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回到武漢之後其實並不想過多的接觸實務工作，因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返回日本，插手武漢這邊的實務工作只會弄的半三不四，他在武漢只想促成中俄無產階級的聯盟、亞洲聯盟機構的完善，然後再考察一下武漢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變化，就大方向上提出一點意見。
不過隨著他在武漢的日常活動開始穩定下來，許多工作自然就浮現在他的面前，畢竟過去幾年裡田均一等人一直都是按照他所設想的革命道路前進，他們在實踐中也遇到了不少問題，因此自然就趁著他在武漢的時候，把這些問題推到了他的面前。
而隨著他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或解決辦法後，自然就吸引了更多的事務到了他的手中。說到底勞工黨雖然是按照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黨，但是黨內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了解確實是比較淺薄的，特別是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建立之後的道路，許多人確實看不清方向，因為歐洲的社會主義研究也沒有達到實踐的階段，東方剛入門的社會主義研究自然就更加的茫然了。
不過對於穿越者來說，這些問題在歷史上都出現過，他只要給出一個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在黨的集中制還沒有發展成為領導集中制的時期，黨的工作很自然的就集中到了林信義手中。在9月的最後幾天，林信義赫然發現，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被不斷增加的意外工作所牽制了，從工業的規劃發展、金融信貸的政策、對外關係的處理，到黨內的組織人事，都被各委員轉送到自己這裡進行諮詢意見。
10月1日晚，在黨的中央委員日常例會上，林信義對自己的工作向各委員提出了建議，「過去幾天里，各部委把許多問題都轉送到了我的辦公室，我研究了之後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大部分的問題其實各委員們已經有了自己的解決思路，他們之所以轉送到我這裡，主要還在於吃不準自己的思路是否會出現新的問題。
我認為這不是各位委員在工作能力上不如我，而是各位委員在社會主義的理論上沒能找到和自己思路相符合的判斷，簡單的說就是當前黨的理論研究已經落後於黨的實踐了。本黨雖然是因為政治利益相一致而組成的政黨，但指導本黨前進的主要是社會主義理論而不是日常實踐活動。
為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和資產階級的政黨會有如此大的區別，因為無產階級的目標是改造世界建立一個符合無產階級價值觀的新世界，我們需要揚棄許多不符合無產階級價值觀的舊傳統，但資產階級的目標是確保自己始終佔據世界的頂端位置，他們並不需要一個新世界，所以他們只要遵守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可以了，他們對於改造世界的動力源自保住自己在世界頂端的位置不至跌落。
所以，對於無產階級來說，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社會主義理論是異常重要的，因為沒有這個理論就不可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那麼這個理論要從何處來？既需要從實踐中去總結，也需要有人去思考總結。
沒有馬克思著作了資本論，那麼無產階級就不能認識資產階級對自己的剝削來自於何處，那麼無產階級就不能認清自己的敵人是誰。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指出如何打倒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所以巴黎公社失敗了。
但是巴黎公社的失敗又給了無產階級一個冷酷的教訓，就是資產階級會和一切反動力量聯合起來消滅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革命政權和廣大的覺醒的人民群眾的支持，哪怕是代表著更美好的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也一樣會被聯合起來的反動力量所扼殺。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一個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原因，而要喚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覺悟，就必須要有正確的無產階級理論去引導。當廣大的人民群眾覺醒了自己的階級屬性，並投身於階級鬥爭中去，那麼反動勢力就會迅速的垮台。
而我們當前所缺乏的就是指導我們前進的完整的無產階級理論，我們需要研究適合於中國的無產階級理論，也同樣需要研究適合於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無產階級理論，因為資產階級不可能和無產階級和平共處，資產階級能夠生存下去，就在於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只要資產階級還存在於一處地方，那麼遲早它都要捲土重來的。
試圖拋棄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無產階級來構築本國、本民族的社會主義，那麼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無產階級也遲早會被新的資產階級所拋棄。只有在解放了全人類之後，無產階級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在座的委員除了田均一等幾人外，其他人其實對林信義的發言理解的並不深刻，畢竟他們並沒有在看不清中國未來的時候和林信義坐下深入的討論過中國革命及中國前途問題的時候，因此他們對於林信義重視理論研究的主張，感受並不是那麼的深刻。
不過對於田均一，林信義的這番講話又讓他似乎回到了在日本鄉下夜間傾聽對方規劃中國革命的時候了，他幾乎第一時間就接受了林信義的主張，哪怕在之後有時間去思考對方的講話，他也不覺得對方的主張有什麼問題，因為在他推動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就是依賴林信義提供的革命理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的。
因此田均一很快就向林信義發問道：「那麼林楓同志，您覺得我們應該如何加強理論研究工作呢？」
林信義直言不諱的說道：「過去黨的理論工作主要是翻譯國外的社會主義著作和組織黨員進行學習。我們必須承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源頭在歐洲，歐洲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也遠遠強於歐洲之外的地區，但我們必須也要看到一點，就是除了巴黎公社之外，歐洲的社會主義理論就沒有再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過，這就意味著歐洲的社會主義理論雖然較我們深入，但未必全然正確。
因為他們缺乏實踐，特別是歐洲以外的地區，不管是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組成都和歐洲截然不同，就更加不能隨意的引入歐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本地區的革命實踐了，否則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最終讓革命群眾失去了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信心。
所以，接下來黨的理論工作，應當不僅僅在於翻譯社會主義著作和組織黨員學習，還應當進行小範圍的實踐並進行討論，對那些不適合於中國革命的理論進行修正，對那些明顯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錯誤理論要進行批判。」
田均一忍不住打斷了林信義問道，「那一部分理論是錯誤需要批判的？能否說明一二？」
林信義不假思索的說道：「比如過去黨內有幾篇文章介紹了伯恩施坦的一些觀點，主張社會的自然進化論，認為不需要階級鬥爭也一樣能夠完成社會進步，似乎只要隨著時代的進步，資產階級就能自動的退出政治舞台了。
伯恩斯坦以英法兩國的革命來驗證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溫和的英國革命比暴烈的法國大革命要好得多，如果法國人選擇了英國方式的溫和革命，那麼就不至於在大革命中掉了那麼多無辜者的腦袋。
不過伯恩斯坦顯然是割裂了歷史，以孤立靜止的觀點去比較了英法兩國的革命，才會得出這樣錯誤的結論。所謂英國式的溫和革命是建立在15世紀為爭奪英國王位的玫瑰戰爭，16世紀亨利八世對天主教的打壓，17世紀查理一世和議會的內戰的一系列事件上的不間斷變革。
這三大事件沉重的打擊了英國貴族和教會的勢力，從而使得英國新興地主和商人的勢力做大，這才有了18世紀英國的溫和的政治、經濟的改良。而法國大革命不過是把過去三百年里英國掉落的貴族和教士的腦袋在幾個月里一起砍了，才會顯得如此血腥，但雙方在革命過程中殺的人在總數上相比，英國人其實更多一些，只不過在時間拉長之後就顯得不那麼殘酷了而已。
所以，從英法革命的歷史來看，統治階級就不可能溫和的放棄自己的權力，資產階級從舊貴族手中奪取權力從來不是文質彬彬的，是通過對貴族階層的屠殺，使之不得不讓渡了自己的權力。
伯恩斯坦所主張的社會改良，其實和儒家所鼓吹的上古三皇禪讓神話差不多，他們一邊鼓吹地主階級是和平的從奴隸主手中獲得了政權，但是從歷史記載來看，地主階級從來都是依賴暴力完成王朝更替的。
滿清更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制度最為完善的王朝，哪怕已經維持不下去自身的統治，對於試圖奪取自身權力的維新派，也一樣會拿起屠刀。所以，沒有革命的暴力對待反革命的暴力，那麼就休想讓反動勢力交出一絲一毫的權力。
今天中國無產階級真正佔據優勢的也就武漢這一座城市，出了武漢之外的地方就是地主階級佔據優勢的地方，地主們尚沒有放棄消滅我們的念頭，但是黨內一些同志已經開始鼓吹社會改良而批判起階級鬥爭來了，這樣的錯誤的理論難道不應該在黨內進行嚴厲的批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