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人的試探，對於駐華公使薩道義來說也確實是無可奉告，因為確實不清楚倫敦在想什麼，如果不是因為這場戰爭的關係，他其實都可以回英國享受半退休的生活了。
相比起薩道義，其實法國駐華公使反而更加了解巴黎在想什麼，畢竟英國人還保存著舊貴族時代私人外交的傳統，而法國自拿破崙時代之後就開始建立起了職業化的外交官體系，簡單的說法國外交官是有著明確的上下級關係的，他們更加容易從自己的上級那裡得到明確的指示，而英國外交官則主要依賴個人能力的發揮。
不過法國駐華公使並不願意給中國人透露什麼消息，英法兩國政府現在其實正在對彼得堡施加壓力，迫使彼得堡遠離柏林，這種高度的機密當然不能告訴中國人，否則讓中國人意識到歐洲現在已經無力干涉東亞的局勢，那麼中國的政局將會出現更加難以預測的變化，這當然是他所不願意看到的。
和袁世凱一樣茫然的還有日本的政治精英們，雖然日本人自詡為列強之一，特別是在打敗了俄國海軍之後，認為自己已經可以同歐洲列強平起平坐，但是日本在國際外交關係中一樣居於邊緣地帶，並不比中國外交好多少，否則的話日本也不至於開始興起國粹主義。
日本人搞脫亞入歐可不是報紙上喊喊口號，1883年日本建成鹿鳴館就開始搞全盤西化的外交活動了，外務大臣井上馨是搞脫亞入歐實踐的旗手，以至於日本報紙上出現了一個新詞「鹿鳴館時代」。
不過這種使日本成為」歐化新帝國」的做法並沒有得到歐洲列強的承認，列強拒絕和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諾曼頓」號事件發生後，井上馨下台，脫亞入歐實踐宣告失敗。所以，日本外務省雖然是最西化的官方機構，但是在歐洲人眼中依然是未開化的野蠻人，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什麼秘密情報了。
當勞工黨提出了四國和平會議這種完全不符合歐洲列強利益的提議，居然沒有得到英法對中國的強力施壓，對於日本政府來說也是感到不可思議的。就連伊藤博文也難以判斷出英法到底在想什麼，他只能猜測歐洲大國之間的對立正在加深，因此英國和法國不想去刺|激中國做出什麼過激反應。
但是在英法的立場確定之前，日本也是沒辦法做出下一步的選擇的，不要看日本政府反應迅速的對四國和平會議提出了嚴正抗議，但實際上日本的政治精英們壓根就沒想好，如果中國政府反駁了日本的抗議，日本該如何反制中國的選擇。
為何日本的政治精英不能做出下一步選擇，因為日本已經不能再把戰爭繼續下去了，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徹底斷絕了向美國貸款的希望。日本人沒想到這場金融危機會引爆美國這麼多問題，美國人正拚命的從銀行取走自己的錢，銀行已經開始用停止營業來對抗這股擠兌浪潮，哪裡還能再貸款給日本繼續戰爭？
這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甚至已經開始影響到歐洲，因為美國是歐洲的重要市場，美國經濟出現問題之後，對歐洲的進口也開始迅速下降，這是許多歐洲人都始料未及的。在這場危機之前，沒有哪個歐洲人會認為美國股市會和自己的生活有著什麼關係。
這場金融危機的影響力是如此深刻和廣泛，以至於美國和歐洲的報紙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美國的金融危機何時才能結束，此前被歐美輿論所關注的日俄和談，現在倒是成了無人關注的新聞了。這種情況對於日本政府來說也是有好有壞，好處在於沒有了國際輿論上的壓力，日本方面對於俄國就不需要太多的讓步，壞處就在於，沒有了國際輿論上的壓力，日本也沒法迫使俄國儘快締結和平條約。
對於日本的上層來說，其實都希望能夠儘快締結對俄和平條約，這場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把俄國勢力趕出東北亞地區，至於說要從俄國身上拿到什麼回報，其實大家都沒那麼高的期待，真正的戰爭回報是沒有反抗能力的朝鮮和中國才對。
只不過戰爭爆發前國內輿論煽動起了國民過高的民族主義情緒，戰爭爆發後日本海軍又打的太過出色，以至於讓國民有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期望，試圖在俄國身上複製又一場馬關條約。因此小村壽太郎帶給俄國人的和平要求是相當的狂妄的，以至於連國際輿論都覺得日本不再是受害者而是另一個帝國主義了。
假如沒有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在這種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哪怕伊東祐亨再怎麼不情願也只能同意一份完全不符合國民期望的和平條約，以避免三國償遼事件的重演，美國插手調停遠東戰爭，實質上就已經表明了一種姿態，如果日本不想要和平的話，那麼美國接下來的行動就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但是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已經失去了干涉這場戰爭的資格，羅斯福總統現在要考慮的不是美國在亞洲的利益，而是美國國內的安定局面，這場在美國召開的調停會議實質上已經失去了本意，變成了真正的日俄之間的和談。
面對這種國際局勢，伊東祐亨自然不會再去背最大的黑鍋，因此他要求小村必須要求俄國賠償一部分軍費，10億盧布的金額確實高了，但幾億盧布還是要賠的，至少他可以告訴國民自己儘力了，而不是出賣了國家利益。
只是尼古拉二世給與維特的指示就是一個盧布都不能賠，也不能丟失一寸俄羅斯的土地，在尼古拉二世看來，這場戰爭不過是小小的失利，如果不是日本偷襲了俄國，那麼俄國就不可能輸給日本，向日本這樣的只會在背後偷襲的黃皮猴子賠款，只會讓他的名聲更加的掃地。
雖然維特可以將關東州、庫頁島、濱海省開除出俄羅斯領土，畢竟對於俄羅斯來說，除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的土地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俄羅斯的領土，這些土地就算割讓出去，下一場戰爭也可以再拿回來，這在俄土戰爭中已經有過先例了。
但是賠款這種事就沒法糊弄俄國的民眾了，不管以什麼理由，賠款就是賠款，本就因為戰爭失利而搖搖欲墜的沙皇政府的威望，或者真的會因為向日本賠款而徹底垮台，聯繫上國內連綿不斷的工農運動，一場類似於法國大革命的革命在俄國出現，也未必不可能。
所以，原本維特和小村壽太郎於9月下旬初步達成的和平條件首先被伊東祐亨推翻了，而維特提出給日本人一點賠款的建議又被尼古拉二世拒絕了，俄日之間的和平談判便陷入了僵局。
但這種僵局並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和赤塔工農兵蘇維埃發出聯合聲明，勞工黨推動四國和平會議的提案，實質上等於是剝奪了以西方主導的調停遠東戰爭的模式，轉而變成了東北亞相關鄰國共同協商的模式。
應該來說日本人並不是不能理解這種相關鄰國協商的涵義，東北亞事務由相關鄰國自己協商解決，至少杜絕了域外大國對東北亞事務的干涉，這顯然是有利於東北亞相關國家的，但是日本沒法接受中國佔據了四國會談中的領導地位。
赤塔共和國明顯是中國人扶持起來的，而朝鮮國一直以來就在日俄之間搞平衡外交以維持自身的存續，這場戰爭讓俄國失去了在東北亞的大部分話語權，如果朝鮮國不儘快找一條新大腿抱著，還怎麼對抗日本施加的壓力？勞工黨提出的四國會談必然會得到朝鮮人的積極反應，哪怕過去他們曾經敵視過這個宗主國，現在也不得不重新抱起這個宗主國的大腿來了。
於是，所謂的四國和平談判，實質上就是中、俄、朝三國聯合對抗日本，日本要是能接受才真是奇怪了。除非，日本能夠成為四國會談中的領袖，那麼日本帶領東北亞四國反對域外大國的干涉，還算是有點意思，只是日本的外交官做不到這點。
所以日本的政治精英們就陷入了一種困惑的境地，想要依賴自身的力量決定東北亞的和平，日本沒有這個實力；想要接受現行的國際秩序結束戰爭，日本又是不可能滿意的；而想要通過整合東北亞地區的力量來建立一種國際新秩序，那麼這個機會又被中國人給搶先了。
伊東祐亨的選擇幾乎和袁世凱沒多大區別，在沒有探明英法對遠東戰後格局的真實想法前，一動不如一靜。當然，日本的政治精英們也並不是對歐洲事務一無所知的，至少海軍方面是了解英法和德國正日益對立，從而讓歐洲分成了兩大陣營，而陸軍則派出了明石元二郎駐沙俄公使館附武官，收集俄國的情報並資助了俄國的工人運動。
明石元二郎其實已經於9月下旬給東京發過一份電報，在電報中告知陸軍，法國駐彼得堡公使泰奧菲勒·德爾卡塞在一些宴會中公然批評了尼古拉二世的一些作為，但是陸軍並沒有過多的關注這一點，也沒有和海軍互通情報，因此這一消息並沒有引起日本政治精英的想像力。
作為前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塞是堅定的聯俄反德派，在「克虜伯電報事件」後他不得不在柏林施壓下辭去外長一職，但他對於法國的外交思路的影響力並沒有散去，事實上他的被迫辭職反而加強了法國人對聯俄反德主張的認同。
因此德爾卡塞被任命為駐俄公使，並不僅僅是為了安慰這位法國的政治精英，也是讓他去實踐聯俄反德的主張。德爾卡塞想要聯俄就不可能公開的批評沙皇，除非沙皇已經脫離了聯法反德的道路。只要搞清楚德爾卡塞的立場，就能從德爾卡塞的言論中分析出法國政府對於沙皇、對於俄國的看法，由此也就可以推導出法國為什麼會對勞工黨的四國和平會談主張沉默，法國的態度也能反映出英國的態度。
但是日本政治還沒有擺脫封建時代的習性，把情報看成為各自的法寶，完全沒有和其他人進行交流的慾望，因此線索雖然擺在了日本人面前，但是睜大了眼睛的日本人卻對此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