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內正毅原本想要藉此機會把田村拉下馬，但是他突然發覺這把火不僅沒有燒著田村，反而回頭把自己給燒了。面對陸軍上下的一致指責，就連桂太郎也勸他不如先退一步，把大臣的位置交出去，免得引發陸軍更大的風潮。
寺內正毅雖然知道桂太郎是為自己著想，畢竟面對政府的裁軍政令他確實拿不出什麼辦法，而山縣只會讓他耐心等待，等和海軍協商出國防方針，然後以天皇的名義要求政府做出讓步。
老實說這個辦法還真不是山縣想出來的，第二次伊藤內閣，陸海軍想要發動對華戰爭，但是預算始終通不過，於是伊藤博文直接向天皇請示，讓天皇下詔命令眾議院通過預算案。
有這樣成功的範例在先，山縣當然想要照貓畫虎，只要和海軍達成國防方針的協商，接下來就可以請求天皇下詔通過軍事預算，從而避免裁軍的問題了。
但是現在寺內因為先出手攻擊了田村，挑明了陸軍的內部矛盾，從而把軍中對裁軍問題的怨氣吸引到了自己身上，這下子他是不可能等到帝國國防方針案的出台了，因為陸軍上下正把怨氣集中到他身上，除了裁軍問題，還有對長州派攬權的不滿，這就意味著他在待在大臣的位置上，恐怕就要名譽盡毀了。
問題在於寺內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這明明是田村出賣了陸軍引發的問題，怎麼最後板子都打在了自己身上？他也是充滿怒氣的對著桂太郎回道：「大臣的位置我可以讓出來，但是誰來擔任大臣呢？難道說有人當了大臣就能解決裁軍問題？不還是要指望陛下下詔嗎？
明明是大家都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卻把責任都歸於我頭上，我實在是難以服氣。我也不願意就這麼不名譽的下台，否則今後大家一提起我，就會想到無能二字。」
桂太郎也不願意寺內正毅就這麼被趕下台，寺內是陸軍中最支持自己的同輩人物，一旦他就這麼坐視寺內被趕下台，那麼今後還有誰會再支持他？更何況這件事他也是有責任的，要不是他建議寺內公開問責田村的行為，也不至於引發軍中的輿論。
如果只是私下問責，那麼大家或者都不會關心這件事，畢竟這可以看成是長州嫡系和旁系之間的內鬥，但是海軍大臣對參謀總長進行公開批評，這就把問題擴大化了，海軍省和參謀本部之間的權力之爭，直接引發了軍中各派系的下場。
顯然，試圖站在陸軍立場上指責田村的寺內並沒有獲得大家的認同，反而讓大家把田村當成了反對長州派的旗幟。於是寺內才會遭到外系人馬的一致批評。
若是桂太郎就這麼看著寺內倒台，事後冷靜下來的寺內未必不會對他產生怨氣，本就因為陸軍內閣垮台而聲望大跌的桂太郎，自然不願意連軍中的支持者也遠離自己。
桂太郎思考再三後，給寺內出了一個損人不利己的建議，「事到如今，恐怕只能兵行險招了。你以陸軍大臣的名義向內閣上書，反對裁軍並保留戰時的臨時師團編製，若是西園寺首相不接受，你就宣布辭職，這樣一來陸軍內部的分歧就可以被掩蓋了。」
寺內正毅聽了這個建議也是楞了好一會，這確實是最有利於他的辭職方案，但是對於陸軍和政府來說，卻是最不利的方案，因為政府無法再找到一位願意接受裁軍的將領擔任陸軍大臣，除非政府放棄裁軍案，但這可能做到嗎？
他有些擔憂的向桂太郎說道：「這樣做，會不會讓民眾認為軍人過於跋扈了？」
桂太郎在這個問題上就顯得有些蠻橫了，他毫無顧忌的說道：「這至少比等待天皇下詔要主動些，難道逼迫天皇支持陸軍就不算跋扈了嗎？元老們可以逼迫宮中，我們為什麼不能逼迫政府？再說了，這件事也是政府先搞出來的。要是他們不搞什麼裁軍案，我們至於要這麼撕破臉嗎？國家又不是政府的私有物…」
寺內正毅思考再三，發覺自己要是拼一下，搞不好政府還有讓步的可能，不拼的話軍中今後也沒什麼然願意再聽從自己的命令了。他終究還是接受了桂太郎的建議，為了避免山縣反對，兩人決定這件事不向山縣提前通報，而是在遞交報告之前派人去通知山縣和大山。
在接到寺內正毅遞交的關於戰時師團轉為常設師團案之前，內閣總理西園寺公望正感覺政府的工作逐漸走上了正軌。讓伊東、桂兩任內閣頭疼並因此倒台的和平問題，在他手上終於畫上了句號。民眾的怨氣隨著兩屆內閣的連續倒台，也算是發泄的差不多了，現在大家都開始關注於國內經濟問題了，關於戰爭賠款的問題，終於沒有多少人記掛了。
而在國內經濟的問題上，對於鄉村的救助和改革的討論，雖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但是卻也幫助政府吸引了不少民眾的視線，鄉村派和工商派的互相對立，使得他們無暇再關注政府在對外事務上犯的那些錯誤和遭到的損失。
這給了西園寺內閣以修復日中、日俄關係的機會。若是時刻在民眾的注視下，這種外交關係的修復舉動，顯然是不能得到充滿了失落感的民眾的理解的。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能簡單的用人和人的關係去做對比，因為國家不可能動不動就做180度的轉向。
人和人之間可以在三分鐘中變成知己，也可能在三天後變成仇敵，這是因為人只有一個思想，不會有兩個以上的思想進行爭論。但是國家是不可能如此反覆無常的，因為國家很難建立起舉國一致的共識，不斷的在外交關係上進行轉向，首先就會讓國內民眾分裂。
日中、日俄關係是建立在日本不能消滅這兩個國家的基礎上的，只要日本不能消滅中國和俄國，那麼日本就必須要和這兩個鄰居打交道，那麼日中、日俄關係就必須要維持，否則就會出現俄國和中國聯合對付日本的局面。
此次戰爭中俄國被日本和中國、英國敵對，甚至美法德也沒有站在俄國的立場上，就是因為俄國過去在國際關係中反覆橫跳，使得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需要被教育。日本自然不能踩進俄國人掉過的坑過，因為不能從中俄身上獲得更多的利益，就要把這兩個國家當成仇敵看待。
但是被煽動起對外征服熱情的民眾是無法接受這種理智的判斷的，他們的腦子裡只有繼續加強武力，直到中俄向日本低頭交出利益這樣一個想法。這種不切實際的國家主義，對於外交的干擾是極大的，因為民眾的情緒將會使得各國政府難以理解日本的真實內心。
日比谷燒打事件之後，英國人對於日本的評價就低了許多，把日本當成在遠東的壓艙石的英國人，也突然覺得這個東方的小兄弟似乎距離文明國家還很遠，至少日本人還不能理性的去判斷國際關係。因此英國的新駐華公使朱爾典就公開的批評過日本，認為日本打著日英同盟的旗幟試圖佔據滿洲，是一種得隴望蜀的行為。
朱爾典是一位長期在東方生活的英國外交官，他不僅在中國各地擔任過領事，還在戰前出任了駐朝鮮半島的公使。在這場戰爭開啟之前，朱爾典和莫理循都是日英同盟的支持者，認為這一同盟可以阻止俄國入侵朝鮮半島和滿洲，從而維持住東亞的國際秩序。
但是戰爭爆發之後，兩人對於日本的看法都有所改變。一方面是日軍在戰場的勇敢和對平民的野蠻，完全看不出日本作為東方民族的溫順，英國需要的是一隻看守東亞秩序的牧羊犬，而不是一頭飢腸轆轆的餓狼。
雖然英國已經默認了朝鮮半島將會成為日本的獎勵品，但是英國把朝鮮半島給與日本，是希望日本在獲得一個和大陸的緩衝區後，就不再謀求大陸上的其他土地了。但是很顯然，日本並沒有把朝鮮半島當成緩衝區，而是積極的把勢力伸入了朝鮮半島，將朝鮮半島變成日本向大陸擴張的橋頭堡。
作為殖民體系的大成者，英國人對於日本人的大陸政策，估計要比日本人自己更加的清楚，這一政策所帶來的一系列地緣政治的改變。而日軍試圖佔據南滿不肯離開的行動，更是進一步證實了英國人的猜測。這也就激起了作為大英帝國秩序維護者的莫理循和朱爾典的不滿。
日本人其實在朱爾典接任駐華公使一職前已經感受到了英國外交官對日本的態度改變，一向對日本抱有好感的薩道義，在卸去駐華公使一職前就對日本駐華外交官對滿洲的言論表達了不滿。
薩道義是日英關係的奠基人，也是維新時代的見證者，他不僅有著許多日本好友，甚至還娶了日本妻子。這樣一個對日友好人士在外交場合上對日本外交展開批評，確實讓不少日本人感覺到日本和英國之間的融洽關係似乎反而不及日英同盟簽訂之前了。
西園寺公望要求外務省修復對俄、對中關係，本質上就是為了和英國保持外交一致。當前英國的對俄外交是拉攏和幫助恢複其國力，對華外交則是竭力平息其國內爭端，讓中國內部的各方勢力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協商共和，而不是訴於武力統一。
武漢政權的崛起，本質上就是武漢勞工黨利用了國人的對外仇恨情緒，從而統一了國人的獨立自主思想，對國內的地主階級進行了強力的打壓。勞工黨的政權雖然號召要把列強的軍隊從中國領土上趕出去，但在實踐操作上，這一政權其實非常的謹慎，哪怕德國人還佔據著膠澳地區，但是武漢也一樣和德國人展開了密切的合作。只有在對待地主階級的土地改革問題上，這一政權是冷酷而無情的。
所以英國人很快就發現，過去他們在殖民地能夠用得上的外交策略，在面對武漢政權時都變得毫無作用了。因為武漢政權對於內部的控制，遠不是其他殖民地可以相比的，嚴格來說，武漢治下的地區和歐洲國家沒啥區別，政府和黨的力量壓制了一切，試圖在內部挑起反對派，幾乎是不可能的。
英國人雖然也使用過聯合各國力量，扶植滿清朝廷，但是前者被各國自己的內鬥給摧毀了，後者只是進一步給了武漢政權以崇高聲望，把武漢政權塑造成了反滿政權。
英國人的對華外交方針不得不採取極大的改變，莫理循和朱爾典等中國專家認為，阻止中國爆發一場武力統一戰爭是維持英國在華利益最好的辦法，因為中國國內還沒有一個勢力能夠和得到了德國工業支持的武漢政權對抗的，哪怕擁有北洋常備軍的袁世凱也一樣，因為北洋沒有一個能夠維持軍隊不斷戰鬥下去的工業中心。
英國人要求的和平，不僅僅在於中國內部的和平，也包括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和平，英國人既不希望中國在遠東成為德國人的幫手，也不希望讓武漢動用武力完成國家政權的統一。那樣對於英國的東亞秩序就是一個天大的災難。
日本的外交官看明白了英國人的對華方針，他們對於西園寺的彙報是，「英國人現在的外交重心在於歐洲，和大西洋。因此英國人不希望見到世界其他地方爆發一場破壞國際秩序的戰爭，特別是對於我國的警惕。
畢竟中國人再怎麼折騰，他們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內變出一支大艦隊出來，那麼只要英國人把歐洲的問題解決，就依然可以用巨艦大炮逼迫中國人恢複英國的在華利益。但要是讓日本在大陸上建立起了勢力範圍，英國人就不得不考慮，需要動用多少軍艦，才能迫使我國做出退讓了。」
雖然日本的外交官已經看破了英國人的對華方針，但是一部分外交官依然勸說西園寺首相做出退讓，畢竟，「不管我國如何炫耀此次擊敗了俄國艦隊的戰績，但是俄國艦隊在英國皇家艦隊面前就和三歲小兒沒啥區別，這支艦隊在沒有離開歐洲之前就鬧出了把漁船當成英國軍艦開火的笑話，這就說明了俄國人對於英國艦隊的恐懼。反觀俄國人對於我國的艦隊，則充滿了不服氣的言辭，認為此次戰敗是指揮官無能，而不是艦隊不如我國。
由俄國人的表現就能看出我國艦隊和英國艦隊之間的巨大差距，因為我們的敵人是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誇大英國皇家海軍來羞辱自己的。所以，我們即便可以趁著英國有事於歐洲在大陸上折騰一番，但是等英國人回來，我們依然還是要被迫讓出地盤，那麼為什麼還要自取其辱呢？」
這些外交官的言論雖然遭到了以小村壽太郎為首的強硬派的批評，但是西園寺公望卻還是選擇了軟弱的親英派外交官的建議，在對華戰略上跟著英國人，而不是自立門戶。
當然西園寺公望這麼做也是考慮了財政上的壓力和希望能夠牽制軍部。作為伊藤博文挑選出來的政治繼承者，西園寺公望希望能夠壓制住軍部的獨立意識，從而讓國家政治能夠穩定的運行起來，就如同英國人那樣，就算軍隊和政府之間有什麼分歧，但是雙方始終把鬥爭約束在了一個範圍之內。
結果在西園寺公望以為，日本的政治終於走向了正常化的時候，寺內正毅給了他重重一擊，陸軍以國防安全為由，拒絕了政府要求軍部自行裁軍的政令。這突然的一擊讓西園寺完全不知該怎麼辦了，他只能把政友會的兩大骨幹松田正久和原敬叫了過來，向兩人尋求對策。
還在內閣之內的松田正久認為，應當聯絡海軍去同陸軍進行交涉，畢竟軍部是一個獨立的體系，除了海軍之外，其他人很難對陸軍的行動加以指責，而陸軍也可以拿著憲法對抗外部的干涉，畢竟憲法可是規定軍隊受天皇獨立統帥，軍隊的編製也是天皇說了算，政府提出裁軍也只能要求軍部自行上報方案，而不是以命令的形式要求軍部照做。
寺內正毅實質上是打破了軍部和政府之間的默契，把雙方的矛盾政治化了，這樣一來政府對於軍部的約束-預算案，就變得和軍隊無關了，軍隊直接通過天皇來和政府討價還價，壓根就不用去談裁軍問題，裁軍變成了軍隊的內部事務。
對此，已經辭去公職的原敬則有不同的看法，「此時找海軍去同陸軍協商並不是什麼好辦法。一方面陸軍未必會聽海軍的建議，另一方面則是等於承認了政府對軍部耍無賴沒辦法，那麼日後陸海軍要是立場一致，政府豈不是要被軍部牽著鼻子走？我認為，現在應該斷然向陛下上奏，請陛下下旨申飭寺內的狂亂之舉，從而為軍部建立起規矩，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