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北印度洋，老實說其實並不適合航行，因為這正是西南季風盛行的季節，海上涌浪不止，不時還有狂風驟雨。雖然林信義加入的是海軍，但他也覺得日本周邊的海上風浪實在是太溫柔了，和印度洋的風浪相比，大約有日本藝妓和吉普賽女郎的差距那麼大。
自從人類發明了蒸汽機之後，實際上冬季的印度洋航行才是最舒適的，風平浪靜的印度洋就好似一塊藍寶石一樣，讓人既能享受印度洋的美景，又不至於為風浪所困擾。
說起來，靠近東亞大陸的沿海是難以看到這樣蔚藍色的大海的，因為長江、黃河等大陸水系把陸地上的泥沙都沖入了海中，從而使得大陸沿海一片渾濁，只能看到黃褐色的泥湯了。只有日本列島這種沒有大江大河的島嶼周邊，才能看得到這種藍色的大海。
在內陸待了2年多的林信義，看到印度洋的遼闊之後，突然就心情舒暢了起來。老實說，不管是西藏人或是印度人，其實都很難稱之為大陸民族，前者為惡劣的自然環境所圍困，如同是大陸之上的島民，後者則是缺乏一種共同的民族想像。
印度的種姓制度，實質上就是為了模糊外來征服者和本地原住民之間的民族差異，從而形成了實質上的民族壓迫。這也是英國人能夠輕易的征服印度的原因，因為印度上層王公並沒有把英國人當成自己最大的敵人，而是把下層種姓當成了自己的敵人，和被英國人征服的後果相比，低等種姓推翻了他們的統治更讓他們感到恐懼。
印度精英之所以選擇了英國人把印度各地方宗教雜糅而成的印度教作為印度民族意識的載體，本質上也是擔憂對印度各民族的識別將會破壞印度的統一意識，但選擇了印度教卻也等於是保留了種姓意識，這就使得過去上千年里印度內部積累下來的矛盾無法宣洩出去，最終反而加強了種姓制度和宗教意識。
將近一年多的時間內，林信義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梳理內部的矛盾上，最終他發覺這其實是治標不治本，想要真正的解決印度內部的問題，從而使之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那麼就得先承認印度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並允許各民族實施自治，然後在謀求各民族之聯合。也就是說，蘇聯的模式其實更適合於印度完成獨立建國的革命道路。
這可不是他的一時奇想，東北三邦進行了民族識別並建立了民族自治區後，東北三邦的內鬥反而緩和了下來。而東北三邦之外的印度其他各邦，在英國人採取了溫和的拉攏分化政策後，原本轟轟烈烈的印度民族運動很快就四分五裂了，因為種姓制度和宗教差異限制了印度各階層的團結，特別是那些印度上層人士在得到了英國人拋出的香餌後，很快就轉向了和英國合作的道路。
假如不是印度勞工黨堅持保證東北三邦的獨立性，甚至連一些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都打算放棄東北三邦的獨立武裝和行政權力，而試圖在印度立憲會議中和英國人做和平的鬥爭了。
畢竟在絕大多數的印度精英眼中，印度是無法和整個大英帝國相抗衡的，雖然此前印度人民在戰場上挫敗了英軍，可是英國並沒有拿出全部的力量來。
繼續走武裝鬥爭的道路，也許印度最終能夠取得勝利，但是印度到時還能留下什麼呢？就如一名英國軍官所言，「英國或者會從印度撤退，不過到時這個國家將不會留下一粒黃金和一個處|女。」
印度的精英們之所以反對英國推動印度的民族意識，並不是他們感受到了印度人民被壓迫的悲慘境遇，而是他們自身感受到了被英國壓迫的狀況，他們是為自己而不是為印度人民謀求解放，否則的話他們就不會依託印度教來統一印度的民族意識了。
因此，林信義經過反覆的研究和同志們的交流，最終認為印度顯然是沒辦法從內部推翻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這三座大山的，只有在全球殖民秩序徹底瓦解的大潮流中，印度才有機會擺脫被英帝國控制的被殖民命運，也只有失去了英帝國主義的支持，印度人民才有機會打倒國內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
亞洲革命的中心依然在東亞，而印度則將會成為亞洲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因為只有先讓東亞民族獲得了解放，東亞人民才能回過身來支援東南亞及南亞各民族的獨立。這也是林信義現在坐在這條船上的原因，雖然他覺得在印度還有許多工作可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若是不能在東亞打開局面，那麼印度的革命道路就很難再繼續前進了。
和林信義同住一個艙室的是夏馬吉·克里希納瓦爾馬，和大多數印度精英一樣，夏馬吉在英國留學，學習的是法律專業，在英國學習期間所受到的歧視和回國後看到的印度民眾的悲慘生活，令夏馬吉最終成為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者。
在印度民族運動的潮流中，夏馬吉同樣遭到了英印政府的監視和迫害，不過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出現使得夏馬吉有了一個避難所，從孟買悄悄潛入比哈爾邦後，他很快就成為了印度人民委員會的一員，並很快加入到了主張武裝鬥爭道路的印度勞工黨。
夏馬吉今次是以印度比哈爾邦商業代表團團長的名義，帶著三百多印度商人前往武漢參加第一屆商品進出口大會去的。林信義偽裝成了一名商人，混入了代表團離開了印度。雖然在英印政府和印度人民委員會達成了協議之後，雙方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英印政府也宣布撤銷了對一系列印度民族主義者和中國人的通緝令，不過林信義可不會那麼天真的相信英國人抓到機會不扣留自己。
在搖晃的輪船上其實做什麼活動都不大合適，躺在船上聊天倒是唯一可行的活動，當然這也需要適應了印度洋風浪的乘客才能辦的到的事，有不少乘客暈船暈的連水都喝不下了，哪還有精神閑聊呢？不過對於林信義和夏馬吉來說，這些風浪倒是沒那麼大的影響力，上船一天後也就習慣了。
對於夏馬吉來說，這種單獨的和林信義進行聊天的機會可真是難得，雖然林信義並不介意和黨員們進行對話，可是他在印度時的工作實在是過於繁忙了，除了政務上的工作外，還要負責黨內工作和教育工作，因此很少人有單獨和其進行請教、討論革命理論的機會。
夏馬吉雖然從民族主義者轉向了階級鬥爭論，但他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了解確實貧乏，反倒是對於英國的議會政治較為熟悉，他此前成為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根源，也在於其在英國求學期間認同了英國的權利法案，根據這一法案，他認為印度民族和不列顛民族具有相同的權利，不列顛民族不應當將自己置於印度民族之上，印度民族效忠的是英王而非英國。
基本上印度精英所主導的民族運動，謀求的就是在大英帝國的框架下取得和不列顛民族平等的權利，而非徹底的擺脫英國的統治獨立建國。這種天真的想法使得這些印度精英所主導的印度民族運動一直未見起色，直到英國人採取了孟加拉分割方案，才使得一些主張徹底脫離英國的激進民族主義者走上了前台，這些激進派和群眾運動結合到了一起，才有了1903年以來的印度民族運動的大爆發。
不過，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雖然提出了徹底脫離英國統治的主張，可是對於如何建立一個印度國家卻並沒有提出可行性的方案，直到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出現，才補上了這塊短板，從而引導了印度的民族運動走向了民族自決的高潮。
夏馬吉向林信義請教的，正是如何建立獨立的印度國家的諸多問題，在他看來毫無頭緒的獨立建國運動，在林信義面前卻好似已經有了一張藍圖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它。夏馬吉覺得自己好似回到了在倫敦的求學時代，每一天都能獲得令人耳目一新的知識。
不過當輪船進入了平靜的馬六甲海峽後，他終於向林信義問出了自己最為在意的那個問題，「在您離開印度之前的最後一次黨的中央會議上，您向黨員們提出了幾條告誡。我對其中的一條始終充滿了疑惑，就是您說：農民不是無產階級，要和農民結盟，但不能依靠農民。
為何您會有這樣的判斷？從過去的一系列革命運動來看，我們不正是依賴農民的支持才打垮了英國人的圍剿和封鎖，才能建立起半獨立性質的東北三邦的嗎？就連您自己都說過，印度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假如得不到農民的支持，那麼印度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終於可以站在船頭觀賞風景的林信義聽到這個問題也稍稍認真了起來，假如說之前夏馬吉提出的問題都可以從歷史中給出答案，那麼關於工農聯盟的討論直到21世紀都存在著爭論，因此他沉思了許久才認真的對夏馬吉做了回答。
「因為農民是小私有者，雖然我們可以在農民內部分出若干階層：貧苦農民、中農和富農，但是他們的價值觀天然和無產階級是不一致的。
比如，勞動致富就是典型的農民的世界觀，因為只有農民可以通過勞動獲取更多的土地，從而把自己從貧苦農民上升為中農、富農，乃至地主。但是無產階級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的，因為無產階級再怎麼勞動也不能把工廠分割成能夠歸屬於自己獨立勞動的部分，所以無產階級追求的是按勞分配。
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共同壓迫下，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中農建立起聯盟，甚至連富農、地主都可以暫時達成聯合，這種聯合不是因為雙方的階級利益達成了一致，而是大家存在著共同的階級敵人。
當我們面對這一共同的敵人的時候，農民當然會成為無產階級的堅定盟友，因為支持無產階級就是在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共同的敵人被削弱了，無產階級和小私有者之間的矛盾就會上升了，無產階級所領導的社會，需要把生產資料公有化，從而滿足所有勞動者的需求，但小私有者的目標是勞動致富，什麼是勞動致富？不就是佔有生產資料之後去剝削其他人的勞動嗎？
所以，農民是無產階級的聯盟對象，但不是無產階級的依靠，無產階級真正能夠依靠的只有無產階級自己…」
林信義在回答夏馬吉時，不由想起了後世某個姓溫的專家，這位專家主張保證農村的小私有制以作為城市的蓄水池，表面上是給了那些在城裡留不下的農民工一個退身之地，其實他就是站在了官僚資本的立場，呼籲保持改革開放以來的官僚資本和農村小私有者的聯盟，以壓制城市的無產階級，只要農村的小私有者還存在，只要勞動致富的價值觀還能繼續忽悠人，那麼城市的無產階級就永遠無法成熟起來。
農民工本質上就不是無產階級，他們只是在城市打工的小私有者，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試圖把這些小私有者變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而溫專家則擔心這將造成中國無產階級勢力的大漲，一旦失去了農村小私有者的支持，那麼官僚資本主義壓根就抵抗不住如此龐大的無產階級的反抗。這些專家們似乎是在為農民說好話，但實質上不過是在保護私有制，他們並不是擔心農民活不下去，而是擔心農民失去小私有者身份後，就會加入到無產階級的反抗中去。