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人民政權，我認為只有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佔據主導地位，我們才能稱之為人民政權。而當前的中國，包括亞洲其他地區，實質上人民都沒有達到普遍覺醒的程度，他們對於自己的階級利益的認識是模糊的，他們的價值觀還是從屬於地主階級的，因此他們覺得自私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比如某些勞動者就認為，外國勞動者的利益不關自己的事，他們能夠顧好自己就夠了，為什麼要替印度的勞動者、日本的勞動者、俄國的勞動者、越南的勞動者等等其他外國的勞動者去擔憂？畢竟他們自己都吃不飽飯。
這種想法就是在小農經濟的環境下萌發出來的農民意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再加上勤勞致富，這種價值觀決定了農民無法領導革命。因為在他們拋棄外國的勞動者時，並沒有意識到外地的勞動者，外村的勞動者也一樣是可以拋棄的，這種自私自利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農民只能造反不能革命，哪怕如朱元璋這樣的貧苦農民造反成功，也不過是讓自己成為了地主階級的一份子，而不是解放了貧民階層。
所以，對於勞工黨來說，人民只能是無產階級或認同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而不可能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者。人民所主導的政治必然是反對壓迫的，人民所主導的經濟必然是反對私有制的，人民所主導的文化必然是健康而富有朝氣的。
但是當人民沒有覺醒之前，我們就需要一部分認同了無產階級價值觀的先進分子代表人民去奪取政權，然後利用政權去改造社會和促進人民的覺醒，這就是勞工黨存在的意義。
簡單的說，勞工黨不是人民，他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意義就是促進人民的覺醒，所以如何去促進人民覺醒，就是黨的根本工作，革命並奪取政權不過是這一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如何壯大人民的力量，如何讓人民高度的參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才是黨的重點工作。
武漢這裡的經濟工作做的很不錯，無產階級的力量增長的也很快，但是相比起當前革命形勢的高漲，其實人民力量增長的並不快，在經過了重新分地後，小私有者的數量增長的才是最快的，和小私有者的數量相比，無產階級的數量連其零頭都達不到。
正因為小私有者的數量是如此的巨大，所以武漢這裡想發財的人比想要革命的人要多的多。假如不能扭轉這一局勢，那麼代表這些小私有者的政治力量就會快速的成長起來，他們不是混入到黨內來改變黨的革命路線，就是在黨外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的小資產階級聯盟。
所以，改造小私有者，壯大公有制經濟，就是黨反抗小資思想侵蝕，保持在革命道路上前行的物質保證。改造農村的小私有者，光靠合作社是不夠的，鼓勵合作社向集體經濟發展是必要的，不過對於一個農業社會來說，這種改造是相當困難的，在教育普及到農村之前，農民是很難接受私有土地變為集體所有的。
因此在對小私有者進行改造的同時，加快壯大公有制經濟就成為了必要，只有當公有制經濟達到了一定規模，我們才能夠壓制住小私有者和私有制經濟，促使國家的經濟支柱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人民只有要通過黨的組織力量和公有制經濟提供的物質支持，才能牢牢的掌握住國家機器，鎮壓國內的反動力量。
如何加快壯大公有制經濟，我認為開發滿洲、蒙古及外東北地區是關鍵，這些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且人口稀少，這就意味著但我們開發這些地區的時候不會引發小私有者的反抗，同時被遷移過來的新移民因為脫離了原先的社會環境，也有利於進行集體主義教育。
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些地區大量的建立起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國營牧場、集體牧場，國營工礦企業，那麼就意味著當這一地區被開發之後，我們就至少擁有了幾千萬的無產階級。憑藉著這股力量，不僅中國革命將會獲得成功、邊上的朝鮮、日本和俄國革命也就因此受益。
而在開發這一地區的同時，也將是讓人民參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大好機會，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中汲取到許多有益的經驗教訓…」
田均一感覺自己似乎又回到了日本那個夏天，聽著對方談論世界形勢和中國革命的前途，這一次他依然還是只能做一個傾聽者，不過比上一次好一些的是，這一次林信義講述的內容他幾乎都能聽懂，不會如第一次那樣只能先記住再說。
林信義說的這三點，實質上已經把當前中國國內外的形勢都分析的很清晰了，田均一覺得自己第一次對當前形勢看的如此透徹。而這三點也是互相聯繫的，按照這三點制定具體的政策必然是相輔相成，如果能夠成功的話，正如林信義所展望的未來，滿洲不僅不會被列強分裂出去，還能成為東北亞革命力量的輸出地。一個工業化的滿洲將徹底杜絕日俄對這一地區的垂涎，甚至還可能向日俄輸出革命。
不過田均一還是有些擔心的向林信義問道：「假如我們採取了這一方略，那麼中日之間的關係是否會趨向於緊張？一旦中日發生衝突，以中日印為核心的亞洲經濟圈子還能建立起來嗎？」
林信義點頭讚許了田均一提出的問題，他也覺得這一個問題確實很關鍵，從理智上來看，成立以中日印為核心的亞洲經濟圈其實要比佔領滿洲對日本經濟更有益處，只有頑固的農民才會覺得搶下一塊難以開發的土地比建立良好的友鄰關係和共同的經濟體更重要。
只是，當前日本的當權者們幾乎都是這種頑固的農民，在他們的腦子裡，哪怕把搶來的土地爛在手上也比給自己的鄰居強，因為自己吃虧了。俄羅斯人就是這種性格，所以俄羅斯的領土很大，但俄羅斯不會有朋友，每個鄰居都想俄羅斯去死。
假如沒有列寧的話，那麼在1917年俄羅斯就會恢複莫斯科公國的疆域，列寧也就不用被某個普大帝羞辱出賣了俄羅斯了。當然這位普大帝連尼古拉二世都不如，尼古拉二世好歹還能動員500萬俄國人打了三年，這位大帝連100萬俄國人都動員不了，烏克蘭人也終於成為了俄羅斯的敵人。
對於一群頑固的農民，光是理智的說服顯然是無用的，所以林信義很是誠懇的對田均一回答道：「中日之間的關係應當指望中日雙方的進步力量，而不是兩邊的頑固勢力。中日兩國一時的對立並不會改變亞洲革命的大形勢，把中日兩國的對立視為中日人民的對立才是需要警惕的。
當然，因為日本當前反動勢力的強大，日本的進步力量顯然是難以主導中日關係的。所以，一個能夠從外部向日本施壓的進步中國的力量就顯得極為重要了。只要中國展現出了反抗帝國主義入侵的能力和解放亞洲的進步性，那麼日本國內的反動勢力也會受到打擊，日本人民也就有了覺醒的機會。
特別是現在，日本雖然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身上獲得了一筆龐大的資金用於發展本國的資本和軍事力量，但本質上日本依然還是一個農業國。這場戰爭已經把日本的弱點暴露了出來，雖然日本在海上擊敗了俄國艦隊，但是日本的主力艦沒有一艘是自己製造的，由此可見日本重工業的薄弱。
而戰爭中日本不斷的在歐美籌措戰爭資金也說明了，日本根本打不起一場工業時代的大戰，這就意味著日本並無單獨征服中國的能力。因此，當中國提出不割地不賠款的平等和約和人民之聯合的主張時，必然會對日本的帝國主義造成打擊。
俄國也許不會放棄對於中國的野心，但他們一定會認同一份不割地不賠款的平等和約，並以此拒絕日本在戰後贏得東北亞的控制權。所以，這一次的調停會議，即便中國不派人參加，我認為日本也很難從俄國手中獲得什麼好處。
日本的統治階級為了這場戰爭極大的消耗了國內民眾的熱情和積蓄，據說國內的稅率已經增加到了戰前的三倍，而他們用來安撫民眾的辦法就是許諾從俄國身上獲得極大的利益來補償戰爭的支出。這顯然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謊言，一旦謊言被戳破，日本現政府就會垮台。
所以，陸海軍之間就會出現矛盾，畢竟大陸政策是陸軍的國策，但是造成的後果卻成為了陸海軍的責任。我們要做的就是，塑造中日對立是陸軍的責任，以中日印合作為基礎發展亞洲經濟貿易則是海軍的主張，那麼中日的對抗就不是什麼壞事。」
聽到這裡田均一也鬆了口氣，他總算了解了對方的思路，不過他很快就反應了過來，略顯驚訝的向林信義問道：「你還打算回去日本？以你現在的情況，回去真的不會有事嗎？」
林信義思考了一下後說道：「我當然不會這樣毫無準備的回去，只要選好了合適的時機，應該不會有什麼風險。
重要的是，日本的社會情況和中印不同，日本的革命形勢也就格外的複雜，可如果不能把日本拉上革命的道路，那麼我們就不能掌握亞洲海上的控制權，中國和印度之間就會被分隔，亞洲革命也就很難聯合起來。
所以，我們需要有人主導日本革命，至少盡量把日本和英美列強進行分隔，以防止日本變成英美列強用以破壞亞洲革命的力量。我覺得，目前來看沒有人比我更合適負責日本革命這個任務，至少我回去後如果沒事的話，就必然會進入海軍軍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