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剛回到武漢，田均一就放下了手頭的工作去看他，他想要聽聽林信義對當前勞工黨執政上的一些看法，這也是林信義要求參加考察團的理由，不到實地去看一看是沒法看出問題來的。
田均一相信林信義能夠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因為他比相信自己更加信任對方，畢竟勞工黨現在所走的革命道路，正來自於林信義對中國革命的判斷。
假如沒有當日林信義對他們深入的推演中國革命的幾種可能性，那麼即便他們回國後會組建一個革命黨，但絕不能建立如勞工黨這樣的先進革命組織，也不可能去發動勞工去推動群眾革命，自然也就不會出現當前一個革命力量佔據優勢的武漢政權。
林信義在考察完成之後也同樣有著很多想說的話語，能夠把自己的設想變為現實，他覺得田均一等勞工黨黨員的工作能力和革命自覺性都是沒有問題的，哪怕他來做這些工作也不可能比田均一他們乾的更好，畢竟田均一等革命志士比他更有一種改變中國現狀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他的優勢不過在於有一個穿越者的靈魂，假如雙方同處於一個時代，那麼他是無可能和這些人坐在一起討論什麼問題的。
因此當田均一來詢問他時，他思考了半天還是把細節上的問題忽略了過去，向著對方說道：「今次的考察時間還是短了些，如果能夠有三個月或半年時間，真正的在某個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也許我能看到一些較為深層的問題，現在么我也只能講講自己的感受，不能算是很嚴謹的調查，只能講講表面的東西。」
田均一聽後立刻說道：「搞武裝鬥爭，我們有個很明確的目標，就是推翻滿清朝廷，只要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就算是錯了也是小錯誤，只要不往回走就行。
但是搞經濟建設，建設人民政權，我們都沒有經驗，甚至連明確的目標都沒有，簡單的說就是找不到一條明確的道路。勞工黨當前的所有理論幾乎都出自你的思考，我覺得你至少要比我們大多數人都了解那條道路在哪。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有什麼就說什麼，就算真的有什麼問題，我們糾正它不就好了。只要我們不偏離大的方向，那就不是什麼問題。」
見田均一擺出願意接受一切批評的姿態，林信義也就順勢說道：「既然你這麼說，那麼我們就一起討論，我覺得第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城鄉差別…」
田均一一開始以為林信義提出的城鄉差別是指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別，革命發展到今天，勞工黨對於城市和鄉村工作也有了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鄉村工作要比城市工作難做的多，還特別耗費幹部。在城市裡，一個好的幹部就能把一個廠數百上千青壯管理起來，但是在鄉村，不要談發動群眾討論革命理論了，光是分地造成的個人矛盾就讓下鄉幹部怨氣滿腹了。
有的幹部下鄉之前還信心滿滿，認為只要把地主趕走，把土地一分，農民就會和工人一樣團結在黨的周圍，黨讓幹啥就幹啥，從而成為革命力量的一份子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地主面前連屁都不敢放的貧苦農民，分地的時候卻開始挑肥揀瘦，不是想著巴結幹部給自己分好地，就是仗著自家兄弟多去逼迫村裡的小戶和自家換地。
政治覺悟不高的下鄉幹部認為，這是農民無知、愚昧、自私的體現，因此不應當給農民什麼政治權利，而應當由黨委派積極分子管理農會，從而實現黨對鄉村的領導。
政治覺悟高一些的下鄉幹部，從工廠工人和農民對待革命的熱情對比之後，則向中央寫信談了自己的看法，「工人對待革命的熱情，在於工人獲得了對工廠的管理權力後，工人依舊還是工廠集體中的一員，所以集體的利益還是高於個人利益的，侵犯了集體的利益就等於侵犯了其他工人的利益，從而受到了集體的約束。
鄉村的農民並沒有集體的概念，他們只有個人財產，在沒有分地之前，他們想要的是保住自家的土地並侵佔別人的土地，最終成為脫離勞動的地主階級。分地之後，並沒有改變農民的這種想法，他們分了地主的土地，但並不代表他們放棄了想要成為地主的念頭，他們的左鄰右舍依舊是競爭者而不是合作者。
因此，指望分地讓農民變成革命者是不大現實的，分地只能讓農民支持黨而已。想要把農民改造成革命者，就得沒收農民的土地，讓他們和工人一樣變成一個勞動集體，然後用集體去改造他們自私自利的觀念…」
不過很顯然林信義講的不是這個差別，「…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城市和鄉村的生活水平會迅速的出現差異化，特別是在急劇工業化的地區，城市和鄉村生活水平的差距，甚至會出現小地主在鄉村的生活水準甚至都及不上城市貧困居民的生活水準的情況。
這種差距的出現，就是工業對農業生產力上的優勢。根據對武漢工人收入和江漢平原地區農民收入的調查，一名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平原上200畝中等土地的收入，而江漢平原上的人均耕地約10畝每人，也就是說一名農民需要200畝土地才能獲得和普通工人相當的年收入，在當前的中國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而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工業對農業生產力優勢將會進一步擴大，也就是說今後農民需要更多的耕地才能和工人的產出持平。但是在人口不斷增長的前景下，人均耕地只會減少不會擴大，也就意味著農民和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僅不會縮小，還會進一步拉大。
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農業勞動力就會向工業勞動力轉化，因為當工人顯然要比種地更有利益。但是工業化是需要資本和市場的，也就是說不管工業化如何迅速，它也不可能完全接納來自農業的的剩餘勞動力，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本身工業基礎就不好，9成以上都是農民，只要10個農民中有一個跑來城市當工人，那麼城市就會爆炸了。
日本當前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日本資本家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一則壓縮工人工資，人為降低工農之間的收入差異，從而阻止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二則把大批的青年婦女送去國外從事風俗業，既可以減少農村人口的出生率，又能獲得國家所需要的外匯。」
林信義注視著神情嚴肅的田均一，話鋒一轉問道，「那麼中國今後怎麼辦？該如何應對工業化帶來的城鄉差異化？這種差異化必然會撕裂當前的工農聯盟，而資本主義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他們會聯合農民對無產階級政權發起進攻的，會把這種工農業生產力的不平等造成的差異說成是工人階級對於農民階級的剝削，從而竊取工人階級的統治地位，並把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裝入自己的腰包，然後讓農民對自己感恩戴德。」
田均一完全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對他來說當前革命的最大敵人就是地主階級和滿清王朝，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來說是命中注定的敵人，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尚未發育的農業社會而言，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幾乎很少人能說清楚，大家確定的只有滿清王朝和地主階級的惡，帝國主義的惡，資本主義的惡還真沒什麼感受。
但田均一併不覺得林信義是在危言聳聽，因為他在日本遊學期間確實看到了日本下層民眾的痛苦生活，甲午戰爭後懷抱著對明治維新良好期望的中國留學生抵達日本之後，很快就發現所謂的明治維新只做到了強兵，至於所謂的富國就是個笑話。
日本平民的生活遠不及中國平民，如果說中國平民還能躺平活下去，那麼日本就是一個躺平就要餓死的國度，這樣的日本自然讓中國留學生大失所望，再加上日本平民戰後對中國人的歧視心理，留日學生便普遍產生了反日情結。
田均一隻是回想了一下自己在日本的見聞，就誠懇的向林信義請教道：「那麼我們該如何做，才能避免城鄉差異的拉大，並維持工農聯盟呢？」
林信義思考了半天之後方才嘆息道：「老實說我也沒有想到什麼解決的辦法，但是我認為最壞的解決辦法就是削減工人階級的利益去補貼農民，這不只違背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也打擊了工人維護無產階級政權的意願。
我認為，無產階級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王朝是有優越性的，但是對於資產階級所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實是沒什麼優越性的。比資本主義優越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甚至於社會主義國家失敗後退時，也不會退回到資本主義，而是會退回到更為落後的封建王朝時代，因為紅色權貴不會去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只會按照血統論來統治國家。所以，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可以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但難以實現真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只要國家這種組織形態還存在，那麼生產資料公有必然轉變為國家所有，官僚集團和資產階級可以通過竊取國家來奪取無產階級的生產資料。
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問題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工農聯盟的存在是為了維護無產階級專政而非削弱它。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在於無產階級必須有作為統治者的自覺，放棄了統治權力的無產階級是沒法維護無產階級政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