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沃羅夫斯基和盧納察爾斯基的困惑，列寧很快就察覺到了，他不得不解釋了一句，「中國同志並不認為俄國革命必然失敗，而是強調失去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俄國革命必然失敗。那麼現在是誰阻止了無產階級去領導俄國革命？恰恰是那些主張無產階級無力領導革命的機會主義者。
正因為失去了無產階級的領導，現在國內遍布各地的工人和農民暴動才不能聯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推翻沙皇專制政府的革命力量。我們想要贏得革命的勝利，首先得獲得無產階級對於革命的領導權，而不是坐視工人和農民自發的暴動，指望沙皇政府自己垮台，然後去接手俄國。」
列寧說的正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社會主義民主派對於這場革命的看法，他們不想在革命中暴露自己的身影從而被沙皇政府所針對，但又寄希望於工人和農民自發的暴動能夠動搖沙皇政府的統治，使得沙皇政府在政治上做出退讓，從而把政治權力交給自己，這就是機會主義者所強調的機會。
自布爾什維克派在倫敦召開過三大後，列寧就一直在同這些機會主義者作鬥爭，巴布希金髮來的電報，在列寧看來正是對機會主義者最好的駁斥。
沃羅夫斯基和盧納察爾斯基這才反應了過來，倒不是說他們看不出電報內容是有利於倫敦會議決議的，而是他們一開始沒把中國勞工黨視為社會主義政黨，也沒有把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聯繫起來，畢竟這場爆發於中國的革命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中國勞工黨正領導著一場中國的革命，這一論斷其實是在勞工黨宣布了土地革命綱領之後才獲得列寧等人的認可的，而那時已經距離武漢兵變過去快十個月了。在這之前，歐洲方面對於中國勞工黨的評價，大致類似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東方民族主義者，試圖按照西方文明來改造自己的國家。
而即便在勞工黨公布了自己的土地革命綱領之後，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沒有如列寧那樣判斷這是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政黨，因為他們覺得中國並沒有無產階級，或者說中國的無產階級還不足以成為一支政治力量，畢竟義和團運動並沒有表現出無產階級的特徵，在短短几年內中國農民不可能進化到無產階級的覺悟。
因此，勞工黨很類似於農民和資產階級結合的一種政治力量，這樣的小黨在歐洲並不出奇，他們主要的政治訴求其實都是圍繞著農民的利益出發的，雖然接受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平等思想，但接受這些平等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捍衛農民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實現社會主義。
這種革命其實更類似於舊的封建地主向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轉變，和社會主義者所期待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沃羅夫斯基和盧納察爾斯基自然不會把這種革命和歐洲革命、俄國革命聯繫起來，這就是他們對勞工黨提出的主張嗤之以鼻的判斷基礎。
可如果把勞工黨視為社會主義政黨的一員，那麼勞工黨所領導的武漢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反而成為了當前唯一存活的無產階級政權，這一無產階級政權現在不僅活的不錯，而且還有可能更進一步，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對於歐洲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勞工黨的聲音就變得非常有分量了，畢竟勞工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並且活過了巴黎公社。從這個角度去看，勞工黨對於俄國革命失敗的判斷，就是一個已經獲得了初步勝利的無產階級政黨對正在革命進行中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忠告，這是極富有政治意義的，特別是對陷入黨內分裂的俄國社民黨來說。
沃羅夫斯基深呼吸了一次後，對著列寧建議道：「或者我們應當把巴布希金的電報刊發在下一期無產者報上，這對於那些還在指望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來說，這將會是極有力量的批判。」
列寧點了點頭道：「這正是我想要說的。我還要發一篇評論文章，說明中國同志至少在革命的實踐上已經領先於我們了，假如我們不能儘快的讓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發揮出領導作用，那麼這場革命將會瀕臨失敗，這場革命的失敗不在於沙皇的專制力量有多麼的強大，而在於我們內部的機會主義者的軟弱，使得革命失去了統一的領導而導致失敗…」
聽了兩人對巴布希金電報的評論後，盧納察爾斯基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他向著列寧詢問道：「那麼關於電報中民族自決的原則，我們是否也要一併刊登出來？這會不會分散黨內對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權力的討論？」
站在書桌旁，一隻手插在口袋內的列寧毫不遲疑的回道：「當然也要一併刊登出來。中國和俄國一樣，都是君主專制制度統治下的多民族國家，就如同沙皇俄國是各民族人民的監獄，中國也一樣是一所囚禁了各民族的大監獄。
中國同志既然能夠主動的、毫不避諱的談論民族自決問題，那麼我們為什麼做不到？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我們所通過的黨綱中就包含了民族自決的原則問題。假如現在我們對此避而不談，也就等於我們違背了自己提出的政治理念，中國和俄國的無產階級就無法取得互信。」
列寧稍稍停頓了片刻，思索著對著兩位同志說道：「我們應該感謝中國同志，他們對於民族自決原則的堅持，反而維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過去我們較多的考慮了城市工人階級的政治訴求，而忽略了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在政治、經濟上的訴求。比如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還沒有如歐洲那樣進入到工業時代，國家經濟主要依託於農業，這就意味著土地對於中國這樣的農業國來說是意義重大的。
所以，中國的民族矛盾往往都是圍繞著土地展開的鬥爭，這些民族對於土地的爭奪是為了獲得生存的權力，而不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富，這點和歐洲、美國是有所區別的。歐洲和美國的民族自決主要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獨立，經濟上反而訴求較小。
因此在我們看來，只要能夠完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那麼自然也就能夠滿足民族自決的條件。但是在中國同志眼中，民族自決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並駕齊驅的，沒有誰先誰後的問題。
我認為中國同志的觀點是正確的，只有把民族自決和無產階級專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佔據了俄國百分之五十七的非斯拉夫民族才會和我們一起推翻沙皇的專制制度。機會主義者認為，在解放了斯拉夫民族之後，他們就可以恩賜那些非斯拉夫民族以自由，這顯然不符合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
中國勞工黨的出現，使得列寧稍稍把注意力放到了歐洲之外的革命問題上，因為勞工黨在民族自決原則上的理論，確實要比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更進步一些，也更加的附和他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只不過此前歐洲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為主導歐洲革命的力量，因此他更在意於發動無產階級的力量，而無暇把過多精力放在其他問題上。
此次俄國國內革命是巴黎公社之後歐洲無產階級的又一次革命實踐，俄國作為歐洲較為落後的帝國主義，也是歐洲的多民族國家，這次革命中民族問題就開始出現在俄國的無產階級面前了。
敖德薩對猶太人的迫害行動轉變為工農聯合暴動，就是一次群眾自發的糾正民族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雖然此次革命實踐還沒有總結出經驗上升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一部分，但是對於一些職業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已經察覺到了民族主義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妨礙。
列寧稱讚中國革命走在了前面並不是一種恭維，而是在描述事實。勞工黨在民族自決原則上的堅持讓列寧意識到，勞工黨現在面對和想要解決的正是革命之後的無產階級政權面對的民族矛盾，而這正是歐洲無產階級尚未關注的問題，因為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列寧雖然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把民族自決原則納入了黨綱，但這一民族自決原則其實相當的空泛，純屬於理論上的一個概念，而勞工黨則正把這種民族自決原則變為實踐活動，這就補上了布爾什維克對於民族自決原則的實踐缺失，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向前大大的推動了一步。
盧納察爾斯基還在思考刊登勞工黨的民族自決原則是否會進一步加劇黨內的分裂時，列寧卻已經隱約看到了革命成功之後各民族相處的一種全新模式，這種民族相處的平等模式是過去從來不曾出現的，這正代表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性。
巴布希金的電報給了布爾什維克派一個有力的武器，也讓列寧開始對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方向進行了重新的思考。他認為中國勞工黨如果能夠奪取中國的政權固然會給與帝國主義以重重的一擊，但並不能扭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無產階級革命的重心依然在歐洲，只有在歐洲取得了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終結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統治。
當然，中國革命的勝利將會有利的支持俄國革命，而俄國革命的勝利又會動搖西歐資本主義的統治，所以和勞工黨達成互相支持的聯合，對於俄國無產階級來說又是極為重要的。列寧很快就將自己的想法發電給了巴布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