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注視著田均一對城鄉差異做了最後的總結道：「所以，在無產階級政權建立之後，我們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維持無產階級的專政，而非是維護工農聯盟，工農聯盟存在的意義在於建立和維持無產階級專政，一旦工農聯盟損害並妨礙到了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就應當對工農聯盟進行調整。
為什麼在無產階級政權建立之後工農聯盟會妨礙到無產階級專政？因為農民嚴格來說並不屬於真正的階級，地主也是包括在農民群體之中的。無地農民、自耕農、富農、地主都是農民，雖然他們各自的利益訴求不同，但是他們的世界觀幾乎是一致的。
嚴格意義上的工農聯盟，是指工人階級和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民建立起來的聯盟；廣泛的工農聯盟，則是反抗資本和地主壓迫的工人、農民的聯盟。在無產階級政權沒有建立的革命初期，廣泛的工農聯盟是穩固的，因為大家都有著共同的敵人。
但是在無產階級政權建立之後，在革命取得一定成果，資本和地主被擊敗後，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分歧就出現了。工業化帶來的城鄉差異則放大了這種分歧，工人希望把整個國家都納入到公有制經濟當中去，消滅工人和農民的差別，但需要有先後，畢竟工業化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
但農民的利益訴求卻和工人不同，在那些距離工業城市較近的鄉村，他們看到了工業化帶來的好處，所以想要脫離農業成為城市的一員；而遠離工業城市的鄉村，獲得了自己土地的農民則希望繼續過去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解決自家的溫飽問題，或者再進一步蓄積土地，讓自家成為新地主，也就是致富。
因此，對於掌握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工人階級來說，新時期的工農聯盟就應該及時的做出調整，不能再把廣義的農民群體當成結盟對象。那些不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民，在這一時期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的統治對象，他們也屬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之一，只不過在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依然能夠回到無產階級中來。
我現在所擔心的，不是勞工黨所實施的政策有害於農民群體，而是勞工黨失去自己的階級立場，在革命快速發展的時期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認知，為了形式上的工農聯盟進行妥協，反而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
田均一的心情是矛盾的，在接受了建立工農聯盟以對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道路之後，他一直都把維護工農聯盟當成了勞工黨的首要任務，而從實踐活動來看，這條道路也確實是可行的，武漢工農兵委員會能夠快速成長到現在這個樣子，正是建立在穩定的工農聯盟基礎上的。
雖然在土改過程中農村出現了不少問題，但他依然認為這些問題是可以被克服的，就如之前林信義所描述的工業化帶來的城鄉差異化的快速加大，他認為工業化也同樣能夠改造農村落後的面貌，畢竟江漢平原的一些鄉村在通電之後，其生活水平也和過去有了天壤之別。
但是他是真的沒有想過，革命成功後要把其中一部分農民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這看起來就像是對工農聯盟的背叛了，不過林信義的分析條理分明，也和之前下鄉幹部遞交上來的工作報告極為相符。
不少農民在打倒了村裡的地主之後，確實開始遠離農會過小日子去了，甚至一些土改中的積極分子也出現了貪污農會財物或藉助農會的權力欺壓鄉鄰的情況。舊的地主倒下還沒有死去，新的地主已經開始爬起來了。
田均一思索良久，終於還是壓制住了內心的軟弱，神情嚴峻的向林信義求教道：「那麼我們應當使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改造鄉村，從而使農民融入社會主義？」
林信義想了想便回答道：「其實勞工黨現在在鄉村實施的政策並沒有什麼大問題，普及教育是解決工農差別最根本的辦法，工業或工業化的農業都是需要知識的，當下這些鄉村兒童在接受了教育之後，十到二十年後自然就成為了工人階級的後備力量。
而對於當下鄉村的農民來說，社會主義的改造無非就是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入手，政治上要打倒地主階級所代表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經濟上要加強集體經濟的地位並進一步加強工農業之間的商品交換，文化上要清除宗教迷信、樹立起無神論的唯物觀念。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首先黨內要先搞清楚不同時期的工農聯盟的意義，要明白黨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工農聯盟的利益。如果黨內都弄不清楚工人利益和農民利益的不同點，試圖在工農聯盟的問題上和稀泥，又怎麼能夠指望農民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
雖然這場談話中林信義還談到了黨員和群眾的關係，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但讓田均一記憶最為深刻的還是關於城鄉問題的討論。他也因此意識到，勞工黨現在已經不能僅僅只考慮奪取全國政權的問題，也應當考慮奪取全國政權之後黨所面臨的問題了。
林信義之所以在談話中著重強調城鄉問題，也是避免勞工黨不能及時的從革命黨的思路轉向執政黨的思路。過去他一直不明白為何列寧會說斯大林是一個軟弱的自由主義者，也把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和餘糧徵集制視為蘇俄政權的污點。
但是在這個時代生活了這段時間之後，他終於有了新的理解，只要把這些事情放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去思考，那麼一切就說得通了。
當蘇俄政權成立之後，維持這一政權的存續就成為了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相對於千百萬的無產階級的生命來說，鎮壓水兵叛亂和實施餘糧徵集制都不過是小節。
這個時代的無產階級是沒有資格軟弱的，因為帝國主義真會拿機槍消滅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保衛無產階級，任何威脅到無產階級政權存在的人或事務，都必然要被無產階級所粉碎，在這種事情上談論個人道德是沒有意義的。
一百年後資本主義之所以開始談論道德和人性，是因為蘇聯擊敗了納粹德國並成功的帶動起了世界革命的浪潮，並摧毀了帝國主義所建立起來的全球殖民體系。
在蘇聯擊敗納粹德國之前，種族主義才是帝國主義的主流價值觀，西班牙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滅絕，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滅絕，土耳其人對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的滅絕，德國對猶太人的滅絕，對於帝國主義者來說就不是什麼罪惡，而是一種榮譽。
所以，無產階級認為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和餘糧徵集制是蘇俄政權的污點，卡廷森林屠殺和對尼古拉二世一家的處決是蘇聯的污點，從而把蘇聯變成了邪惡帝國，似乎比納粹德國還要惡劣了。但是在資本主義看來，不管是白人至上的19世紀美國或是歐洲對全球的殖民年代，都是資本主義的美好時代，他們從不覺得屠殺有色人種和無產階級是一種罪惡。
只要無產階級不拋棄這種不符合自身階級利益的虛無道德感，那麼無產階級就不可能戰勝資本主義贏得最後的勝利。比如中國的地主階級攻擊共產主義是共產共妻時，地主階級其實早就過上了共窮人之財，共窮人|妻女的生活，他們不過是把自己乾的事說出來用以恐嚇無產階級而已，可地主老爺們從不以此為恥。
如果田均一等人不能從這種個人道德感中脫離出來，那麼勞工黨必然會出現內部的分裂，從而給反動勢力創造出機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雖然是常凱申等國民黨右派和列強的聯合，但實質上動手的卻是各支革命軍隊，這些革命軍隊為何會轉向反革命，就是因為工農聯盟出現了問題，舊的政權被打倒後，一部分農民被地主階級拉攏過去了，從而讓反革命的力量壓倒了革命的力量。
正是對於無產階級的這種熱愛和高度負責，列寧才會批評斯大林是一個軟弱的自由主義者，因為斯大林並沒有堅定的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意志力。
而東方的另一位革命導師則用了一段話來告誡自己的同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林信義現在能做的，就是讓田均一儘快的明白這個道理。在這個殘酷的時代，虛偽的個人道德是需要無產階級付出無數的鮮血作為代價的。維護無產階級的專政，在打倒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統治後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必然是比現在更美好的世界，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道德。
在這場談話的第二天，林信義被邀請參加了中國勞工黨和俄社民黨遠東委員會之間的會談，以亞洲民主革命聯盟代表的身份。這場會談其實已經持續了三天，會談的主要內容是兩黨之間的合作問題及如何結束戰爭的商談，但是會談卻陷入了僵局中。
從主持兩黨會談的楊篤生口中了解到，俄社民黨遠東委員會雖然希望獲得勞工黨的支持，但是他們對於戰後遠東的形勢卻和勞工黨有著不同的看法。說的確切一些，就是俄社民黨遠東委員會希望恢複到1900年之前的遠東局勢，但要求保留中東鐵路、阿穆爾省、濱海省、庫頁島等地區的領土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