勞動力最多也就耕作20畝；採用拖拉機，一個勞動力可以耕作400畝。也就是說，隨著科技的發展，一個人能夠耕作的土地面積是不斷擴大的，但是和平時期的人口則是不斷增長的，也就是說，人均耕地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四川當前的小土地私有制度所營造出來的繁榮景象，很快就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破滅，如果無產階級政權接受了這些小生產者和社會精英的看法，認為不干涉農民生產，讓農民自由的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產勞作，一個新的盛世就會到來，那麼我不得不說，這樣的盛世在唯物主義的世界上是不會出現的，無產階級政權的變質倒是確定的，因為小生產者的互相吞噬，必然會謀求國家機器的支持，腐蝕政權就是小生產者必然的選擇。」
田均一覺得自己背後突然有些濕漉漉的，他好久都沒有這種感到惶恐的時候了，畢竟在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後，他看到勞工黨的力量一日強過一日，而國家的環境也在慢慢變好，過去武漢碼頭上最出名的貨物是茶葉，但是甲午戰爭之后土煙卻成為了大宗貨物，隱隱有壓倒茶葉生意的意思。
茶葉貿易有很大一部分是對外貿易，是可以為國家換來外部的資金的，但是煙土貿易幾乎都是內銷，除了吸納鄉村和城市家庭的余錢外，幾乎不創造任何價值。煙土貿易規模的擴大，實際上代表著農村裡的資金流從生產端流向了消費端，本就資金短缺的鄉村，變得更加的貧困了。
滿清閉關鎖國200餘年，使得國民大多愚昧不堪，就連上層的社會精英也搞不清楚鴉片戰爭到底和那個國家在打，但是這種愚昧是思想禁錮導致而不是人種問題，因此打開國門不久，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鴉片貿易不斷擴大的危害性。
漢口碼頭的茶葉貿易衰退，土煙生意勝過了洋煙，這其實就代表著農村經濟正快速的衰敗下去，農民在吸食鴉片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勞動生產的權利和能力。但是滿清時期的精英們雖然了解這個事實，可是他們在禁煙問題上卻拿不出可行的辦法。
強制銷毀鴉片，則引來了列強的干涉，通過稅收限制鴉片的種植和銷售，卻使得各地官府把鴉片種植當成了地方財源進行保護。鴉片在辛丑之後，幾乎成為了百姓的日用品來銷售，哪怕是再偏僻的鄉鎮都能看到鴉片攤子。
只有在武漢政權建立之後，鴉片種植面積和鴉片貿易規模才開始快速下降，這不僅僅是武漢政權的一大政績，也是許多反對勞工黨的地主階級所承認的，武漢政權確實有人主氣象的一個說法。那些反對土地改革的地主階級，有一部分卻並不反對武漢政權的統治，因為他們認為這樣一個強力的政權對於現在的中國是必要的。
袁世凱就任國務會議主席後，不是沒有想過在北洋的地盤上實施和武漢類似的禁煙政策，袁世凱本人就是極端反對鴉片吸食的社會精英，北洋軍中吸食鴉片是重罪。但是他的想法沒有得到北洋集團和北方士紳的支持，一大原因是鴉片稅是北洋集團不可或缺的財政支柱，那些地方官員普遍抵制全面取締鴉片貿易的政策，表示一旦鴉片貿易被禁止，地方財政就出問題了，除非中央提供財政補助。
袁世凱一開始還想用權術迫使地方官員接受自己的命令，畢竟作為中央政府北洋居然在禁煙問題上落後於武漢政權，這其實已經衝擊了北京政府的執政合法性。由於鴉片戰爭是列強打開國門的開端，因此禁煙問題其實和反對列強入侵在民眾心裡是畫等號的。
不敢禁止鴉片貿易的政府，實際上和滿清朝廷沒什麼兩樣，特別是有了武漢政權這個參照物，北京的壓力一直都很大。袁世凱自負自己的手腕不會比武漢這些人差，事實上這不是他的個人感覺，許多中外精英都是這麼說的，武漢頒發的許多政策都是不留餘地的，比如推動土地改革，比如廢除治外法權，比如廢除長江航道的外國軍艦航行權，這種不留餘地使得武漢政權樹敵頗多。
不管是本土的士大夫精英，或是海外留學歸來的精英，都批評武漢政權在內政外交上一味使用蠻力，既沒有中國傳統的王道主義，也沒有外國的民主政治，所以武漢治下才會如此不太平，反抗武漢統治的地方武裝叛亂幾乎年年都有，只不過都被武漢用強大的軍事力量鎮壓下去了。
相比之下，袁世凱領導的北洋團體在接受了滿清退位的遺澤後，地方上幾乎就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甚至許多原本效忠清室反對袁世凱的清流，在退位詔書頒發後，也識時務的承認了袁世凱當國的現狀。比如楊士驤前往接任陝甘總督，彼時光緒尚未退位，但是反對漢人掌權的滿人總督也沒有抵制楊士驤接任，陝甘地方也沒有要繼續保衛清室而拒絕承認楊士驤的任命是非法的。
當然，陝甘地區雖然就此被納入北洋的地盤，但是北洋也就是名義上擁有這塊地盤，基本上地方事務都是大小軍頭和鄉紳做主，比華北地區還要混亂。而即便是華北地區，士紳們對於北京下達的命令也是選擇性接受，不喜歡的就丟在一旁當沒收到過。
所以袁世凱很快就發現，他確實沒法做到武漢的禁煙政策，因為武漢治下就沒有敢於公然對抗政府的地方勢力，這些地方勢力在土地改革中都被打散或消滅了，而北洋卻是依賴於這些地方勢力維持的統治局面，於是北京的禁煙運動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環顧中國，除了袁世凱領導的北洋集團外，其他人連做勞工黨的對手資格都沒有。北洋集團的統治如此虛弱，勞工黨上下的自信自然是越來越強大了。田均一又怎麼能夠感受到惶恐的情緒呢？但是林信義這一席話，確實是讓他感受到了恐懼，恐懼於勞工黨的存在基礎是否被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