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公園西北方的菱角湖，位於大智門火車站正北，過去不過是漢口市郊區的一處自然的水泊，和漢口公園一樣屬於市區外的農村地方。不過現在菱角湖卻成為了漢口市區的邊緣部分，圍繞著菱角湖建立起了一系列的街道，有工廠、居民區和商業區，雖然不及漢口公園周邊那樣繁華，但這裡也和過去的田園景象完全不同了。
由於這裡距離漢口公園較近，且地價要比江岸區便宜的多，因此不少政治人物或小黨派就在這裡安家落戶了。
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成立之後也不是沒有爆發過內部鬥爭的。第一次是軍中的實權人物發起了對勞工黨的挑戰，雖然在兵變中勞工黨牢牢掌握了武漢三鎮，但是武漢之外傾向於革命的地方駐軍並不全在勞工黨的控制下，甚至在武漢三鎮內也有軍官並不完全認同勞工黨的主張。不過在工人階級和士兵們的支持下，黨最終取得了勝利。
第二次則是士紳們對黨發起的挑戰，因為反對減租和更加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士紳們一度試圖從政治和經濟上對勞工党進行打擊，但是在勞工黨動用了自己掌握的武裝力量後，不願合作的士紳們被驅逐出了委員會。
經過了這幾次的鬥爭，勞工黨在工農兵委員會中形成了壓倒性的力量，以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為例，這個委員會的規模從一開始的百餘人發展到了1907年的四五百人，可是勞工黨的比例卻從三分之一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加上傾向於勞工黨的中立人士，勞工黨在委員會中控制的投票人數已經超過了70%，這幾乎能夠讓勞工黨通過任何想要通過的議案了。
至於剩下的20-30%左右的委員，雖然難以認同勞工黨的一些主張，比如消滅地主階級或對舊文化實施的改造、批判運動，但是他們終究還是放棄了和勞工党進行武裝對抗的思想，而選擇了在委員會中和勞工党進行合法的鬥爭。
這些委員大多屬於有產者，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讓他們很清楚的認識到，在這個王朝輪替的時期，贏得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比守住自己的財產更為重要，只要他們在政治上不被打倒，那麼失去的財產終究還會回來，而失去了政治上庇護，那麼他們也就失去了對財產的處置權。
他們選擇和勞工党進行合作，其實內心的想法和那些積極反抗勞工黨的士紳地主們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只不過選擇的方法不一樣而已。這就和滿清入關時，雖然有漢人士大夫選擇了和滿人對抗，但也有許多漢人士大夫選擇向滿人低頭，只要熬過了滿清入關的初期，這些選擇低頭的士大夫最終還是被新朝接納了。
在勞工黨連連取得在戰場上的勝利之後，試圖用武力對抗勞工黨的有產者就漸漸少去了，除了那些遠離武漢的偏遠地區，認為武漢力量不能達到自己身上的地主們，距離武漢越近的地方，特別是和武漢有著直接的鐵路、公路、航運聯繫的地方，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已經真正的建立起來了。
而試圖在這一新的社會秩序中獲得政治上的影響力，那麼自然就要加入這一新的社會秩序中去，沒有什麼比進入工農兵委員會更加直接方便的辦法了。就像那些堅決不同勞工黨妥協的有產者們在失敗後選擇遠離武漢的統治區域，選擇和勞工黨合作的有產者則把家搬入了武漢三鎮，試圖在這一新的政治力量的中心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這些有產者的到來繁榮了武漢的市面，也為武漢帶來了許多人力資源，在教育沒有普及之前，知識幾乎都掌握在這些有產者手中，而這也是有產者能夠不斷在新王朝中尋找到自己位置的關鍵。封建地主階級之所以能夠長期掌握統治權力，正是因為他們壟斷了知識，地主階級在中國一般不會超過10%，但至少佔了9成的知識分子。
所以，哪怕勞工黨主張消滅地主階級，但也依然不得不在許多崗位上對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做出了讓步，因為沒有這些知識分子的加入，勞工黨就不能讓武漢政權順利的運轉起來，特別是隨著控制區域突破了湖廣地區之後，幹部的缺乏就更加成為一個大問題了。
因此黨內認為應當放寬對於知識分子的入黨申請，以填補幹部的缺口問題。而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也使得一些黨員對於黨內過於重視階級鬥爭感到了疲乏，認為當前最繁重的工作還是經濟建設，政治上的工作可以先放一放，或者把經濟建設和政治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黨內的思想鬥爭都如此激烈了，黨外的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也就更加的風雲變幻了。比如以兩湖有產者為基礎建立的華興會，現在就成為了僅次於勞工黨的第二大政黨，在工農兵委員會中佔據了約10%的票數，並時常獲得了其他小黨的支持。
雖然華興會的主導人物和另一個時空大同小異，依然圍繞著黃興和宋教仁而展開，但是和另一個時空不同的是，華興會現在可以公開活動，因此在兩湖的影響力更大，且並沒有參加同盟會，其政黨的理念也從抄襲興中會變成了抄襲勞工黨，但反對階級鬥爭論和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政策。
華興會也因此漸漸成為了聯合有產者的一個主要政治力量，而宋教仁則對華興會的發展有著更大的抱負，他認為華興會應當走出兩湖，從地方性的政黨發展為全國性的政黨，從而牽制勞工黨過於激進的革命政策。
黃興和宋教仁等華興會的高層，實質上和勞工黨的高層基本同出一門，都是出自兩湖的高等院校，不是同學就是師友，他們之所以在黨外自己組黨，並不是對田均一等同學、友人有什麼意見，而是他們難以認同勞工黨對私有制的立場，他們認為勞工黨所吸納的歐洲社會主義理論並不適合中國，特別是社會主義理論對於私有制的反對，只會造成社會上的動亂，難以建立起一個真正穩定的國家。
黃興和宋教仁等人之所以反對社會主義理論，一方面是把公有制當成了國有制，從中國歷史上來看，王莽改制就類似於化私為公，但改制的結果只是造成了西漢的滅亡；另一方面他們更相信「有恆產者方有恆心」這句話，假如沒有私有財產，民眾只會過及時行樂的生活，因為反正積蓄下來的財產也不能歸於自己享用。
正是這種對經濟所有制上根本的分歧，使得原本是同學、師友，甚至是親戚和兄弟，最終都分道揚鑣了。當然，華興會終究只是一群知識分子的政治俱樂部，因為缺乏對西方政黨政治的理解，他們始終不能建立起一個具有嚴密組織性的政黨，連理論也只能從勞工黨這裡抄，因此華興會對於勞工黨的威脅其實很小。
黃興和宋教仁等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知識儲備不足，舊的士大夫的組織形式已經難以支撐起新式政黨的政治活動了，畢竟舊的士大夫並不需要民眾支持自己，他們只需要民眾服從自己。
黃興和宋教仁一度想要前往海外留學，以增加對於西方法律和政治的了解，從而將華興會徹底改造為一個西方式樣的政黨，否則他們就很難做到對勞工党進行什麼牽制，因為現在的勞工黨不管從組織力度或聲望都壓倒了其他小黨，華興會也不例外。
但是9月5日這天，看到了最新一期的國民報後，宋教仁還是感到了驚慌失措，他忙不迭的拿著報紙走去了黃興的辦公室，對著正在和黨員談話的黃興問道：「克強，你有沒有看今天的國民報？」
黃興停下了和黨員的談話，他有些詫異的抬頭看向宋教仁問道：「還沒有，怎麼了？今天報紙上登了什麼？」
宋教仁匆匆走到黃興面前把手上的報紙遞給了他，並對一旁的黨員打了招呼，表示自己要和黃興單獨談一談，這位黨員也就知趣的先告退離開了。
黃興一目十行的看過了國民報刊首的評論文章，頓時也皺起了眉頭說道：「田均一他們這是在搞什麼？這個時候拒絕美國人的調停，要是讓美國站到了俄國一方去，我們難道真的還打的下去嗎？日本方面不是已經宣布派出使團前往美國參加調停會議了，要是日本和俄國達成和平協議，難道我們還能打得過有美國人支持的俄國？」
宋教仁也連連點頭說道：「是啊，我也覺得田均一他們這次做的有些傲慢了。我們要求的是保住滿洲和外蒙，想要讓俄國對我們割地賠款，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事。
對於俄國逼迫的太緊，要是讓俄國和日本先達成妥協，那麼滿洲問題估計還要有所反覆，畢竟日本對於我國虎視眈眈也不是什麼傳聞，此前日本人在長江水域的驕橫跋扈，可是比英國人還要過分了。
這場戰爭能夠擊敗俄國人，已經是我國之大幸，但若是不能把勝利轉化為實際的利益，那麼就會出現當年中法戰爭，不敗而敗的外交上的失利。我認為田均一他們反對美國人主持的調停會議，實在是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